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半殖民地民族劣根性的揭示与批判，有利于唤醒民众，自我拯救。国民劣根性的根源在于传统文化，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孔儒文化——封建文化，吸纳现代文化，才能使民族解脱包袱，在现代文明之路上前行。

鲁迅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七十多年了，但正如诗人臧克家所说的：“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作为一个民族的智者与战士，鲁迅不只属于2O世纪前三十多年的中华民族，更属于未来的世界。他秉烛洞悉着民族的劣根性，照亮着自奋者的前程。

一、鲁迅的国民性是什么

国民性一般指超阶级、超地域的国人普遍心理状态和文化性格。探究和改造“国民性”是鲁迅弃医从文的主要原因，也是其孜孜不懈奋斗一生的目标之一。鲁迅“国民性探讨”从历史经验和民族前途出发，特别着重于挖掘国民“劣根性”，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着意于对国民性改造。无论在文学上还是思想上，鲁迅的成就集中在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揭露和犀利批判上。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他就经常与朋友们谈论“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等问题。创作前期以小说为主，从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反映人吃人的制度，直击国民生活在这种被人吃和吃人的人肉筵席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这人肉筵席的维护者。纵观鲁迅的内喊》和《彷徨》，通过对知识分子与农民的描写，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将病态的社会暴露，将国民的灵魂展示剖析，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尽管鲁迅小说创作堪称现代小说的奠基，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无人可比肩，但鲁迅的创作重心和对文学的贡献更主要体现在杂文的创作上，正如他自己所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没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

鲁迅的后期主要从事杂文创作，有《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等十多本。虽然作品大多为当时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服务，但仍无情刮析了许多“正人君子”的灵魂，撕下了他们的面具，或借尊孑L以复古，或借友邦而卖国，同时对国民病态无情地嘲讽。翻开鲁迅的作品，无一不是侵染浓郁情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鞭笞入骨，痛心疾首的是国民缺乏觉悟的精神疾病，先知先觉地指出：“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二、鲁迅国民性的历史意义

源于19世纪末的严复、梁启超等的新文化运动，到2O世纪初以鲁迅、陈独秀等为代表将其推向了高潮，特别是鲁迅以其文学创作和思想引领着新文化运动。经历“五四”波澜荡涤，逐渐看清了民族衰落，国家积贫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的整体的不觉悟和病态，并且深知已是病人膏肓，“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动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另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

鲁迅知难而进，自觉地拿起这鞭子抽打拷问自己，更拷问民族的灵魂。在黑暗中探求民族的出路，正如尼采所说的“超人”一般来唤醒灵魂，解救民众。鲁迅的意义不是纯文学的，而是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鲁迅是当代的文学巨匠，当代文学的奠基人。更是一个思想者，但不管文学上还是思想上，他的成就更集中在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揭露和犀利批判上。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而且是新的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重铸者。

鲁迅意识到“农民是中国国民的大多数，落后民族的国民性必然带有浓厚的农民色彩”这一基本国情，因此他将观照的视线主要对准了广大农村的农民，其次为底层的知识分子。亲历了戊戌变法失败，辛亥革命不了了之，鲁迅敏锐观察到国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是显露出愚昧、麻木状态的“看客”，感慨“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三、国民性与传统文化的现实思考

鲁迅早已离开我们，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然不是鲁迅所处的“非人间”，但从根本上说，我们是传承着鲁迅时代的民族，或者说我们是鲁迅时代之前的民族。不说五千年，因为太久远，留给考古专家去研究吧。至诚至圣的孔夫子、孟夫子，是有《论语》等专门记载的，仅仅是劝诫怎样做人，怎样为官，已经为两千多年数代人，上自国君，下至平民，潜心研读，顶礼膜拜，继而发扬光大。孔子的伟大而使你我也伟大起来，自觉不自觉地维持着这有着荣光的传统氛围——传统文化，哪怕这酱缸里已是蛆蛹翻涌。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因袭文化，中国思想史上一部注释先秦经典的历史，中国艺术史是继承前代遗产的历史。在中国，先秦之后没有“子”(大师的代名词)。

选择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选择停滞的现实，也就是选择虚幻的“和谐”。中国长期的、封闭的、一元的、专制的文化氛围，有顽强的生命力，它的别无选择的指向性作为性格素质已经渗透到国人的深层生命之中。不打碎这种别无选择的文化氛围，不反省、剖析、否定国民劣根性，不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人格，文化上的自由选择只能是空洞的口号。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直至当代，都没能造就一个真正多元的自由选择，而是单一地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复归。
 

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精神是“民本思想”、“孔颜人格”乃至最高境界“天人合一”。这恰恰是传统文化中惰性最强，欺骗性最大，对国人危害最深的东西。它彻底扼杀国人的个性意识，独立意识，自由意识，创造意识，彻底泯灭人作为个体的感性生命和各种正常的情欲需求，培养出一种忠诚、顺从的奴性，以维持等级专制的稳定。传统文化是一块完整的铁板，在先秦奠定了基本的模式之后，根本没有发生过整体结构的实质性的改变，有的仅仅是细节上的不断补充和完善。

“天人合一”在理论和实践上与大一统的封建等级专制相吻合。理论上以群众、等级、专制、理性为核心，从精神和人格上抑制了国人的主动性、冒险性、征服性，压抑了国人的思维向着精确化、形式化、个体化的方向发展，使之只停留在一种普泛化的、模糊化的群体水平之上，窒息了人的巨大创造力和标新立异的思维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发挥，也造就了国人性格上的软骨症——没有任何自主和独立的依赖；导致了国人萎缩型思维方式，没有任何创新意识的大众化思维；也产生了中国人所独有的“中庸”。

正是“天人合一”使国人的思维只停留在普泛化、群体化的水平，导致科技的滞后，如磁现象是中华民族最早发现的，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指南针，但除了给风水先生作工具外，似乎没有带来利益，倒是传人西方后对磁现象观察和精确化，用于航海发现了新大陆，通过运动由磁而产生电。还有造纸术、印刷术、火药也是一样，这“光宗耀祖”而又“泽被后世”的四大发明，何以“洋人”利用后取得如此价值，这的确是个莫大的讽刺，足以让国人感到耻辱和不安——然而却没有!

专制产生“党国”，滋生“主义”，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个性和情欲来满足极少数人的个性和情欲，绝对地依赖于群体，依赖于权力者的赏赐。中国传统文化直至而今都维护着这种传承的正统，乃至失去了“主子”便无所适从——奴隶的惯性使然。何时有民主的多元的社会文化，使个体以自我为目的，通过自我的能力和努力，实现自我的完成呢?

完全意义上的个体的解放之日，就是国民劣根性消除之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解放和兴盛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