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建构基于语言修辞的现实主义诗学是戴维·洛奇小说理论探索的重要目标。他修正雅各布森的隐喻-转喻理论，提出“邻近性原则从组合轴投射到选择轴”“删除”“还原”及现实主义“边界”等创新命题，系统探讨转喻作为现实主义小说主导写作模式的运作机制，为现实主义批评建立专属的形式分析范畴。通过对哈代、海明威、奥威尔等经典文本的批评实践，洛奇揭示出转喻的“非逻辑性”与“系统性前景化”等特征，力证现实主义文本的语言并非“透明”，进而发掘其独有的“诗性”。与雅各布森、卡勒、詹姆逊等人的比较，彰显了洛奇转喻论现实主义诗学的独创性，其“转喻现实主义”与詹姆逊的“讽喻现实主义”可构成互补互惠的两个研究方向。

关键词 戴维·洛奇；转喻；现实主义诗学；诗性

正文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小说诗学探索中，戴维·洛奇对多种写作类型表现出较大包容性。他虽在理论与创作上历经变化，但始终“不稳固但自觉地根植于现实主义传统”，致力于研究与倡导现实主义小说。首先，他以文学史事实为现实主义辩护。1969年，洛奇在《十字路口的小说家》中指出，尽管存在现实主义“幻灭论”，但“人们还在继续创作现实主义小说”，他对现实主义未来抱持“适度肯定”。1987年他称现实主义为“近两百年来一直延续”且具“活力和生命力”的流派。1989年担任布克奖评委会主席时，他评审的上百部小说“绝大多数遵循现实主义惯例”，短名单六部作品“无一偏离现代现实主义叙事常规”，其中包括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1992年他写道，传统现实主义“显然仍是当今文学小说家的一个重要选择”。

其次，针对现实主义因被认为缺乏审美性而遭贬抑，洛奇以“形式”和“审美”为其正名。在“新批评”专注诗歌、小说研究偏重道德批评的背景下，洛奇《小说的语言》（1966）为小说批评建立起形式主义文体学范式，并在经典现实主义作品分析中加以验证。在现代主义风靡的结构主义时代，为现实主义建立语言修辞批评范畴成为《现代写作方式》（1977）和《结构主义的运用》（1981）的主要目标。面对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洛奇论证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与现代小说一样具有对话性，拥有表现人类意识的有效技巧并不断发展，间接否定了伍尔夫关于现实主义无法捕捉“生命”的观点。

一、现实主义小说“诗性”问题的提出

“真实/虚构”悖论——真实地再现现实的要求与艺术虚构性之间的内在矛盾——是现实主义诗学的核心问题。由之衍生出模仿与审美、内容与形式、本质与建构等多重矛盾。洛奇的着力点在于审美与形式，特别是语言修辞方面，试图通过此类研究解决上述难题。

理解洛奇的诗学，须先把握其现实主义“真实”观。洛奇指出：“从简单意义上讲，现实主义是一种创造现实幻象的艺术，但百分之百的成功就等于失败。”当读者将文本等同于现实本身，忘记欣赏艺术，犹如将错视画中的路坑当成真实路坑，意味着艺术性消失。他比喻道：“小说燃烧事实一如引擎燃烧燃料。”传统以“真实性”为标准的批评“不能为小说‘诗学’提供基础，因为其取向是内容而非形式”，往往只是“反刍小说家本人已更雄辩地表达过的东西”，忽视了将深层结构转化为表层结构的关键过程。洛奇不否认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但强调艺术并非一对一地等同于现实。

那么，当小说与诗歌同为语言艺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同为虚构，现实主义小说独有的审美形式及其创造性何在？其“诗性”如何产生？

二、现实主义与转喻的“诗性”关系

雅各布森的经典定义是：当能指与所指出现“分裂”，符号具有“可触知性”时，“诗性”便产生，即“通过符号的可触知性，加深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基本分裂”，造成语言“前景化”。然而，人们对小说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刻板印象是：其语言仅具所指意义，能指与所指间无“分裂”。拉夫告诫勿将“诗歌精密的语言与散文交流性、功能性语言混为一谈”，认为小说家的语言应如“透明的窗户”，读者透过它观察生活，作家只需保持玻璃干净。结合雅各布森的定义与“窗玻璃”比喻可知：若能指与所指相称、无分裂，窗玻璃便透明无“可触知性”；人们认为小说家的职责正是擦净玻璃以制造生活幻象。

面对此刻板印象，洛奇的建构工作包括：第一，论证“窗玻璃”并非完全透明，通过“形式挖掘”揭示语言中的“可触知性”与“系统性前景化”；第二，探析现实主义小说不同于现代主义的诗性话语动力机制；第三，从创作角度探讨如何让窗玻璃适度不透明，使能指与所指产生一定分裂，而文本仍属现实主义。

《小说的语言》揭示的审美性多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共享。现代主义本身即形式主义的，其审美性不证自明。洛奇对雅各布森偏向隐喻的“诗性”定义提出疑问：作为现实主义主导话语的转喻，其运作机制为何？为何它不像隐喻那样显示“偏离”与“前景化”？

雅各布森认为，隐喻和转喻源于语言使用中纵聚合轴基于相似性选择、横组合轴基于邻近性组合这两种基本操作。洛奇以“轮船驶过大海”为例说明：从语义集合中纵向选择“轮船”“驶过”“大海”，再按语法规则横向组合。改为“轮船耕过大海”形成隐喻，因感知到犁耕土地与轮船驶海间的相似性，以“耕过”替代“驶过”，需保持本体与喻体的距离感。改为“龙骨驶过深渊”则形成转喻，以事物属性替代事物本身。雅各布森指出转喻是散文和现实主义采用的手法，但未详尽论述，甚至有意无意歧视小说。其《语言学和诗学》仅将“文学性”与隐喻相连，致使英美“新批评”时代的小说形式研究“本能地寻找隐喻特征，现实主义小说不是受贬低就是被歪曲”。这恰是洛奇的创造空间——论证转喻与隐喻具有同等的“诗性”，即论证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学性。

叙事散文的基本动力是邻近性连接。洛奇提出“邻近性原则从组合轴投射到选择轴”以对应雅各布森的“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他解释此原则为“邻近性或语境对选择领域的控制”，即将话语限制在同一或极小距离语境内，这是对普通指涉性话语运作的描述，因为转喻模式书写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将自己伪装成非文学”。与之相反，隐喻追求尽可能远的语境距离。

对应隐喻的“选择”“替代”，洛奇提出转喻的“删除”操作，认为“删除之于组合，正如替代之于选择。转喻和提喻是构造的压缩”。他建议使用“扩充还原法”，将转喻句还原为“自然组合”，可发现缺席项被替代，从而分析操作规律。

以宋代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为例。按洛奇还原法，原句可视为“春风来了，天气变暖，草木又在江南岸萌发、生长、变绿了”经删除和替代而得。读还原句时关注信息与事实，无“分裂”与“前景化”，即无诗性。原句中“天气变暖”“草木生长”被删除，“春风”替代“天气变暖”，“绿”替代“生长”，“江南岸”替代“草木”，且“绿”字使动用法属日常语言罕见。从“春风”到“绿”间删除了“天气变暖，草木萌生”等信息，加上“绿”字的陌生化处理，产生突出偏离效果。此句如何体现“邻近性原则从组合轴投射到选择轴”？邻近性原则本用于组合轴，却被投射到选择轴，故纵向替代遵循邻近性与因果逻辑而非对等原则，如“春风/天气变暖”为关联天气现象，“岸/草木”为空间关联物。

转喻的“删除”与一般缩写或摘要的区别在于：作为修辞，“被删除的项目并非在逻辑上显得最为可有可无”。被删项在逻辑上仍需要，删除后造成“偏离”，成功邀请读者关注语言本身，诗性由此产生。转喻的替代与纵聚合轴替代也不同：后者处理集合于语言代码而非实际信息中的单位，而转喻替代的单位“双重存在”于代码与实际信息中，揭示转喻话语的“双重指涉性”（指向世界也指向自身）。

综上，洛奇归纳转喻修辞的“删除”与“替代”特征为四点。前三点“非逻辑性”“非必要性”“系统性前景化”将文学性转喻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区别开来，是转喻的“诗性”所在；第四点“连续性”或“邻近性”有助于辨识转喻主导而非隐喻主导。

三、现实主义文本“诗性”的“挖掘”

巴特解构巴尔扎克《萨拉辛》时，可能未意识到这正证实了该小说的“诗性”。巴特称文本无恒定结构与确定意义，具多元系统的“无限可转写性”。洛奇指出，通过分析“可读的”经典文本的“无限可转写性”，巴特展示了“《萨拉辛》意义的多元性，而不是对这种多元性的限制，这构成了对经典文本的成功平反”，精彩论证了“文学文本无论多么写实，没有任何事物仅仅是指涉性的；所有事物都有其隐含意义，且通常有几种”。当多义性被证实，语言不指向单一固定意义，“窗玻璃”便不再透明。

洛奇以奥威尔看似纪实的短篇小说《绞刑》测试其理论。他分析该小说“不需要经过历史实证就能发挥作用”，其复杂时间安排、“延缓”手段带来陌生化效果，关键细节（生命、死亡、时间）的重复强化主题，新闻要素中原因、具体时间、地点的缺失等，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文学性标志。代表性转喻策略是对“手杖”的描写：监狱长用手杖“戳碎石”“戳地面”“挥舞”“戳尸体”，手杖看似仅是指涉性日常工具，实则隐含象征意义（权杖、权威），且未破坏邻近性原则。

洛奇将海明威定位为“既想成为现实主义，又想成为现代主义的作家”。他指出，海明威“从写作中清除隐喻风格，却设法保留隐喻写作的情感共鸣”，“在转喻轴上下功夫”，“展示散文中节奏和重复的效果”。以《在异乡》开篇为例，洛奇分析其完美例释了雅各布森关于现实主义作家转喻方法的论述：“循着邻近性关系，现实主义作家转喻性从情节转移到氛围，从人物转到时空背景。他偏爱提喻性细节。”叙述从情节（伤兵治疗）“离题”至氛围（寒冷秋夜）和米兰背景，再沿邻近性线路推进。但同时，基于词语、语法结构和节奏模式重复的另一种关系在起作用，将注意力引向相似性而非邻近性。重复的“秋天”“寒冷”“风”等词使读者受感染，末句将季节与伤兵情感紧密联系，“寒冷”和“秋天”显然与死亡相关。在此回响语境中，野味细节不可避免地成为死亡象征或隐喻。洛奇的结论是：“通过精心掩饰‘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一种看似转喻的文体被用来服务于隐喻目的。”海明威通过微妙控制喻体与本体距离，避免破坏转喻邻近性链条，利用重复和节奏暗示相似性，达到既掩盖隐喻又保留隐喻意义的效果。

在《现实主义文本分析和阐释：海明威的〈雨中的猫〉》中，洛奇重点分析了转喻的“删除”技巧。他指出，该经典现实主义文本意义本应确定，但阅读体验中“已被证明是含混、多义的，它抵制阐释的封闭性”。转喻是非逻辑性删除手段，“通过省略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提供的那种动机，他［海明威］看似简单的故事产生了象征主义的多义性，使读者感受到比所理解的更多的东西”。小说结尾巧妙中断妻子视角，转换到此前未见猫的丈夫视角，造成故事“不明确性”。海明威通过删除、替代，有意破坏读者轻易获取确定意义的企图。

综上所述，转喻修辞与现实主义的诗性可来自：1.文本多义性（《萨拉辛》）；2.“延缓”“重复”及信息缺失形成的系统性前景化（《绞刑》）；3.转喻中经掩饰仍可分析的隐喻性（《在异乡》《绞刑》）；4.文本中局部性、“非主导性”隐喻（哈代《无名的裘德》）；5.删除和替代带来的含混与留白（《雨中的猫》）；6.删除和邻近性替代形成的偏离常规或“非逻辑性”（王安石《泊船瓜洲》）等。洛奇的转喻理论需与其“钟摆”论联系理解，因现实主义诗性具动态性，时代变迁与审美疲劳可使转喻模式变“背景”，隐喻前景化形成新陌生化效果，这是洛奇从文学内部揭示的发展规律。

四、“悖论”中的边界与未来

超越悖论、跳出二元对立，是现实主义诗学的重要命题。洛奇以“连续统一体”概念破解困局。该概念以两个对立概念为极值（理论假定），两极间有无数点，每点皆含两极成分，“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不会完全缺席”，但各点有区别，取决于更靠近哪一极，“主导性”决定属性。

是否对隐喻进行控制、维持转喻模式主导性，是衡量现实主义文本界限的重要指标。在含“局部性”隐喻的转喻文本中，隐喻性增强会变为“整体性”隐喻。洛奇分析了五个相同题材文本如何分属非文学、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其中转喻文本中隐喻使用的频率、系统性、语境距离控制等成为得体原则的关键因素。他强调，“现实主义小说中隐喻策略的使用要有一定的克制”，“希望采用转喻模式的作家慎用隐喻手段，使隐喻手段受语境的控制”。在哈代小说中，洛奇发现“雅各布森‘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被运用到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所能承受的极限，而不至于瓦解为现代主义”。小说中大量对等事件的重复排列呈现隐喻模式特征，但其主体框架基本维护了组合轴的邻近性关系和连续性，仍由转喻模式主导。

洛奇认为现实主义有基本内核：它“既可信又虚假”，既有“变易性”又有“延续性”，两个对立面“彼此纠缠”又“永不妥协”，此张力正是其“力量与魅力”。但矛盾运动中有一个不变内核：“我所说的现实主义不仅指对经验的模仿性再现，还指按照因果逻辑和时间顺序来组织叙事。”失去后一点，不仅不再是现实主义，若走向极端甚至不再是小说。洛奇评价《芬尼根的守灵夜》时指出，其文字实验接近再现潜意识复杂性，“但其代价是牺牲了使故事易于理解的叙事连贯性，从而告别了小说这一文学形式”。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另一重要悖论。洛奇区分了不明确性与绝对不确定性。不明确性、隐晦、含混、多义被公认为现代主义特征，也是洛奇论证现实主义诗性最重要的依据。他认为意义不明确可探寻分辨，但绝对不确定性将不明确性推向极端，否定任何意义存在。若话语滑向后结构主义的绝对反模仿、反主体，彻底失去连续性和指涉性，便不再是现实主义。窗玻璃的“不透明”有限度，不等于彻底“模糊”窗后事物或窗后别无他物。洛奇批评巴勒斯《裸体午餐》让我们“失去了经验现实中的方位，陷入伦理上不受控制的幻觉和梦境世界，无法将情节应用于现实世界并汲取教益”。

否定和拆解力量确保新元素加入，形成“变易性”。洛奇“钟摆”论的两极分别是由隐喻和转喻模式主导的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延续了现代主义所反对的传统，它相信，传统现实主义只要根据人类知识与物质环境的变化进行适当改造，就仍然具有生命力和价值”。这揭示了现实主义的变易性：反现代主义在形式和内容上已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且“改造”是恒定变量，意味着总会以新面目出现。洛奇赞扬20世纪一批现实主义作家（福斯特、劳伦斯、海明威、沃、格林等）的小说“既回应了20世纪的道德和哲学危机感，又没有严重偏离经典现实主义的常规”。格林兼顾社会与心理现实主义，既有场景切换、提喻性细节，又有内心描述，“以自由间接风格带我们进入人物内心世界，但又利用传统‘全知’叙述者的特权”。在“交叉小说”中，作家们“往往以一种令人吃惊的、蓄意分裂的方式将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模式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

洛奇认为，现实主义的存在不仅由文学内部规律决定，也由社会群体心理决定。他指出，只要人们假定现实主义模仿的现实真实存在（非魔幻），现实主义就不会消亡，小说也不会消亡。

结语

洛奇《小说的语言》开创的研究方法通用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小说；而《现代写作方式》和《结构主义的运用》的转喻模式研究，则被定标为建立独属于现实主义的小说诗学。转喻投射论是洛奇为现实主义文学量身定制的审美原则。

隐喻和转喻区分研究是洛奇建构“可以在单一概念系统内描述现代文学史中所有写作类型”的综合性小说诗学的尝试。隐喻转喻区分理论使内容在“符号的系统性结构”中得到理解，让洛奇看到消除语言/文本“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对立的前景。这一探索也是他在20世纪“对抗的文学政治”背景下，倡导兼容“审美论”“模仿论”的“宽容的美学多元主义”的努力，是在英国批评传统与欧陆结构主义间寻求融合互补的实践。只有转喻与现实主义的诗性得到揭示，才能形成洛奇追求的综合性小说诗学的完整性。这种“综合性”仍建立在“形式的领地”之上，唯其如此，才成就洛奇对现实主义诗学的独有贡献。

洛奇并非唯一从修辞角度研究现实主义诗学的当代批评家。詹姆逊致力于将“伟大的现实主义”改造成以讽喻为中心的“讽喻现实主义”。二人虽具共同结构主义色彩，但侧重点与方法大相径庭。詹姆逊的“讽喻”侧重人物及其欲望，几乎不直接涉及词语和“语言安排”；洛奇则通过“语言线索”“编织”小说“图案”，以可挖掘的语言系统性前景化决定现实主义的“诗性”。洛奇将“不明确性”作为诗性特征之一，而詹姆逊的现实主义“主导叙述”和“历史意义”是“确定的”。这分别体现了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区别。洛奇的转喻现实主义论述缺乏明确社会历史语境，受到赫尔曼批评，洛奇后来也反思此点；詹姆逊则“注意将欲望‘历史化’”。洛奇作为批评家兼小说家对现实主义“边界和未来”的论述使其理论具创作可操作性，而詹姆逊理论主要意义在于文学阐释。这些区别彰显了洛奇的独特性，若二人理论代表现实主义诗学的两个方向，则它们可形成互补关系。

与同样论及转喻的理论家比较，亦可见洛奇的独特贡献。雅各布森提出转喻与隐喻的对立、邻近性原则，指出隐喻与诗歌、转喻与现实主义小说的关系，提出“前景化”“诗性”等概念，为洛奇所吸收。但雅各布森的局限明显：其“诗性”论忽略小说；转喻模式的“诗性功能”机制未曾论及，图兰称洛奇对其观点做了“值得铭记”的“重要修正”；雅氏重融合渗透，洛奇既谈融合更谈区分，并探讨现实主义界限与得体，柯里称“洛奇第一次区分了隐喻和借喻”；雅氏认为语法对立的系统安排是作者“无意识”结果，相对轻视作家运用语言的意图性，而洛奇对转喻的论述及批评实践很好地揭示了现实主义作家运用语言修辞的自觉意识与创造性。卡勒《结构主义诗学》早于《现代写作方式》，同属形式主义范畴，但其阐释程式论“剥夺了文本自身具有意义的可能性”，而洛奇始终重视文本分析。现实主义小说诗学和转喻研究并非卡勒等人的焦点，热奈特研究的“转喻”实为“转层叙述”，与传统修辞相去甚远。

洛奇对转喻模式审美性较系统的论述，“删除”、“还原”和“邻近性原则从组合轴投射到选择轴”概念的发明，以转喻模式使用和对隐喻模式控制来定义现实主义小说并探讨其边界，这些属于洛奇的原创性成果，是可得批评实践验证的诗学理论。在现实主义频受歧视而庸俗现实主义挥之不去的文学现实中，洛奇对现实主义审美性的“挖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多少种文学观念，就有多少种对“诗性”的理解。洛奇将转喻话语模式视为现实主义小说独有的“诗性”，仅为众多可能理解中的一种，但无疑是一种独特且富于启发意义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