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薛宝钗与林黛玉是《红楼梦》中最为核心的两个女性形象，曹雪芹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之势塑造二人。本文从道德的视角切入，以宝钗形象为基点，结合小说文本，探讨钗黛二人“德”与“情”的特质分野。文章认为，宝钗之德体现为对封建妇德的恪守与践行，而黛玉之情则表现为真性真情的流露；二者并非对立的道德评判，而是文化与个性在不同个体身上的投射。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反思了红学阅读史上“拥黛抑钗”的二元对立现象，指出应超越简单的道德藏否，从文学审美与接受的角度，回归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关键词： 红楼梦；薛宝钗；林黛玉；妇德；情；阅读接受

引言

宝钗与黛玉在《红楼梦》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用俞平伯先生的话说就是“两峰对峙双水分流”①。作为小说中两个最重要的人物，曹雪芹对其形象的创作各有侧重，在总体性格之下有主导的方面：黛玉侧重于情，宝钗则侧重于德。当然，两者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不是这两个方面所能穷尽的，这仅是其中占主导的一个方面。本文试从道德的视角谈一下宝钗形象，在此基础上，将从德与情的两个方面评析这两个人物，及其对两个人物的阅读接受。

一、宝钗形象的道德维度：“停机德”与“厚”的诠释

不同于黛玉的才情，曹雪芹侧重表现宝钗的德。有关宝钗的判词“可叹停机德”，“停机德”是乐羊子妻劝夫读书取功名的典故，判词之意是宝钗劝谏宝玉走经济仕途。当然，宝钗之德的内涵远远超出这个范畴，可以涵盖那个时代女性的德、言、容、功四个方面，这些在小说中都有细腻生动的体现。她在妇德方面的表现，可以用一个“厚”字来概括。

宝钗出场，尽管没有黛玉还泪神话的附丽，但是，她佩带的金锁和天生就带来的热毒，也使她的来历和身世在一定程度上被涂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她出身皇商，是钟鼎之家，父亲早逝，哥哥薛蟠是个斗鸡走狗的纨袴子弟，因此体贴母怀、协理家事，全落到她身上，使她过早地领悟到人情世故，也因此历练了她为人处世的技能。薛家作为诗礼大家，有着深厚的家学传承，她从小得到父亲宠爱，教她读书识字，她的才体现在博识，然而她不以此为要，小说中也尽量淡化她这方面的特质，仍然是侧重表现她的德，所有这些都为她形象的物质性和现实性作铺垫。然而德厚而累，生活中她也是负重前行，与那个时代恪守妇德的女性一样，同样也不容易。

（一）躬行人伦，随分从时

宝钗为人处世，躬行人伦规范，体下尊上，随分从时，和睦融洽。同是寄居贾府，与黛玉相比，宝钗很快融入这个新环境。她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八面玲珑，如鱼得水，活脱通透，既能得下人之心，又可体长辈之情，不论尊卑，能以己之心体人之情。贾母出资为她过生日，她拣贾母喜欢看的戏点戏，尊重长辈；金钏儿被逐含冤跳井自杀，宝钗体察长辈，去安慰王夫人；柳湘莲出家，大家正在伤感，她安慰母亲。在老与幼、主与仆、父母与朋友、上与下之间，她对人伦中的尊卑、亲疏、远近的关系处理，在分寸上能拿捏得当。

（二）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

宝钗能诗博学，但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规训。她认为读书写诗不是女性的本分，女性应以女红为要。因此，她参加诗社和写诗多是应景和应酬，不像林黛玉写诗是情感抒发的需要，积极地投入和参与。元妃省亲，宝钗守分自重，不如黛玉跃跃欲试，要大展诗才。参加海棠诗社也是体现女子贞静本性，且写诗多从德的角度来吟咏，或吟咏世情，讽谏世事，或抒发停机德，或展示青云之志，关注现实。她不但对自己这样，而且对身边的女子也进行规劝：她劝黛玉不读书，以女红为要；看到香菱和湘云论诗，她聒噪得受不了，说湘云是“诗疯子”，香菱是“诗呆子”，这不是女子的本分。因此，她婉拒香菱拜她为师学诗，相反，黛玉欣然接受香菱的请求，且谆谆诲人不倦。

（三）德言容功的具象化

在自尊自重、德言容功等方面，宝钗注重自我身份。第八回她出场时，小说对她作了细致的“工笔画”式描写，这是从宝玉眼中写出：“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䰖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从她的穿戴、衣饰颜色、相貌、妆饰和言行性格作全面的介绍，也是对她德言容功的总体性概括，形神兼备。与第三回黛玉出场从宝玉眼中描写黛玉的相貌衣饰不同，对黛玉的描写侧重于神韵，而宝钗则是侧重于形貌，这与宝钗女德的功利性相对应。

（四）恪守妇德的极端化倾向

与一般的大家闺秀相比，宝钗言谈举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方面，言行举止以贞静为主，“罕言寡语”是其真实的写照，看上去有时使人觉得如一潭清澈的水，安静无波澜。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而宝钗以德为重而失于情感的真诚表达，又能在自制中找到个性的自在和调适。从小说描写看出，她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可是，不会发现她像黛玉一样主动去写诗排遣，也不会发现她动不动就哭鼻子，就是“借扇双敲”也把心中的怒气压抑得体面而没有失去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应有的矜持和自重。遇高兴的事不敢自在表现，有怒气压抑于心。如果她也像黛玉一样喜怒哀乐形于表，你会觉得她既不是黛玉也不是她自己，但是，如果这些情感的表露放在黛玉身上就很得体。

此外，她谨言慎行以自保，凤姐说她“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她与李纨、探春共代凤姐理事，大观园奸盗并起，宝钗为避嫌疑，把自家住处与大观园相连的角门自主上锁。王夫人发起抄检大观园后，她为避嫌，不听王夫人劝阻，主动搬出大观园。

不同的方面则主要体现在穿戴上。作为大家闺秀，她穿着打扮崇尚简朴，简朴得与她的身份和地位不相配，这就是她母亲薛姨妈说她“古怪”、不爱花儿粉儿的原因。癞头和尚送她一个金锁，上面錾着两句吉谶，叫时时带着，否则她就不带，觉得带着没有什么趣儿。她平常的穿着半新不旧，令人不觉奢华。妆饰也是素淡为主，不点唇不画眉。住处摆设崇尚简朴，她在大观园的住处蘅芜苑也“冷”得像雪洞一般素净，简洁得超出常理，完全不像一个大家闺秀的住处，连贾母都看不过去。可知，她的穿戴装饰摆设，已经偏离正常的状态，在生活常情与传统道德之间，完全走到恪守传统道德的一边，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言行穿着装饰摆设看，宝钗对德的恪守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上述仅是其中的点滴，但已充分体现她人物形象的主体方面。她的言行举止是妇德条规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演绎，她就是班昭《女诫》等“女四书”生动的“现实版”。

二、为德之累：宝钗形象的悲剧性解读

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在物质、等级、人际关系等方面，宝钗都积极参与，而不像黛玉那样，基本生活于自我的世界之中，流泪、吟诗、病痛、吃药、失眠，与宝玉的情感纠葛，这几乎是她生存的状态。黛玉付出的是真情和泪水，换来的是泪水、病和诗，除了情，这个世界再没有什么亏欠她的。相反，宝钗为德之累，表现为以传统伦理道德为言行准则，而少有个性的自主和人格的独立。言行处事，有时会违背日常生活的事理，有“伤人自伤之嫌”。莺儿与贾环下围棋，贾环输棋赖钱，莺儿讲理，而宝钗居中，不顾清白而断喝莺儿，置情与理不顾，息事宁人，以顾全大局。如此这般的事例比比皆是。这就是读者对“扑蝶”有“嫁祸”的嫌疑和误读的原因，为金钏安慰王夫人有违人情之诟病，对柳湘莲出家去安慰自己的母亲有“冷酷无情”的口实，对在自己生日宴中，顾及贾母等尊者之需，忽略自我的情感表达而被视为伪善。

在情感和道德的关系上，宝钗以道德来权衡自己与他人他事的关系而甘愿放弃自己的情感感受，甚至委屈自己以成全他人，因此，表现出持重、成熟甚至世故。在好多事情上，作为一个青春少女在言行上做了这个年龄段还不该做或不能做到却又已经做到了的事，确实承受太重。少有天真和单纯，人会失去自我，把自己淹没在集体的规范和约束之中。其实，所有这些，细细分析和剖白，如果用当时的道德来衡量，不单是宝钗，换成其他人或许也会如此。她的“冷”不能单理解为无情，而是一种克制和理性，这符合当时的道德规范，本无可厚非。对诸如上述的种种善行，我们不能误读为无情、阴谋、拉拢、谋婚。她的一言一行的确是出于内心自然的流露和道德上的自觉和自律。如在母亲与湘莲之间，她尊亲而薄友，从五伦的主次而言，而偏失于朋友之伦，完全符合儒家的五伦轻重秩序。又如作为下人的金钏对于王夫人一样，一主一婢，尊卑不言而喻，从当时的伦理道德而言，她的做法情有可原。因此，对她的言行当放在当时的环境下考察，才不被贴上各种不当的“标签”。对黛玉送燕窝，为岫烟典绵衣，与顺从贾母的爱好和口味，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这都是她的善行和好意，只是施予的对象有异，我们不能把实质相似但对象不同而有选择性地解读她，这样必然造成误解和误读。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在与宝玉的情感关系上，我们不可否认她对宝玉的情感，但是，她因金玉之说，有意躲着宝玉，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一旦间有人挑明，她显得矜持自尊。为宝玉被父亲贾政笞打，她的哥哥在她与母亲面前挑明她与宝玉的金玉姻缘，她便大哭，这也不奇怪，这是一个少女应有的自尊和矜持。同样地，宝玉在黛玉面前拿戏词作谑，黛玉同样也显得自尊和自重。我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在先入的观念和认知的作用下，以此来作难责怪宝钗，而同情或肯定黛玉，说宝钗不真实、虚伪。因此，宝钗活在集体无意识的约束之中，一般情况下，显得克制和理性，我们从她身上感受到她生命承受之重，也能从她身上反观当时或传统中，在妇德重压下女性负重前行的生存状态。

三、钗黛特质的文化溯源与“兼美”理想

“大旨谈情”，曹雪芹倾注了丰富的情感进行创作，从而写就了这部影响巨大的伟著。不仅他自己声称“字字看来皆是血”，而且脂批者深知他创作的背景和主旨，也指出曹雪芹创作是“滴泪为墨，研血成字”②。为更好突出情的主旨，曹雪芹把情感具像化，以“情”定评其中的人物，如林黛玉为“情情”等等。这些人物或情或痴，或憨或贤，或呆或滥，情态多样，种种不一，《红楼梦》感人的地方之一或许正在于此。然而，情感的丰富并没有湮没曹雪芹写作的理性，在表现情的同时，在情感与道德维度中，他对现实观察，对历史反思，从人的视角作思考，提倡人的真性真情的同时，又如何把握好道德的边界，既做到不滥情不泛情，又使人在道德的尺度中富有个性和真情。从这个视角而言，林黛玉和薛宝钗恰好作为一个可参考的坐标，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考。

（一）判词与人物特质

第五回有关宝钗和黛玉的判词是：“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由判词所指再结合小说的描写可知，对这两个人物，曹雪芹主要从才情与道德分别进行描写。当然，两个形象的内涵丰富复杂，并不是这两个方面就能概括得了的，下面仅就这两个方面谈两个人物的形象特质。

黛玉与宝钗人物的特质，分别代表着人格的两个侧面，这体现了文化在两个人物身上的作用。若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根溯源，可以找到其人物文化的“原型”，这使我们常想到《世说新语》“林下风气”的谢道韫和“闺房之秀”的顾家妇③。谢道韫是女中名士，洒落脱俗，才情卓越，因而被后世美称为“咏絮才”；而顾家妇则如玉温润，是闺中之秀出者。前者极具才情，后者则重于道德，这颇似黛玉和宝钗。作为分别代表着传统文化中具有不同文化意蕴的两个人物，随着《红楼梦》的阐释视野不断地拓展，好多学者试图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所体现的思想进行解读。如有学者分别将黛玉和宝钗归属到老庄思想和儒家思想的两个文化体系中。如王昆仑先生认为“宝钗在做人，黛玉在作诗”④，王蒙说黛玉与宝钗“一边是天然的、性灵的、一己的、洁癖的，一边是文化的、修养的、人际的、随俗的”⑤，赖振寅认为宝钗代表着儒家温柔敦厚的理想人格，而黛玉则代表着道家的法真贵天、不拘于俗的超功利性人格⑥。从情感、人格、思想及其所蕴含的哲学意义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尽量从两个人物所能索解的意蕴来探索曹雪芹塑造两个人物的目的和意义。这些论者从文本到传统文化，再从传统文化回归到文本的阐释，这对我们对两个人物的理解乃至小说题旨的探求都有所启发。笔者所以胪列这些，主要是为了说明，其实这两个人物的出现和存在，他们所体现的是曹雪芹的创作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据现实生活所见所闻，或出于审美的情趣，或出于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或出于哲学的思辨，在追索得与失、是与否、对与错。其旨意，尽管我们无法还原或确指，但是，最起码的是曹雪芹不是把这两个人物对立起来，简单作情感与道德的臧否。

（二）文化与个性的关系

我们常说，曹雪芹的创作是植根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之中。对于黛玉和宝钗，使笔者想起文化与个性的关系问题。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M.E.波斯罗在《文化与人性》一书中说，人类行为是由文化决定的，这就要求人与文化始终处于协调之中⑦。每一个人都会处于强大的文化体系中，始终都会面临如何既保持自己的个性又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文化（社会）的规范。这两者的关系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时时又处于动态调整之中。文化是人类知识和文明的结晶，是人的活动社会化的结果，它的内涵是丰富的。如果它体现为一种道德，那么就会以一种标准化、规范化的面目出现，这样对人的生活、言行和思想起到权威或导向的作用。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是“被规定的”，没有一个完全自然或自由的人。在文化与个性之间，在个性与规则之间，人可以有适度的自由，而自由度的大小在受到规则限制的同时，也受到个性的影响，在不超出传统规则的前提下，每个个性都有自己的自由。不管是生存的需求还是艺术的追求，自由境界是人类生存的终极追求，但是“自由”的边界和度从来都不是任由心性的放纵而没有受到约束的。自由和规范都是相对而言。用这来观照黛玉和宝钗的言行和思想，就会明白他们正是文化与个性在各自身上被规范的程度。不同的是，宝钗被规则潜移默化的程度更深一些。黛玉看似极富个性，其实她的言行在好多场合同样体现出不超出“规则”的限度，两者体现的是：黛玉在被动地适从，在自我空间中在精神上自足、自由和自在；宝钗积极地参与，在规范中找到与社会的调适，与他者的关系处理中驾轻就熟。对待两者不能以道德好坏作简单的评判和臧否，而应从人性的视角多些理解和宽容。

（三）成长环境与个性差异

由文化与个性的问题，又使笔者想起在相同文化背景下，每个人又因家庭等成长因素影响不同而造成个性上的差异也很明显。从小说描写看出，黛玉和宝钗作为大家闺秀，都有很深的家学传承，从小都受到诗礼的教育。中国女性在历史上地位较低，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到了明清时代这种现象有所改观。尤其是在江南地区，作为望族对女童的教育与男童一样重视，甚至有的望族不再单以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而名满天下为荣，而更是以重视对女性的教育、以家族中有才女，满门风雅为荣⑧。林、薛作为当时的钟鼎之家，也是望族著姓，对女性的教育同样重视。黛玉家中无子，父母把她当作儿子来抚养，延请贾雨村做老师，从小也受过良好的教育。薛家尽管是皇商，作为紫薇舍人之后，同样有着深厚的文化、家学传承，宝钗小时也受父亲宠爱，父亲教她读书识字。基于同样的家学传承，黛玉和宝钗作为大家闺秀，才情和道德两者兼而有之。

不同的是，宝钗父亲早逝，哥哥不成器，使她过早地介入生活人情世故之中，养成她懂人情、重实务的品格。而黛玉的身世同样也十分不幸，父母早逝，从小就被接到贾府生活，尽管在贾府物质丰富，生活无忧，然而，背井离乡，寄人篱下，饱尝身世孤独的痛苦，精神上的孤寂又养成她敏感、自我，不但对周围的人和事十分在意，而且对春花秋月的时季变换交替也异常敏感，这种敏感与人情的体味、乡愁的郁结、生命的感悟等交织在一起而带来的痛苦，无以倾诉排遣，写诗成为她心灵上的慰藉和安顿。尽管在成长环境等诸多因素存在差异，但是作为大家闺秀，并没有造成他们人格上的单一，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比如黛玉刚进贾府，也是步步小心，在贾母处吃饭吃茶同样是礼法井然，言行得体，不失作为诗礼之家的千金体面。在一些生日宴等诸多场面，她也是谨言慎行，尊上体下。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她爱使性子，多是在贾宝玉或薛宝钗跟前，在场合和时间上相当注意和讲究。同样地，宝钗也是深情多情之人。她的扑蝶，在无人处尽显一个青春少女的活泼、可爱和天真；史湘云和香菱论诗，她打趣湘云是“诗疯子”，香菱是“诗呆子”，幽默风趣，同样体现了她不同于“德”的另一面。深秋之夜，她去看望病中的黛玉，对黛玉深情备至，两人推心置腹，深情款款地倾吐衷肠，她何曾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看到岫烟天气还冷就穿着夹的薄衣裳，她嘘寒问暖，那些直抵内心深处的体己话，使岫烟内心感佩叹服。宝钗当着母亲与黛玉面打趣黛玉的婚姻，话语俏皮活泼，寓庄于谐，又活现一个平时恪守妇德之外的宝钗。不同的是，她常将情深藏少露。笔者觉得，两者都有不足之处，如黛玉情深而专，但显得直率甚至尖酸，然而，这种自然天真之性情倒是无邪，显得可爱。而宝钗端庄秀雅，老成干练，看似城府深，可又不曾伤害算计人，因此显得可敬。

（四）曹雪芹的创作旨归与“兼美”理想

应该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会被打上时代或传统的文化烙印。阅读《红楼梦》，从文本读出来，走入文化然后再走回来反观文本，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会更好一些。从上述黛玉和宝钗人物特质看，如果放在当时曹雪芹创作的时代和传统文化来考察，应会更好地理解。程朱理学在明代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有明一代主流的文化意识，规范人的思想言行，到了清代这种影响也不会减弱，再加文字狱的钳制，使得文化观念单一化程度更加加深。从传统道德上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单一文化观念，如何向多元化的文化观念发展，使人从被窒息的人性禁锢中走出来，达到一种和谐的自由的境界，李贽、汤显祖、冯梦龙等进步的文化士人都做了很好的倡导和尝试。这些士人的主张在很大情度上影响着曹雪芹的思想⑨。曹雪芹对这些士人的思想有继承，但不是全盘接收，他看到重情思想的进步，但是，他又看到情的张力被过于夸大，造成破坏的敝端，黛玉的情就是这样。同样地，中国传统的妇德已存在几千年，到明末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把妇德的倡导和推行已达到片面化、极端化，这可从宝钗身上窥见一斑。从上述的文化与个性的关系问题可知，即使在道德规范一致的要求下，不因为生理或性别一致而出现千篇一律的两个人。黛玉和宝钗两者都是名门闺秀，从小都受到良好的教育，相处于同一时代和文化背景下，但是由于家庭、身世、修养、人性及理想追求等不同，使两者在人格追求、价值取向等各方面也各异。遵循这样的生活事理，曹雪芹按照自己的创作思想、情感等旨趣来塑造这两个人物，所以使这两个人物形象，在内涵上各有侧重，各美其美，并不是把他们两个对立起来，贬抑谁，或褒扬谁。尽管曹雪芹对宝钗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思想和情感的倾向性，但也是非常理性，在度的把握上表现得很恰当，在两者之间没有出现“一边倒”的现象。这说明曹雪芹塑造这两个人物，情与德两者都不偏废，只是各有侧重。曹雪芹在第五回中提到的兼美，对我们深化对黛玉和宝钗两个人物形象的理解有一定的启发。黛、钗美中不足的“互憾”可通过“互补”达到兼美的境界，或许也是曹雪芹基于传统倡导的单元文化向多元文化过渡的一种思考和追求。

四、阅读接受：从道德评判到审美观照

由上述黛玉和宝钗的形象特质问题，而使笔者想起阅读时如何对待黛玉和宝钗两个人物的话题。这个话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红楼梦》阅读史上关于钗黛的褒贬问题

回顾《红楼梦》问世以来的清代阅读史，在对待黛玉和宝钗的解读上，使用好与坏的二分法，由此，在读者群里出现“站队”的现象，分成“拥黛”派和“抑钗”派，反之亦然。且这种观点比较流行。但是也出现一些特例，如张新之就读出与众不同的观点。他在《红楼梦读法》中说：“是书叙钗、黛为比肩……写黛玉处处口舌伤人，是极不善处世，极不自爱之一人，致蹈杀机而不觉；写宝钗处处以财帛笼络人，是极有城府，极圆熟之一人，究竟亦是枉也。这两种都作不得。”⑩张新之看到曹雪芹在创作上用并列的手法塑造黛玉和宝钗这两个人物，也看到了黛、钗两个人物在生存中的长短处，尽管说宝钗以财物笼络人有商榷之处，可是，他的观点相对清代一些论者说宝钗藏奸、阴谋、处心积虑等而言，相对中肯。其实，曹雪芹的确是将两者“比肩”而写，但并不等于他将两者简单地从道德上的善恶作好坏的评判。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笔者觉得原因很多，除了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过于强调道德的因素有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混淆文学与生活的界线，把人物与生活或历史中的人和事直接等同。回顾以往《红楼梦》阐释史，《红楼梦》索隐派用历史上的人物或事件来印证小说中的人物，它混淆了历史与文学的边界，得出的结论当然是牛头不对马嘴。关于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文学理论家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说：“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⑪诗与小说尽管分属于不同的文学体裁，但是作为文学作品，其创作的原理等有好多相通的地方。因此，小说是对历史或现实的艺术再现，它不拘于某一人一事的真实记录，而是基于历史或现实的基础上的“典型”创作，不是历史或现实中的某一个，而是艺术世界的“这一个”，历史或现实的“真”是对某一人某一事的细节描写，与艺术世界的“真”则是符合历史规律或生活事理的加工或整理，不能将两者等同划一。用读史的方法来阅读小说，就会“代入”太深，走向情绪化的阅读，犯了阅读方法上的错误。

此外，文学创作的“真”可以理解为文学对人物的创作遵循生活事理。生活中没有一个完全没有缺点的人，也没有一个全是缺点的人，这就是生活的“真”。曹雪芹在第一回就大胆声称自己的写作是“追踪蹑迹”，其意就是遵循生活的“真”。鲁迅先生赞美曹雪芹的“写实”风格，他说《红楼梦》：“正因写实，转成新鲜。”鲁迅先生所称的“写实”也可作如此理解。从人物形象塑造上说，在《红楼梦》之前的才子佳人小说重小说情节的新奇，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不重视，使人物没有或缺乏个性，人物陷入公式化或概念化的模式，曹雪芹不重蹈之前才子佳人小说对女性形象塑造的老路，他笔下的女性“正邪两赋”，即有缺点，同时也有优点。我们不能否认，写这些人物时，曹雪芹无疑扮演着“代言人”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对她们的情感等生存状态是隔了层“真实的感受”，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她们的“真实”把握，他真正地把她们当作“人”来看待，写她们的人性的优点，也写她们人性中的不足，没有把她们美化或妖化。更没有以个别代替类型，以共性湮没个性，而是从鲜活的个性的人写开去。且不给自己笔下的女性粘上不是“好”就是“坏”的标签，在美中看到不足，在不足中看到美。因此，黛玉和宝钗才会这样感动人，甚至在阅读和理解上观点难分轩轾，近三百年来都如此引起读者的情感共振，思想共鸣。这应是黛玉和宝钗形象经典的原因之一。

（二）阅读接受中的个性与理性

关于黛玉和宝钗阅读接受问题。一些朋友知道笔者喜欢《红楼梦》，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碰到这样的提问：你为什么喜欢《红楼梦》？在《红楼梦》中，你最喜欢谁？林黛玉与薛宝钗哪个更加可爱？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样的问题表面看非常简单，但是，要回答这些问题又觉得非常复杂，不知从哪说起。如果要回答，那就是：《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它的人物个个都写得好，个个都喜欢，黛玉和宝钗两者都可爱。但是，你要这么回答，有人就会觉得有点不认真或敷衍了事。这就涉及到一些文学创作和欣赏等许多问题，从创作与欣赏而言也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阅读与接受。笔者浅陋，在此再谈一些感受。

对于这个问题，除了上述到在阅读方法上不能将文学中的“真”与历史、现实生活的“真”等同外，还有一个就是在阅读时必须把握的两点：人物与形象的关系问题，阅读个性与人物的文学性问题。《红楼梦》是小说，它与其它小说等叙事文本一样，人物和形象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从审美接受美学来看，形象大于人物，它是作者情感和思想的产物，但是，作品一旦问世，与读者见面，读者的阅读参与，又注入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使它的形象在作者创作的基础上显得更加可塑，形象不断被“放大”，变得内涵更加丰富。这就是“一千人就有一千个林黛玉”的原因。读者的阅读参与是第二次“创作”，这也是某部作品或某个人物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点，就是阅读的个性化问题。我们常说阅读是非常个性化的鉴赏。萝卜与青菜各有所爱，阅读与人的性情、爱好、审美等因素有关。“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生活经历的特殊性、艺术修养、艺术趣味、个人气质、倾向和兴趣、教养和理想，来感受、体验、解释和理解一部作品”⑫。同时，一个读者对某部作品的阅读和对某个人物的理解，还与自己之前的类似相关阅读存在或多或少有关联，这就是接受美学所说的阅读经验和阅读期待。这些个性上的差异，在参与阅读和理解中都会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这就是脂批中所说的黛玉和宝钗“一如姣花，一如纤柳，各极其妙，皆系世人性分甘苦不同之故耳”⑬，因此对黛玉和宝钗的理解因人而异，从阅读接受而言，都在情理之中。

但是，在阅读时还要注意在个性与理性之间作适当的平衡和取舍。如果过度地提倡个性，注重个性在阅读中的发挥，又会代入太深，造成对象和情绪上的代入。情绪代入，必然会带来好与坏、是与否等情感和道德上的简单评判，这又回到上述到的抑钗或褒黛的问题上了。此外，我们要用文学性来对待人物，要把人物放在作品产生的时代来考察，也是我们能比较好地理解人物的途径之一。所谓的文学性，就是文学是艺术，人物是艺术化的形象，而不是现实或历史中的某一人。就小说而言，人物是叙事的核心，它是作家情感和思想的承载体，要理解人物形象，就要把小说放置于它产生的时代或传统中来考察。因为，文学作品的产生不是作家闭门造车的产物，它既有作家对历史的反思、现实的观照，又有自己情感思想的倾注。我们阅读和阐释时，要把作家、文本和读者三个层面兼顾起来。“文学是由作家（Writer）、作品（Writing）和读者（Reader）共同构成的‘三R关系’的整体。”⑭对一部作品的解读不能单独注重这三者中的某个层面，除了把三者联动结合起来，还要把作品放在作家产生的特殊历史或社会环境来解读。用这样的阅读方法来对待黛玉和宝钗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就文本而读文本，应由文本到作者，再由作者到作者写作的时代，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创作的意图，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物的形象。如果单独把人物剥离出来，就会出现如上个世纪初期的红楼梦索隐派解读所得出的结论。这种忽略人物文学性的读法，确实不可取。

总之，在阅读时，我们在方式上应从道德的评判模式中摆脱出来，注重人物的文学性，从审美的阅读方式来解读黛玉和宝钗的人物形象，就能走出简单道德评判的怪圈，跳出好与坏的意气之争，把它提升到我们阅读审美上来，何尝不是一种阅读的收获和精神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