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胡先骕的师友网络与"继往开来、融贯中西"的文化旨趣深度契合，对理解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内在理路具有重要意义。其师友群中，旧学"耆宿"与以西学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人虽在知识结构上各有偏重，但"往"与"来"、"中"与"西"之间形成了深层的互动交融。这一格局不仅将"继往开来、融贯中西"的文化理想落到实处，也使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与此同时，论敌胡适从另一翼推进了相关思考——二人虽"志同道不合"，但因总体目标一致，最终完成了从"志同道不合"到"皆兄弟也"的路径转换，通过刺激与回应，成为文化保守主义建构中的特殊力量。

关键词： 胡先骕；师友网络；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继往开来；融贯中西

引言

1920年代，《学衡》杂志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构成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重要言论阵地。植物学家胡先骕作为核心成员，因与胡适之间著名的"二胡论战"而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思想两界，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史的一笔。多年以后，胡先骕仍多次追述学衡派的文化旨趣，对当时的学风高度赞赏，并名之为"南雍精神"。1936年，他在《朴学之精神》一文中郑重写道："夫南雍之精神，不仅在提倡科学也，文史诸科名师群彦，亦一时称盛……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其中"继往开来、融贯中西"八字最为精要，既是"南雍精神"的核心内核，也是胡先骕心目中文化保守主义的理想追求——即不遗余力地吸纳古今中西的文化资源。

这一理想如何实现？关键在于寻获志趣相投的师友，共同致力于文化理想的实践。胡先骕"以友辅仁"，所结交的师友范围极广、容纳度极高，既在"古今"与"中西"之间搭建起文化桥梁，也为《学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找到了人群载体。有鉴于此，本文以胡先骕的师友网络为研究对象，借以管窥其本人及学衡派的文化旨趣。

一、胡先骕师友群中的老辈学人

胡先骕的友人曾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作为"治新学之人"，胡先骕"不屑附时流俗好"，反而"乐与耆宿周旋，臭味相投，咸酸同好"。这一举动，表面看是性情使然，根本上则是由"继往开来"的职志所驱动。胡先骕所结交的"耆宿"皆为旧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饱学之士，他从中获得的愉悦，实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怀有"温情与敬意"的精神之乐。

近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聚焦于深层文化问题，与政治保守主义判然有别。胡逢祥指出，主流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虽对传统怀有强烈依恋感，且十分强调文化变动的历史延续性"，但"并不因此盲目维护传统社会体制"，而是能够以理性姿态认肯社会的近代化趋势。胡先骕及《学衡》诸子正是此种"近代式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他们有意疏离政治，强调文化连续性，反对断裂式的激进变革，在思想界新旧对立的刺激之下，构成了一种文化的自我护卫与内在回应。

在1910至1920年代的新旧交替浪潮中，"喜新厌旧"蔚为风气。罗志田曾记述1919年夏胡适与章太炎同台演讲一事：胡适登台即念荷马诗句"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刻意以章太炎不懂的英文来标示"我们"与"你们"的界限。这里的"我们"与"你们"成为新旧对立的符号——老辈学人即便如章太炎，亦不被新人物所尊重。桑兵注意到，此种风气至1920年代后期方始好转，胡适等人的后辈学人明显开始亲近老辈学人，他称之为"隔代相传"。

"隔代相传"的出现，说明老辈学人身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然而这种价值在1910至1920年代长期被遮蔽。在主流新学人士看来，发展新学术、新文化必须以消灭古旧文化为前提，将新旧、古今截然对立。罗志田指出，他们"根本仍是认为中国'文化'已在阻碍作为'国家'或'民族'的中国向着变成'现代的世界文化'这一发展方向前进"。胡适甚至发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极端论断，直至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

胡先骕对此立场绝不认同。他认为古今中西文化不仅有异，更有同，唯有找到新旧之间的共通点，新文化才能获得历史根基。在《朴学之精神》中他明确指出："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倘若任由胡适等人斩断传统，文化建设将陷于无根无源的境地——仅靠"移植"与全盘西化，岂有真正的生命力可言？

胡先骕师友群中的"耆宿"并非顽固守旧之辈，其中不少人当年曾是引领风气的新人物，由旧入新，并不排斥新思想。胡先骕曾将民国时代的"清季文人"分为五类，对泥古不化或猎取名公者自然不视为师友；而他以弟子礼谨奉的沈曾植、陈三立等遗老，以及深为激赏的俞明震等人，虽政治立场各异，但皆为传统学术与文化的重要承载者。这说明，文化而非政治，才是胡先骕型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关切。"继往开来"聚焦于学术文化的传承不坠，即"我国民族不可磨灭之精神，足以使吾国文化几废几兴，终不失坠者"。这一思路与陈寅恪的"文化托命说"神理相通——而陈氏的相关论说本就受到胡先骕的影响，可上溯至王国维1919年所作《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在该文中高度评价沈曾植为"学术所寄者"，誉之为"邦家之基，邦家之光"。胡先骕晚年特为拈出这段论述，对沈曾植"贯天人之奥，会中西之通"的学养深致敬意。从沈曾植到王国维，再到胡先骕、陈寅恪，古今中西的文化传统得以贯通，胡先骕师友群中的"耆宿"现象由此获得了深厚的历史纵深。

二、"融贯中西"与西学之士

以师友群的视角观之，胡先骕所推崇的"继往开来"主要聚焦于旧学"耆宿"层面，而"融贯中西"则与其同西学之士的交往密切关联。

晚清士人大多不通西洋语言文字，无法直接阅读西文原典，知识理论层面的"融贯"因而无所依附。进入民国以后，留学海外并直接阅读西典渐成风气，具备西学背景的下一代学人才真正开启了"融贯"的进程，而学衡派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与同期的东方文化派或梁漱溟等新儒家早期人物相比，学衡派呼应世界性的人文主义思潮，其理论宗主直接来自西方。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实践中，西学被用作重要的知识武器，这也正是其与胡适等人产生直接思想冲突的根源所在。对学衡派尤其是胡先骕而言，守卫"中学"之外，西学更是其批判对手的锐利武器。

沈卫威指出："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有明显的知识元典精神的崇拜倾向。为了论证胡适等人在西学上的浅薄，引用、借助的是白璧德的基本观点。"这种"知识元典精神的崇拜"实为学理层面的自觉。"耆宿"之所以能吸引胡先骕，在于他们在传统"中学"元典上造诣深厚；而民国时期欲实现"融贯中西"，对西学同样需要严苛的元典精神。晚清林纾因不通外文、转译西方文学，至民国已丧失"融贯"的资格，成为胡适批判的对象。胡先骕起而捍卫林纾，直接导火索正是为师长鸣不平。他认为林纾之所以在论战中处于劣势，"乃在于不通西文，未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由此，学衡派起而卫道时，最主要的武器乃是"西学"对"西学"，呈现出"西与西斗"的格局。

胡先骕与胡适的"二胡论战"既是《学衡》创办的重要引线，也是胡先骕以西学武器建构文化保守主义的序幕。郑振铎曾评价道："林琴南们对于新文学的攻击，是纯然出于卫道的热忱……但胡梅辈却站在'古典派'的立场来说话的，他们引致了好些西洋的文艺理论来做护身符。"在《学衡》阵营中，柳诒徵"中学"根基深厚但西学为短板；梅光迪疏懒少作；吴宓长于编务但鲜有长篇论战文字。冲锋在前的反倒是植物学家胡先骕——他不仅精通西方理论、擅长撰写长篇论辩文章，更以科学方法制约胡适：其《评〈尝试集〉》运用科学统计与分类法对胡适诗集进行系统分析，逻辑严密，为胡适此前论敌所无。在胡先骕的师友群中，西学之士实不可或缺。

西学源自西方，胡先骕虽有多年留洋经历，但其所识外国学人主要集中于植物学领域。哈佛求学期间，他与导师杰克（C. S. Sargent）等植物学家交往密切，但直至1923年再度赴美之前，未曾面见白璧德，更未接触其门下的外国学人。他主要通过吴宓、梅光迪了解白璧德学说，并于1922年成为白氏《中西人文教育谈》的首位译者，同时确定了"白璧德"这一中文译名。此后他深服膺于白氏的人文主义思想，再度赴美时专门登门拜谒。然而在人文领域，胡先骕所交往的"西学之士"主要仍是中国学人，且以国内交往居多。这既受专业领域所限，也因为胡先骕心目中的"西学之士"须具备中国本位意识，而多数欧美人文学者鲜有此种自觉。白璧德之所以能成为学衡派的理论宗主，正在于其具有跨文化的中西打通意识，且门下弟子多来自中国。

在胡先骕的师友群中，西学之士的核心人群是留学生群体，尤其是学衡派留学生。但与胡适不同，这批留学生不再以西学背景强分"我们"与"你们"，而是郑重声明"我们"与"你们"之间本有合辙之处，不承认胡适等人所主张的西学。西学阵营因对传统所持立场的不同而发生了分化与斗争。胡先骕指出，刘伯明、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人主讲之后，"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夫所辨认"，并强调"提倡本位文化"的重要性。当时胡适等人刻意推动中西对立，胡先骕认为其功利主义不仅未能触及西方文化的精深层面，反而引入了西方文化中的糟粕，挟留学生之名头"诋毁旧学"，将导致"西方文化之危机已挟西方文化而俱来，国性或将完全澌灭"。因此，他与学衡派同人起而卫道，既为本国文化及国性的保存，也在西学层面正本清源，提倡"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在"融贯中西"中实现本位文化的近现代转型。

胡先骕还上溯严复，称颂其"博览贯中西，晚年尤见道"，将严复视为留学生中"融贯中西"、重振国魂的最早代表，以此作为精神资源以抒胸臆。从严复"播文明思想于国民"到胡先骕将功利主义转向人文主义，在"通贯中西"中着力"宏恢圣道"。当然，这种"借洋权威以张中学"的策略存在难以深入西学堂奥的局限，但受现实条件所驱动，亦属不得已之举。总体而言，胡先骕师友群中，旧学"耆宿"与西学人士在知识结构上各有偏重，但"往"与"来"、"中"与"西"之间互动交融，使文化保守主义呈现出开放性与包容性。

三、文化保守主义建构视野下的"二胡"之争

作为胡先骕的主要论战对手，胡适因其激进主义立场而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对立并非可有可无。正是胡适的挑战，倒逼胡先骕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赓续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思考，使其在思想交锋中问题意识更加明确、逻辑更加严密，从反方向推进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建构。

司马谈论"百家争鸣"时曾引《易经》"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之语。"二胡"之间虽针锋相对，但总体目标一致，可谓"同归"于现代社会的新文化建设。胡先骕曾坦言："素怀改良文学之志，且与胡适之君之意见，多所符合。独不敢为鲁莽灭裂之举，而以白话推倒文言耳。"可见二人在改良文学及新文化建设的大方向上并无根本分歧。胡先骕甚至坦承"与胡适之君之意见，多所符合"。他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并非复古倒退，而是新文学及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翼，是新文学激进派的纠偏者与补充者。

"二胡"之间可谓"志同道不合"。一方面各持己见，胡先骕对胡适不乏严厉批评；另一方面又对胡适的才华高度认可，年少时曾一度主动订交。1916年胡适撰写《文学改良刍议》，文中具体的攻击对象正是"吾友胡先骕"——"吾友"二字表明二人当时尚属师友关系。至1940年代后期研究院会议期间，二人在南京重逢并合影留念，胡适在照片上题写"皆兄弟也"。此时二人文化取向虽依旧对立，但在现代知识分子及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上已成同辙并轨之人。胡宗刚评价道："他们都是有意推进中国民主建设的自由主义者。"

"二胡"之间的认知差异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行为方式上，胡适以激进态度推倒传统，强调古今中西的对立；胡先骕则主张尊重固有文化，稳步推进以保持"国性"。其二，理论宗主不同——胡先骕服膺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胡适信奉杜威的实验主义。胡先骕在《朴学之精神》中总结道："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乃得以与实验主义分庭而抗礼。"白璧德尊重传统、推崇孔子，提醒"宜注意，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这对胡先骕提出谨防"倾水弃儿之病"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三，在应和时流与引导民众方面，胡适聚焦当下效果，以文化进化论看待新旧关系，主张以白话文取代传统文学；胡先骕则力主传统文学文化具有不竭的生命力，强调知识分子应肩负引导民众的责任。他认为，留学生作为"中国社会之领袖"，"居左右社会之地位，则宜自思其责任之重大，而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心"。这种精英主义路径既是传统士大夫精神的体现，也契合白璧德人文主义"文化非赖群众所可维持，必托命于少数超群之领袖"的主张。

总之，在中西融通的思想背景下，"二胡"总体目标一致，在"殊途同归"中开辟出新文化建设的不同路径。胡适的刺激使胡先骕的人文主义取向作出了针对性的回应，从反方向有力地推进了这一思想的建构与发展。

四、结语

胡先骕的交友圈集中于学人群体，大量人文社科领域的学人与其发生密切关联，从不同层面塑造了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这种影响与"继往开来、融贯中西"的文化旨趣深度契合，对理解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内在理路意义重大。

一方面，胡先骕从老辈学人处汲取传统文化养分，通过"乐与耆宿周旋"实现"文化托命"，达成"继往开来"；另一方面，在"融贯中西"中与西学之士共同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在"提倡本位文化"的同时输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师友群中旧学"耆宿"与西学人士虽知识各有偏重，但"往"与"来"、"中"与"西"之间互动交融，将"继往开来、融贯中西"落到实处，也使文化保守主义具有了开放性与包容性。

胡先骕的思想并非孤明独造，而是深受师友网络的直接影响乃至参与建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内外师友的互动是其文化保守主义得以历史地行进并定型的主要动力。同时，论敌胡适从另一翼推进了相关思考——虽"志同道不合"，但因总体目标一致，完成了从"志同道不合"到"皆兄弟也"的路径转换，通过刺激与回应，成为文化保守主义建构中的特殊力量。

"胡先骕的师友网络"不仅是一个具体个案，更是重审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复杂性的重要棱镜。其背后蕴含着传统与现代的交互融通、时代风潮的激荡、域外视野的拓展以及多元理论资源的引入。在全球现代化转型与反思的宏观脉络中，作为中国的思想样本，文明对话结构、知识体制变迁等宏大议题隐于其后，在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思想版图中皆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