［摘要］ 延安十三年，中国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围绕社会结构、保障体系与治理模式进行了系统性重构，成功构建起一个蕴含现代化特征的新社会形态。这一实践深刻改造了传统社会面貌，在主体意识觉醒、社会公平保障、组织效能提升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提供了重要参照，也为新征程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 中国；延安十三年；社会形态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基层治理

［引言］ 1935年至1948年，是中国在延安的十三年。这不仅是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的转折点，更是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怎样建设社会”的开创性探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通过对社会流动机制、民生保障网络及整合模式的现代化再造，在根据地孕育出全新的社会形态。这种构建经验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改造奠定了基础，其内在逻辑也与当下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深刻的历史呼应。

一、破与立：社会形态重构的理论逻辑与价值转轨

延安十三年，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系统解构了传统社会的伦理基础与制度逻辑，实现了从传统治理思想向现代价值理性的转轨。

（一）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批判性解构

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为党提供了跳出历史循环论的科学工具。马克思将社会视为“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强调生产方式的变更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延安时期，党运用阶级分析法，深刻揭示了传统“三纲五常”背后隐藏的不平等生产关系，动摇了封建宗法势力的道义基础。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论断标志着党从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评判，跃迁至以阶级矛盾分析为核心的社会分析范式。同时，党确立了以实践为本位的社会认识论，坚持“系统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避免了教条主义的僵化，确保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完备性与实践改造力。

（二）传统治理思想的现代化转轨

其一，以唯物辩证法重释民本思想，推动“君民之术”向“为人民服务”转型。传统民本思想中“民”处于政治客体地位，而延安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人民实现了从政治客体向历史主体的根本性置换。其二，以阶级分析解构血缘宗法，推动家族本位向阶级动员变迁。党引导农民超越狭隘的血缘利益，建立起基于阶级认同的新型共同体，打破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对乡村的束缚，实现了乡村权力结构的根本性重构。其三，以集体主义革新社会保障理念，推动道德施舍向权利义务置换。根据地的社会保障不再是少数乡绅的善举，而是由党和组织的制度化安排，初步构建了集体性的风险防范网络，确立了社会保障的公共属性。

（三）人民主体性的唤醒与阶层流动的重塑

党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将土地这一核心生产资料与农民生存权挂钩，使农民从“自在的阶级”转化为“自为的阶级”。在社会动员上，党坚持群众路线，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减租减息、生产合作与文化教育，使人民群众从被动的社会从属者蜕变为主动的历史创造者。同时，通过知识分子工农化与工农干部知识化，打破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身份壁垒，构建起极具现代平民主义色彩的阶层流动机制。

二、组织起来：新社会形态的实践图景与结构再造

党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将理论构想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实践，通过对乡村权力、经济组织与伦理文化的改造，构建起一个结构扁平、互助合作、法治初显的现代化社会雏形。

（一）政治分层与权力结构的扁平化

党的一元化领导与一体化治理结构的建立，开创了基层治理新范式。传统乡绅的垄断地位被消解，社会政治分层不再依据血缘或土地占有量，而是基于革命功绩与劳动贡献。根据地明确赋予民众“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权”，并特别强调“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促使普通农民实现了从“子民”向“公民”的角色跃迁。社会联结纽带也从血缘伦理转向现代契约互助，通过大生产运动中的互助合作，建立了基于生产协作的横向契约关系，为现代化所需的社会动员能力提供了微观基础。

（二）集体互助与社会保障的公共化

战时济贫体系与公共卫生网络的构建，体现了从传统救济向公共责任的转变。救灾济贫从私人慈善转型为党和主导的制度化安排，采取以工代赈等方式，将社会救助与生产发展有机融合。通过建立《陕甘宁边区抚恤暂行办法》等法规，将优抚安置制度化，使革命奉献者在社会结构中获得相应的法律地位。此外，劳动英雄表彰制度的创立，成功实现了荣誉体系与物质福利的有机结合，将原本依靠血缘维系的松散社会，重铸为基于共同奋斗的现代命运共同体。

（三）社会风尚与治理秩序的法治化转型

移风易俗运动系统性地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勤俭节约等新观念注入社会肌理，并广泛开展卫生教育，引导民众建立科学理性的世界观。针对社会游民群体，党提出“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完成了社会结构的“清淤”。在秩序维护上，党通过法治化改造民间调解制度，总结出“马锡五审判方式”，将法律刚性与社会柔性相融合，初步构建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现代乡村治理范式，将外在的法律规范内化为民众自觉遵守的社会契约。

三、历史基因：延安新社会构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延安十三年对新社会形态的探索，不仅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基础，其内在逻辑更在当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主体力量觉醒：社会韧性与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延安时期通过改变互助协作关系，构筑了抵御风险的坚固防线，将孤立个体整合为具有集体理性的共同体。这种“组织起来”的逻辑，超越了传统宗法社会的血缘互助，建立起基于政治认同的现代社会韧性机制。它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不在于资本增殖，而在于亿万人民主体精神的觉醒与创造力的迸发，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有机统一。

（二）组织制度积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雏形

无论是大生产运动还是精兵简政，本质上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对有限资源的高强度整合。延安时期形成的“整体一盘棋”战略思想，将庞大人口转化为劳动大军和政治主体，汇聚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种集中统一、高效动员的体制机制，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提供了制度雏形，生动诠释了“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显著优势的历史渊源。

（三）治理效能转化：活力与秩序的统一

延安时期构建了一种“有组织的活力”。在自治层面，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在法治层面，颁布《惩治贪污条例》等法规；在德治层面，弘扬革命道德与党员模范作用。这种复合型治理体系将引导与社会参与、纪律约束与民主活力有机结合，避免了社会僵化与无序混乱。新征程上，这启示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四）独立自主底色：走符合国情道路的定力

面对国民党的封锁与党内教条主义影响，党确立了“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的自力更生方针。在极其落后的物质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超越式发展。这一经验深刻揭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不能依赖外部力量或亦步亦趋，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

［结语］ 延安十三年，党在局部执政的舞台上完成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一时期孕育的人民主体意识、集体互助精神、公平正义追求以及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历史基因。回望延安，对于我们在新征程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镜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