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末民初，随着“社会教育”思潮的勃兴，小说因其受众广泛而被视作社会教育之利器。1906年《新世界小说社报》刊发《论小说之教育》，首次明确提出“小说教育”概念，标志着这一理念及其背后的文化政策权威性得以确立，进而对当时的小说传播生态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从“以小说为教科书”、小说讲演活动、通俗图书馆兴建、通俗教育研究会的管理举措四个维度，系统梳理“小说教育”思潮下小说传播的新生态，并反思其历史局限与镜鉴意义。

关键词：清末民初；小说教育；传播生态；通俗教育研究会；社会教育

引言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加速，政治生态剧烈变迁，新式教育逐步普及。在此背景下，小说由传统的“小道”一跃成为启迪民智、改良社会的重要工具。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疾呼“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开启了小说界革命的序幕。然而，真正将小说纳入国家教育政策与社会教育体系，并由此重塑小说传播生态的，是紧随其后的“小说教育”思潮。1906年，《新世界小说社报》刊发《论小说之教育》，首次明确提出“小说教育”概念，意味着小说不仅被赋予了启蒙使命，更被纳入官方与民间的教育实践网络之中。本文拟以“小说教育”为视阈，考察清末民初小说传播生态的重构过程及其历史启示。

一、倡导“以小说为教科书”

随着新式教育的推广，有识之士积极倡导以小说启蒙学生群体。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梁启超在《论幼学》中，皆提倡以小说作为开蒙读物。最早明确提出“以小说为教科书”主张的是黄伯耀与黄世仲。1907年，二人分别在《中外小说林》发表《学校教育当以小说为钥智之利导》与《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积极鼓吹在学校教育中以小说充当教科书。

这一主张迅速得到出版机构与小说报刊的响应。1904年，《中国白话报》刊载《新儒林外史》，赞扬其囊括新旧学理，“可以做学校课本”。1910年，樊在《小说界之评论及意见》中进一步提出“编纂小说教科书”的主张。与此同时，清学部也以“审定教科书”的名义向学生推荐小说读物。1910年3月28日《神州日报》发布“学部审定商务印书馆教科图书”广告，其中《克莱武传》等即被列为学部审定的小说教科书。

进入民国后，“以小说为教科书”的倡议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1915年，叶楚伧在《小说杂论》中积极响应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通函各报勿与登载”不良小说的公告，同时呼吁学校为学生选择“良好之小说”。在浓厚的“小说教育”氛围中，小说进入教科书已水到渠成。1913年，江西兴国丽泽初等小学校规定周日上午学生来校，由教员讲解《教育杂志》所载之小说。此后，多种中小学教材如《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新学制小学教科书高级国语文读本》等，均选录了《草船借箭》《福尔摩斯》等小说作品。特别是通俗教育研究会嘉奖的小说，往往被优先推荐为学生读物。1919年《教育杂志》第11卷第3期刊登“教育部褒奖通俗教育小说”广告，开列21种获奖小说名目，成为学校选本的重要参考。

白话被视为启蒙民众的关键工具，这是促成白话小说进入教材的核心因素。1920年，教育部通过胡适等人提交的将“国文”改为“国语”的提案，为白话小说进入教科书提供了制度便利。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何仲英等编《白话文范》，作为中学教科书选录了《西游记·孙悟空》《老残游记·大明湖》等古代白话小说名篇。至此，“以小说为教科书”从理念倡导走向了课程实践。

二、开展小说“讲演”活动

“小说教育”思潮不仅推动了小说进入学校，还促使面向社会大众的小说“讲演”活动蔚然成风。清末学部颁布的《学部采择宣讲所应用书目表》开列宣讲用书30余种，其中即包括《黑奴吁天录》等小说。社会各界高度认可小说宣讲的教化效果。《新世界小说社报》1906年第四期所载《论小说之教育》，主张在茶馆中“演以白话，仍以小说谋教育之普及”。1908年，黄伯耀发表《普及乡闾教化宜倡办演讲小说会》，强调“演说小说之捷于教化”，呼吁在乡闾基层广泛设立演讲小说会。

民国初年，小说宣讲仍是重要的“小说教育”手段。1915年，教育总长张一麐强调“小说之中者，无一不可运用于讲演之中”。教育部的倡议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其中京师地区的小说讲演活动尤为活跃。设立于北京教育会的北京评书研究社，高度重视小说评书的演讲效果；北京教育会会长章联甫等教育界知名人士也给予大力支持。1915年，黄炎培在《参观京津通俗教育记》中，真实记录了京师演讲小说的盛况与显著成效，反映出小说讲演已成为当时社会教育的一道风景线。

三、兴建“通俗图书馆”

兴建“通俗图书馆”，是民国初年官方实施“小说教育”的新举措。1915年，《教育部拟定社会教育各项规程呈并大总统批令》强调“通俗图书馆为灌输常识，启迪国民之关键”，随后教育部颁布《通俗图书馆规程》，要求各省及县治设立通俗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利器的小说，自然成为通俗图书馆的必备书籍。为此，通俗教育研究会还专门编印《图书馆小说》以供各馆采择。

通俗图书馆在藏书建设上，一般会参照通俗教育研究会的规定，重视小说的审查工作。例如，京师通俗图书馆鉴于“各种小说，亦或在部令禁毁之列，故检查时，认为与教育相背谬者，悉行取消”，严格按照《审核小说标准》对馆中小说严加审核。为使“小说教育”活动更为普及，官方还在各县推行“巡行文库”制度，以便基层民众阅读小说。1916年9月，教育部规定“巡行文库为通俗教育之一种”，要求各县通俗文库采集“各种有益小说”，以“输送城镇乡各支部，再由支部转送各村落阅览所”。由此，在民初密集的通俗教育网络中，连最基层的村落也受到了“小说教育”思潮的辐射。

四、“通俗教育研究会”对民初小说传播生态之影响

作为民国初年官方专门的小说管理机构，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陆续出台多项小说查禁与奖励措施，对当时小说传播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1915至1916年间，该会相继发布《禁止出版伤风败俗小说杂志的通告》《劝导改良及查禁不良小说办法》《公布良好小说目录案》《奖励小说章程》《审核小说标准》等文件，并咨请内务部转饬警察厅通令查禁“不良小说”；还协同内务部饬令京师警察厅查禁《浪史奇观》等“诲淫”之作。

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小说查禁与奖励措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1916年，北京书业进德会颁布《禁售书目》，开列禁售小说近30种。同时，该会褒奖的小说也得到广泛推扬。1917年，《小说月报》第八卷第十号特意登载“教育部褒奖通俗教育小说”告示，宣传推广获奖小说。

通俗教育研究会对小说传播生态的影响，还突出体现在对鸳鸯蝴蝶派小说及黑幕小说的查禁上。这两类小说或以娱乐消遣为目的，或以揭人隐私、攻讦他人为能事。更严重的是，在社会各界积极提倡“以小说为教科书”的背景下，学生群体反而成为鸳鸯蝴蝶派及黑幕小说的主要读者群，这显然与官方的社会教育理念背道而驰。因此，通俗教育研究会多次发布《教育部咨禁荒唐小说》等函告，严加查禁。然而，查禁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黑幕小说并未因查禁而消失，青年学生仍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重要读者群。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初小说传播生态的复杂性与多元张力。

五、对晚清民初小说传播生态的反思

从“小说教育”视阈观照清末民初的小说传播活动，有两点值得后人反思并引为镜鉴。

第一，片面强调小说的道德伦理内涵，导致“新小说”与民众审美需求脱节。

1916年3月，教育部颁布《奖励小说章程》，规定凡“可补助我国人之道德智识”的小说即可授予褒状，表明官方对小说的管理立足于道德伦理建设。过分强调小说的社会教育功能而忽视其审美价值，必然导致作品缺乏艺术“兴味”。1914年，吕思勉在《小说丛话》中指出，用于社会教育的“新小说”大多“干燥无味，毫无文学上之价值”，一语道破其受民众冷遇的症结。相反，官方查禁的“不良小说”多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消闲文学，反比“新小说”更受欢迎。这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传播悖论，凸显了教育功利主义对文学本体的伤害。

第二，受“小说教育”思潮影响，社会各界存在情绪化、片面化、极端化的批评倾向。

因倾心于欧美社会教育经验，清末民初社会各界对中国传统小说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1915年，教育部次长兼通俗教育研究会首任会长梁善济在该会成立大会上，称赞外国小说教人以忠孝，贬斥中国传统小说皆为诲淫诲盗之作，予以全盘否定。当时小说界盛行的“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以及对翻译小说的过度推重，都与这种偏激态度密切相关。只有将清末民初的小说传播活动置于“小说教育”风潮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中，将其作为特定政治文化政策的产物加以剖析，才能得其要领。

结语

清末民初的“小说教育”思潮，以小说为媒介，以启蒙为宗旨，通过教科书编纂、讲演活动、图书馆建设、官方审查与奖励等多重机制，重构了小说的传播生态。这一生态既体现了国家力量对文学场域的深度介入，也暴露了工具理性对审美价值的挤压。回望这段历史，我们既要肯定小说在开启民智、普及教育方面的历史功绩，也要警惕将文学简单等同于教育工具的倾向。唯有在教育的功利性与文学的审美性之间保持平衡，小说才能真正实现“教育”与“文艺”的双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