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芝、王娇娘均是传统礼教下执着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她们在家庭出身、婚恋对象和感情受阻上均有其相似性，但她们的婚恋情形、情感萌生及其她们自身与家人性格上的矛盾有诸多的差异。她们的婚恋观也由汉末建安时的结发同枕席，夫唱妇随直到白头偕老，发展到明末时追求同心子的知己之爱，这种衍变一方面反映着封建伦理制度对女性的限制程度的变化，另一方面反映了女性自身对理想的生活、美满的婚姻的向往、追求，彰显着进步的理性的文化意义。

　　《孔雀东南飞》是东汉末年的一首乐府诗，最早收录于南朝人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后来人们习惯以长诗的第一句称之。《娇红记》是明末孟称舜根据元代宋梅洞同名小说改编的传奇剧。它们分别产生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和没落期，是两部体裁不同、题材相当，都是通过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和封建家长制下父母为子女操办婚姻的著作。分别塑造了刘兰芝、王娇娘这两个在文学史上光彩照人的悖逆封建家长认为的以势力和金钱为幸福标准的悲剧艺术形象，同时也反映出青年男女向往的婚恋的变化和对中国传统婚姻的形式的传承和发展。

　　一、刘兰芝与王娇娘的相似性

　　刘兰芝与王娇娘悖逆传统礼教、执着追求爱情，但是在封建传统礼孝观念的束缚下，她们既想自主地追求美好的爱情，但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反对封建礼教下形成的封建家长对于子女的婚事绝对的权利，最终选择以死来作为博取与恋人承诺的长相厮守。

　　从她们家庭出身来看，两人都出自门第之家，曾受到良好的教育，知书识礼，才貌双全。刘兰芝美丽善良、温柔宽厚、多才多艺，面对婆婆的虐待而敢于主动请辞，请辞而又不失礼。王娇娘才貌端妍，聪慧过人，淑静温顺，她有着心细如丝的分析能力和独立识见，以及基于理性思考基础上的人性觉醒和为追求真爱而不惜一死的精神。

　　作为悲剧的女主角，她们婚恋的对象也很相似。焦仲卿外柔内刚，当他得知兰芝将被遣返之后马上向母亲诉求，这个孝字当先的的社会里焦仲卿做出对母亲力所能及的抗议，面对愤怒的母亲，他安慰妻子，冷静的却兰芝暂回娘家，从长计议，可谓既对母亲有情，更对妻子有义。申纯对爱情始终坚贞不渝，每一次挫折都使他痛苦不堪，而每一线希望也会使他欣喜若狂，娇娘死后,他虽身迁高就，荣华富贵，似玉佳人近在眼前，却弃之不顾，殉情而死。

　　此外，她们的感情受到的阻力也很相似，都是她们父母对于有权有势的求婚者的金钱的向往和对他们拥有的权势的畏惧。刘兰芝被遣归回娘家，先后就有县令和太守家遣媒来提亲，由于封建条件下形成的家长认为的钱财就是衡量婚姻幸福的首要标准，兰芝的长兄出于这样的传统观念，认为刘兰芝的追逐与仲卿的感情只是一种任性的行为，“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1］最终答应与太守家的婚姻，迫使恪守爱情誓言的兰芝走上了“举身赴清池”的道路。王娇娘与申纯屡经误会和间阻，真心相爱，王家却迫于权势而不顾女儿的愿望，将她许配给有权有势、财大气粗的帅公子，即使是申纯身迁高就，家长依然不遂子女的意愿，棒打鸳鸯，爱情如笼中之鸟无法飞腾，不得不服从于驯养者的意志。逼迫越甚，反抗越强，既然爱情在现实人生中不能实现，他们只能将希望寄予未知世界的死亡，在他们此时的意识里死亡不是爱情和生命的结束，而恰恰是开始。

　　作为封建社会前后期婚恋悲剧的两个经典形象，刘兰芝可谓是可敬可叹，王娇娘见识过人，两者相互辉映，都是美和善的化身，她们身上的遭遇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粉碎了给人们看，从而奠定了他们的悲剧婚姻在中国文学史上可歌可泣的地位。

　　二、刘、焦与王、申的婚恋差异性

　　（一） 婚恋情形与感情萌生不同

　　刘兰芝与焦仲卿已是多年的的夫妻关系，是按照严格的封建礼数，经三媒六聘、三书六礼这些中国传统的男女婚嫁的礼法把兰芝娶进了家门的，在婚前没有彼此的了解和感情，但他们的婚姻是幸运的，他们婚后情深意厚，琴瑟相谐。为了能和焦仲卿的夫唱妇随的白头到老，刘兰芝竭诚尽力，希望感化铁石心肠的婆婆，换得与丈夫焦仲卿长相厮守。即便是被遣已成事实，刘兰芝还是珍视与焦仲卿的这份感情，把自己陪嫁中的珍爱之物留给焦仲卿做纪念。临别时面对焦仲卿的一片挚爱之情，她虽然明白世事难料，前途茫茫，他们依然纫如蒲苇、坚如磐石，盼望着破镜重圆的那一天。这么一对对生活充满了憧憬，对爱情有着深深的期待的希望能忠贞不渝，长相厮守的恩爱夫妻，遭到封建家长的不合情理的棒打鸳鸯，理由仅仅是焦母所谓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

　　王娇娘与申厚卿的爱情，历经了会娇—和诗、分烬、拥炉—断袖、要盟、赠佩—生别、泣舟这么一断逐步了解的过程，他们的情感从听闻、到相见、相识、相知、再到相思，他俩之间互为依恋、依赖，彼此情感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每一次的误解，每一次的化解，都使得她们的感情拉得更近，她们的感情经过反复试探和逐步了解得以建立的，有着不可动摇的凝结力。他们的恋爱,不是为了富贵荣华,也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以身相许在申纯登第得官之前，为了这份真情，宁可舍弃功名利禄,只求两情谐合，这是出于真正的了解、真心的相爱。
（二）刘、焦与王、申的婚恋产生的时代背景差异

　　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以不同的体裁形式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或者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孔雀东南飞》与《娇红记》的文本叙述时间分别发生在汉末建安中和北宋末宣和年间，作品分别问世于晋代［2］和明末，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期和衰落期。

　　刘兰芝被婆婆认定为“举动自专由”的无礼节，不堪婆婆的驱使而主动请求遣归，跟焦仲卿依依离别时嘱咐仲卿早些时候来接，以免性情暴如雷的兄长“逆以煎我怀”重新择一门亲事。而回到娘家时日不久，就有门第兴旺的人家遣媒来说亲。从这些行为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汉末时由于儒家传统的孝道妇道等思想处在刚起步上升的阶段，对婚姻并没有太多的节制，那时人们对待婚姻还是有相对开放的胸襟。而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在一定的程度上加大了对人民的人身控制，他们进一步的强调和发展传统思想，尤其是发展到后来的陈朱理学，使得封建礼教一步步的走向反动以致成为一股负面的力量，这成为封建社会对人们思想统治的总趋势。王娇娘生活在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的北宋末年，一方面她自主地追求和申纯美好的爱情，但当他们的爱受到外力的阻碍后，她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反对封建礼教下形成的封建家长对于子女的婚事绝对的权利，只能在飞红的帮助下，前来相会自己认定的同心子，但迫于父亲的外在压力，她也只能哭泣舟中。

　　（三） 刘、王二人在与各自家人性格矛盾上的差异

　　在《孔雀东南飞》中塑造的焦母是一位个性刚强的女性，作为一个封建寡妇，夫死从子的传统礼教禁锢着她，致使她独自把焦仲卿抚养成人，还培养成了一名小吏，也算是出人头地。她多年来所受的艰辛非常人所能了解，因此造成了焦母对子女持很严厉的态度, 对焦仲卿更是拥有绝对的权利，长时间的这样又养成了她总是想支配别人的性格，因而她对刘兰芝也是以一个要强的女性形象出现。可刘兰芝也是一个性格果敢的女子，她织素裁衣，手脚麻利，能干肯干。这样，婆媳两个要强的人长期的相处，双方总不可避免会发生些冲突。此外，焦仲卿作为婆媳矛盾的调和者，他性格中充斥着叛逆的因素，在得知兰芝遭遣归后，他毅然找到母亲规劝诉说，以致惹得母亲捶床大怒，这在儒家强调礼孝仁义的社会里，焦仲卿已是力所能及，既然劝说母亲不成功，她转为劝刘兰芝暂回家中，所以才有后面的“性情暴如雷”的刘兄逼嫁。

　　而在《娇红记》中，娇娘的父亲王文瑞是一个嫌贫爱富的谙熟人情世故的怕势的官僚主义者，针对没有功名利就的申纯的请媒求亲，他借故朝廷的“内兄弟不可通婚”为由断然拒绝，可当申纯取第高就后，他基于申纯“前程未可限量”而主动圆成这对内兄弟之间的通婚。而面对帅公子挑唆，迫于帅府威势，他不愿开罪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开罪于帅府，于是他既不考虑已承诺于申家的婚约，也不关心娇娘是否愿意与帅子相处，便以父之名结了帅府这门亲家。可王娇娘却是温顺善良、优雅高洁，而又坚贞刚烈的性格，她从小便是父母的掌上明珠，长在深闺使他没有接触其他男子而产生爱情的欲望，而当她认识了申纯后，女性积攒已久的固有的情感需求便权利的倾注于她所钟情的男子——申纯，并在心里认定了申纯即是自己托付一生的伴侣。但迫于伦理道德的束缚，使得她处理与申纯的恋情时瞻前顾后，不断地试探，外化的表现与内心的情感真实常常截然相反，以致她的心思有时连申纯也琢磨不透。正是这种瞻前顾后的矛盾心理，使申、娇二人的爱一路遣通而行，进展缓慢。

　　三、刘兰芝与王娇娘的婚恋观

　　刘兰芝和王娇娘都具有追求自主婚恋的共性，但她们婚恋观却存在差别。

　　《孔雀东南飞》塑造了对爱情婚姻的执着追求的刘兰芝形象，她和焦仲卿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为伉俪，婚后他们彼此萌生了感情或是亲情，情深意笃，琴瑟相谐。为了与焦仲卿结发同枕席，夫唱妇随直到白头偕老，尽管焦母多方的为难，她还是竭尽全力的通过辛勤的劳作来使婆婆改变对自己的映象。然而，尽管她“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可依然“大人故嫌迟”，可见“君家妇难为”是多么的艰辛。尽管呆在夫家的日子是如此的艰难，因为爱情，宁可吃这份苦、受这份累，与夫君临别时依然是难舍难分。依然希望有朝一日能破镜重圆。

　　与刘兰芝的这种“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夫唱妇随直到白头偕老的婚恋追求相比，王娇娘有着鲜明而独立的婚姻爱情观。她自觉思考了古往今来女子的不同命运:

　　“古来才子佳人共谐姻眷,人生大幸,无过于斯。若乃红颜失配,抱恨难言。所以聪俊女子,宁为卓文君之自求良偶,无学李易安之终托匪材。至或两情既洽,虽……身葬荒丘,情钟来世,亦所不恨。”［3］

　　通过冷静地思考,她的择偶标准更加纯粹。她鄙弃那些豪家富室和轻薄才子,愿“但得个同心子,死共穴,生同舍,便做个连枝共冢,共冢我也心欢悦。”追寻彼此间的情趣相投，追求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爱情，为彼此间的知己之爱不惜一死。

　　刘兰芝与王娇娘的婚恋观由汉末建安时的结发同枕席，夫唱妇随直到白头偕老，发展到明末时追求同心子的知己之爱，封建社会的这种婚姻衍变一方面反映着封建伦理制度对女性的限制程度的变化，另一方面反映了女性自身对理想的生活、美满的婚姻的向往、追求，彰显着进步的理性的文化意义。

　　四、《孔雀东南飞》与《娇红记》反映的封建婚姻的文化意义

　　《孔雀东南飞》与《娇红记》都是通过封建家长制下父母为子女操办婚姻，在传统的封建礼教的利害关系的影响下，形成了他们以金钱和权势作为衡量子女幸福的标准。由于需要成就的婚姻与子女所向往的婚姻存在着质上的差别，不能为他们所接受，因此造就了这两段名垂千古的为捍卫爱情不惜牺牲性命的佳话。从中不难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的青年男女双方追求婚姻幸福的标准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同时，也能通过这两家婚姻折射出古代婚姻的基本形式的传承。

　　刘兰芝和焦仲卿他们是典型的封建婚姻形式——先婚后恋，他们希望在婚后过上夫唱妇随直到白头到老的夫妻生活，在封建社会的这种婚姻体制下，他们能够在婚后和谐相处，对于他两来说婚姻可谓是眷顾这对新人的。而出于与家人的矛盾关系的处理和各人间性格的差异，导致外力对他们的逼迫，当婚姻不可挽回时，忠于爱情的婚姻双方双双殒身。
 

而娇娘和申纯因长时间地耳鬓厮磨终致爱情自然形成,又经历种种误会和间阻,终因彼此知己而日益加深。他们之间是一种生命的相互悦慕，共同的思想志趣,是两人建立爱情关系的基点。他们超脱了功名的羁绊,娇娘死后,即使及第登科,他也因娇娘对自己的这份知己之爱的无法在有生之年实现而以死相随。

　　娇娘与申纯的同心子的知己之爱的婚恋观，相对于兰芝与仲卿的结发同枕席，夫唱妇随直到白头偕老，无疑在情感的基础上更加的显得坚不可摧，也更多的强调了婚姻双方的互爱，也向着更理性的近代婚姻发展趋势。

　　《孔雀东南飞》与《娇红记》这两部时隔千年的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从中也折射出不少中国传统社会婚姻伦理文化风貌的。两部著作都或多或少的讲到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封建时期的婚姻形式，时至今日，这些古老的婚姻礼数任然可以时常见到。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传承中国古老礼孝文化的载体。《孔雀东南飞》与《娇红记》各有关于婚娶中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和亲迎），“遣归”，“再蘸”［4］的礼数，兰芝与娇娘的婚姻过程反映了古代子女的婚姻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时，在婚姻的过程中强调缘分天定占有很大的成分。

　　结语

　　朱光潜先生说过：“就大体而言，全部中国文学后面都有中国人看重实用和道德的这两个偏向的骨子。”［5］封建家长们正是从实用角度出发，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过上幸福生活，他们把权利、金钱等物质条件的充裕作为衡量幸福的终极标准，忽视甚至剥夺了谈婚论嫁的婚姻双方相互的意愿，用时代赋予他们的家长地位来为子女的婚姻做主。从这两家婚姻中，不难看出，婚姻绝不是婚姻双方两个人的事，涉及到的是两个家族的利益。由此，婚姻双方相互爱恋的个体利益在强调封建礼孝文化背景下与家族的集体利益有时会相悖，显然他们的相互爱恋缺乏成长的热土。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当不能在左右自己婚姻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用生命捍卫彼此的誓言，成就那梦幻般的鸳鸯双飞。

　　参考文献

　　［1］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2］付安、许广州.诠释与衡定——《孔雀东南飞》百年研究综述［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2月 第24卷第1 期　徐复.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J] .学术月刊,1958，(2)：78 - 84.

　　［3］孟称舜.娇红记［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2年版.

另：陈洪绶评《娇红记》 http://www.my285.com/gdwx/xq/sdbj/jhj/index.htm　　　　　　　　　　　　　　　　　　　　　　　　　　　　　　

　　［4］刘庆芳.《孔雀东南飞》风俗事项考释［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5］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