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澜社——中国画坛上第一个自觉借鉴和吸收西方现代派绘画的艺术团体，以“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上也应当出现一种新兴的气象”为宣言，轰轰烈烈地演绎着其艰辛悲壮的历史片段。

2O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危机与新生、破坏与创造的并存阶段，中国在经历政治、经济变革的同时，文化艺术也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西方的新思潮也加快了向中国传播的速度。中国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一次又一次地遭受着屈辱．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步改变了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并且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艺术界也不甘落后，他们意识到中国的传统艺术必须从昏昧的状态中猛醒过来，摒弃颂风吟月的闲情逸致，打破因袭古典传统绘画之“旧”风气弥漫的中国画坛，以新的艺术语言和艺术形式来传达民族的声音，承受残酷的现实之重。

　　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化，使中国的艺术思想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西方各国从l8世纪以来各种艺术流派的内容，“新的艺术”、“外来艺术”尝试着在中国寻找合适的土壤，冲突、矛盾、混乱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也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决澜社应运而生。

　　决澜社是我国现代美术史上最早主张吸收西方现代艺术成果的、有宣言、有纲领的学术性团体，它标志着中国现代绘画运动的开始。

　　1930年，刚从法国留学回国的庞薰琴发起“苔蒙”画会，不久被查封。“观夫今日中国艺术界精神之颓废，文化之日趋堕落，辄深自痛心，但自知识浅力薄，倾一己之力，不足以稍挽颓风，乃思集合数同志，互相讨究，一、力求自我之进步。二、集数人之力或能有所贡献与世人”。1931年，倪贻德访问庞薰琴，“余与倪君谈组织画会事，倪君告我渠亦久蓄此意，乃草就简章，并从事征集会员焉。”

　　1931年9月23日在梅园酒家，召开第一次会议，以庞薰琴和倪贻德为主，还有陈澄波、周多君、曾志良共五人，议定社名为“决澜社”，即怀有挽狂澜于既倒的决心，给颓败的现代中国艺术一个强大的波涛。并议于1932年元旦在沪举行画展，卒因东北事起，各人心绪纷乱且经济拮据，未果…。

　　1932年1月举行第二次会议，会员渐增，出席者有庞薰琴、倪贻德、梁白波女士、杨秋人、王济远等共十二人，议决事项为：(一)修改简章；(二)关于第一次展览会事，决定于4月举行；(三)选举理事，庞薰琴、王济远、倪贻德三人当选。一·-A．事变，4月画展成泡影。第三次会议于4月在麦赛而蒂罗路九十号举行，议决将画展日期延至lO月。

　　1932年lO月，在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中华学艺社举行决澜社第一次画展，同时发表决澜社宣言。有感于宣言．特摘录如下：
　环绕我们的空气太沉寂了，平凡与庸俗包围了我们的四周。无数低能者的蠢动。无数浅薄者的叫嚣。

　　我们再不能安于这样妥协的环境中。

　　我们再不能任其奄奄一息以待毙。

　　……二十世纪以来，欧洲的艺坛突然出现新兴的气象，野兽群的叫喊，主体派的变形，达达主义的猛烈，超现实主义的憧憬……

　　二十世纪的中国艺坛也应当出现一种新兴的气象了，让我们起来吧!用狂飚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

　　决澜社带着希望，携着激情，在动荡、沉寂、混乱的世纪初成立了，他们因“痛感中国艺术界之颓废与中国文化之日趋堕落，于是集合起来，不避艰辛，不问凶吉，更不计成败，向前不息勇猛的前进，这是艺术革命的战士应有的常态，决澜社的同仁就在这种常态中奋斗着!”(王济远语)决澜社的勇士们一开始就是以“艺术的革新者”的姿态站了出来，肩负着中国新兴艺术的使命踏上了艰难的征程。从这份由倪贻德起草的艺术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决澜社的艺术主张：(一)反传统；(二)艺术为其自身服务；(三)鼓吹西方现代艺术。这份宣言清楚地表述了自己的立场，表现出了决不与传统艺术相妥协的精神，个性鲜明，锋芒毕露。

　　一种艺术思潮、艺术主张总是要和创作结合在一起，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1933年lO月在上海福开森路世界社礼堂举办第二次画展；1934年lO月在上海蒲石路留法同学会举办第三次画展……决澜社的第四次画展，也是最后一次画展于1935年lO月，在中华学艺社举行，由于群众的欣赏水平与接受能力的限度，使画展的接受群体太过局限，再加上充满战火的时局，最终注定了悲惨的命运。展览没有造成大的影响．参观者寥寥可数，冷落的局面与他们充满激情和热忱的宣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画展结束之后不久．决澜社也宣告解散。

　　对决澜社的发起人庞薰琴来说，它的解散是令人伤心的，而杨秋人却认为无论从整体或个人的发展来看，决澜社在当时解散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决澜社解散的原因主要来自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且客观大于主观。(一)决澜社诞生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美术工作者(当然包括决澜社成员)，不论何种艺术主张、态度，都是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为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因而也无瑕继续再对新兴艺术作深刻全面的尝试与研究(解散后，大部分成员到内地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二)决澜社的会务、展览活动离不开经费的支持，决澜社成员的创作多倾向于西方的现代派，恰恰相反的是，中国的油画市场在当时并不繁荣，民众接受能力又有限度，所以其成员自身生存尚存在问题，何谈一个非赢利性艺术团体的运转；(三)决澜社成员没有认清当时的时局和自身的艺术，而且缺乏对传统绘画的考究而孤立了自己，从而使自身在艺术长河的学步中摇摆不定。他们对艺术只是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还没有形成中国现代艺术的强大实力。还有东西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不同，也决定了决澜社的征程是艰难的、坎坷的；(四)正如决澜社宣言所说的那样．他们追求所谓遗世独立的“纯粹造型世界”、“纯粹艺术”，因而忽视了当时大众的欣赏水平与接受能力。加之决澜社成员之间艺术追求不一致，各人有各人的艺术主张与方向，使之缺乏了韧性与凝聚力。
 

如果仅因为决澜社的昙花一现就抹煞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和作用，那未免有失偏颇。决澜社作为激进的青年美术团体(初创时，其主要组织者庞薰琴只有26岁，倪贻德也仅31岁)，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他们互相联合、互相勉励，满腔热情地想为中国的艺术做点事情，又出于对艺术现实的不满，因此在创新的原则下，积极地引进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力图改变上海以致整个中国绘画界庸俗沉闷的局面，努力使中国的艺术尽可能地接近当时的世界艺术主流，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客观上为当时的中国艺术注入了新的绘画因素。正如陈抱一所评价的那样：“在那个时期，决澜社画展的作品，已显示了较清新的现代绘画的气息……”此后上海又有独立探讨西画的画会成立，这使得中国的美术领域为之扩大，西画事业向前有所发展，而且大大丰富了油画表现的艺术语言。这一切，不能不说没有决澜社的功绩。

　　决澜社的成员多来自于“苔蒙画会”和“摩社”，其基本成员有“庞薰琴、王济远(于第二次画展后退出)、倪贻德、周多、段平右、杨秋人、阳太阳、丘堤、周真太、张弦。决澜社的出现，如陈抱一所说，是“在沉寂中犹如新花绽放似地微微显露了一点颜色来”。虽然他们的基本成员只有十名，但参加“决澜社”活动及画展的人却很多。如：陈澄波、梁白波、李宝泉等。决澜社成员们崇尚现代艺术，反对建立在唯科学主义基础上的唯写实风气，反对把机械的、科学地模仿冷冰冰的现实世界当成绘画的真正意义的自然主义画风，主张从绘画作品中表现出人的精神，表现画家自身的内心感受与体验。如第三次画展中庞薰琴的《地之子》，这幅作品是他目睹江南大早民不聊生的时局后历时数月完成，以象征手法表现了社会的腐败和劳动者的疾苦。作品在展出时虽然挂在楼下光线昏暗的过道处却仍然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庞薰琴的作品蕴涵着对人生、对命运、对时代的思考，如反映荒淫享乐的《如此人生》，喻人生舞台如赌场的《人生哑谜》及担忧中国去向的第四次展览作品《无题》。在《无题》中，右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压榨机的剖面，有三个手指押在上面，代表了当时的三种势力，右方一个愁容满面的农妇，代表苦难的中国，后面一个机器人象征发达的西方工业，在画面的左上方遥不可及的天际出现了芭蕾舞．预示着浪漫的未来。3O年代的庞薰琴就已形成极具现代风格的绘画风格，可惜因战乱而终止。

　　决澜社中第二位重要的创始人倪贻德(1901—1970)是一个集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于一身的代表人物。早年曾加入具有浪漫倾向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1927年留学日本，对日本和西方美术史有较深研究，由他撰写的决澜社宣言充满了激情与豪气。他的早期作品模拟印象派．而后倾心于野兽派的那种纯色的表现力，认为“艺术的意义还在于表现自己的心象”，绘画的精神就是一种绘画的个性，认为无论是立体派、超现实主义、纯粹主义抑或是野兽派、表现主义、绝对主义、至上主义的绘画都是画家自我精神的表现……

　　虽然，求新求变是决澜社成员共同的倾向，但是具体每个成员的风格又各不相同，艺术造诣也各有高低，而且有些成员在不同的阶段也拥有不同的风格探索。但总的来看，还是停留在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模仿阶段，模仿性大于创造性。如最后加入决澜社的张弦，老是用浑浊的色彩，在画布上点着、点着，而结果往往是失败的，于是他感到苦闷而再度赴法。后来他把以前的技法完全抛弃，而竭力往新的方面跑。从临摹德加、塞尚那些现代绘画先驱者的作品始，而渐渐受到了马蒂斯和特朗的影响。

　　注重艺术自由创造的决澜社在经历了四年多风雨洗礼之后，最终解散了。决澜社对中国美术走向现代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历史进步性不容忽视，客观上也刺激了当时中国美术的发展，对中国美术多元化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决澜社犹如世纪初沉闷的中国艺坛上一声惊人的响雷，惊醒了在传统中自娱自乐、昏昏沉沉的中国美术家的睡梦，使当时的美术工作者、理论家陷入了对世纪初艺术走向的深思，为西方艺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决澜社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引发了艺术工作者对艺术与时代相契合的深思。其历史地位，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实际存在。

　　时代决定艺术，艺术反映时代。为什么崇尚现代派艺术的决澜社在经历艰难的挣扎之后最终还是走向了的消失?为什么同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又能够蓬勃发展、欣欣向荣?这不得不让人深思，虽然决澜社宣言表示要创造适合新时代的新艺术，但他们对什么是时代精神，没有弄清楚，他们企图创造一种色、线、形的纯粹造型世界，这本身与时代要求包含着一定的矛盾。2O世纪初的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人面对着剥削、压迫、动荡的局面，需要有一种焕然一新的艺术来表现无情的现实和动乱的时局，正如徐悲鸿所说：“艺术需要现实主义的今13，闲情逸致的山水画尽管在历史上有极高的成就，但它不可能对人民起教育作用，也无其积极作用。”和“历史上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时，人们更需要的是自居易、辛弃疾这样的诗人，而不是李煜、李清照”是一样的道理。时代选择了现实主义，也从一个侧面隐约地反映出了决澜社对当时中国艺坛的错误估计和对国人的接受能力、时代需要的忽视。这也再次告诉我们，艺术的发生、发展、兴衰存亡，同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时代的要求，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决澜社在走完它匆匆而又悲凉的历程时，引发了我们太多的深思，当我们回首艺术的历史，当我们展望艺术的未来，我们仍能闻到新兴艺术之花——决澜社所散发出来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