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五五”时期，扩大内需是增强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物质基础的战略支点。本文提出，“投资于物”通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强化内需扩大的供给基础；“投资于人”通过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本提升，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与稳定预期，夯实内需扩大的主体动力。两者在供给优化、收入提升与需求释放中相互嵌套，形成协同驱动机制。当前，该机制的顺畅运行仍面临投入结构失衡、体制机制衔接不顺、政策传导不畅及城乡区域分化等制约。为此，应统筹基础设施与产业布局，健全社保、教育及收入分配制度，推动、市场与社会协同，加快构建“物人互促”的内需扩展机制，为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提供学理支撑与政策启示。

［关键词］投资于物；投资于人；扩大内需；人力资本；中国式现代化

引言

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传统投资边际效应递减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已成为支撑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健康发展的战略基点。长期以来，依赖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拉动的模式虽曾发挥重要作用，但其边际效应减弱并伴生结构失衡；与此同时，消费潜力释放又受制于收入预期不稳、供给适配不足等多重约束。单纯依赖总量刺激已难以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与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2025年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将其确立为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这标志着我国发展理念从偏重物质投入向“物人并重”协同发力的重大转型。基于此，本文系统剖析两者协同扩大内需的理论逻辑、现实约束与实现路径，以期为相关政策优化提供学理参考。

一、“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扩大内需的理论逻辑

在内需主导型发展阶段，单一要素投入难以持续支撑需求扩展。“投资于物”指向物质资本的系统优化，“投资于人”着眼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跃升。两者通过要素耦合与结构联动，共同构建内需扩大的系统性生成机制。

（一）“投资于物”：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的供给基础重塑

“投资于物”并非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导向，通过重塑技术基底与供给结构来夯实内需的物质支撑。

第一，新基建重塑技术基底，创造需求生成条件。 以数据、算力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通过提升信息流转效率、降低应用成本，为新产品、新业态与新消费场景涌现提供基础条件，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能力。

第二，现代化产业体系重构供给结构，推动需求层次升级。 通过引导资本投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领域，推动供给体系由低端同质向高端差异化跃迁，进而带动消费结构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实现“以供促需”的良性循环。

第三，高质量物质资本积累联动就业与收入，夯实微观基础。 新兴产业和重大项目通过产业链延伸扩大技能型劳动力需求，稳定的就业预期和持续改善的收入水平，使内需增长建立在真实的收入支撑之上。

（二）“投资于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内需动力激活

“投资于人”是以能力结构重塑为核心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通过改变劳动者的能力边界与行为逻辑，构建内需扩大的长期基础。

第一，提升劳动生产率，重塑收入生成逻辑。 教育、技能与知识积累提升了劳动者边际贡献。《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5》显示，1985至2023年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6.14年升至11.03年。人力资本积累使经济增长更多依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形成更具可持续性的收入增长路径。

第二，改善风险认知与生命周期预期，改变消费决策。 当教育、健康与社保覆盖提升时，个体行为由高度防御型转向前瞻性配置。预期结构的改善弱化了过度储蓄倾向，使消费随预期改善而自然释放，增强内需的内生稳定性。

第三，耦合创新能力与需求创造，拓展内需边界。 高水平人力资本不仅能提高供给效率，更能通过知识创新孕育全新需求形态，使经济体系具备持续“创造需求”的能力，推动内需边界动态扩展。

（三）协同驱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联动的内需生成机制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非并行路径，而是通过深度嵌套形成内生循环。

首先，在“供给条件－需求生成”层面实现耦合。 物质资本拓展技术可能性边界，人力资本决定这些可能性能否转化为现实选择。两者协同使新供给不再是外生强加，而是在能力与技术匹配中自然激活需求。

其次，在“收入结构－消费能力”层面构建微观基础。 物的投入通过产业链创造收入来源，人的投入通过能力差异决定收入水平。两者协同使收入增长建立在能力提升与产业升级的相互支撑之上，而非短期项目拉动。

最后，在“预期稳定－结构反馈”层面促进持续演进。 随着物质条件改善与人力资本积累，居民对就业、收入和生活质量的预期趋于牢固，进一步强化消费信心与长期投资意愿，推动内需增长呈现自我强化的动态演进特征。

二、当前我国扩大内需面临的现实约束

尽管“物人协同”方向明确，但在实际运行中，其联动效应受限于一系列结构与制度层面的深层掣肘。

（一）投入结构失衡：物质偏向与人力资本配置错位

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导致物质资本投入主导，人力资本投入相对不足且配置错位。

一方面，投资结构偏向物质资本， 教育、医疗等回报周期长的领域在财政预算中往往处于次要位置，导致能力供给与需求升级不匹配。

另一方面，要素流动受阻与空间错配放大了失衡效应。 2024年全国外出农民工达17871万人，其中跨省流动6840万人，中西部呈现明显“人才外流”特征。在人口外流地区，物质设施边际效用递减，人力资本不足反而成为制约消费的核心瓶颈，两者叠加弱化了内需形成的内生动力。

（二）体制机制梗阻：条块分割与政策传导不畅

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长期处于相对分割的治理轨道，导致协同机制缺位。

其一，部门垂直治理加剧政策脱节。 发改、工信等部门主导物质投入，教育、人社等部门分管人力资本，目标设定与资源配置缺乏整体考量。

其二，评价体系偏狭固化短期导向。 现行考核仍偏重GDP、固投等短期量化指标，对人力资本积累等长期投入识别不足；治理工具依赖行政推动，缺乏统筹复杂投入的系统机制。

其三，转化链条衔接断裂。 科技创新中“重硬件平台、轻人才组织”，产业升级中技术迭代与劳动者技能更新错位，城乡发展中设施改善与人力要素积累脱节，导致投入难以有效转化为消费能力。

（三）空间格局分化：区域吸纳失衡与城乡不协调

区域与城乡间的要素集聚落差，形成了“强吸纳－弱释放”的结构性矛盾。

区域维度上， 东部凭借先发优势形成要素自我强化循环，中西部在争取项目与人才上处于弱势，本地内需根基弱化。

城乡维度上， 优质资源高度集中于城市，农村人力资本偏低、收入稳定性弱，叠加养老医疗等不确定性，强化了农村居民的审慎消费倾向，导致乡村消费潜力难以充分释放。

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扩大内需的路径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应从底盘夯实、产业升级、预期稳定、能力提升与分配优化五个维度，构建“物人互促”的内需扩展机制。

（一）夯实底盘：以基础设施协同升级筑牢内需物质根基

一是前瞻布局新型基础设施。 适度超前建设5G、千兆光网、算力中心及智慧交通网络，催生数字消费新场景；扩大充电桩、储能等绿色设施供给，支撑绿色消费。

二是补齐传统设施短板。 完善城乡高效物流网络与冷链仓储，提升消费可达性；升级市政设施与老旧小区，改善居住与消费环境。

三是推进城乡设施一体化。 加强跨区域重大基建互联互通，降低中西部物流成本；推动城市管网、公交向乡镇延伸，打造县域消费中心。

（二）提质扩容：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引领需求结构升级

一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鼓励纺织、家电等消费品行业数字化、绿色化改造，提供更优质产品；推动钢铁、建材等行业清洁生产，培育绿色建筑等新市场。

二是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完善充换电网络与购车补贴，带动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发展；支持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中西部错位发展半导体、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集群，构建多点支撑的产业版图。

三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超前部署量子通信、商业航天、元宇宙等前沿赛道，以持续创新拓展内需边界。

（三）兜牢底线：以全民社保体系稳定居民消费预期

一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缩小城乡教育质量差距，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健全城乡养老体系，提高养老金待遇；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减轻新市民住房压力。

二是引导多元主体参与。 鼓励社会资本有序进入教育、医疗、养老领域，同时培育社会组织补充供给，提升服务弹性与质量。

三是健全可持续机制。 推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从根本上稳定居民长期预期。

（四）强基提能：以教育人才体系释放人力资本红利

一是夯实基础教育公平。 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倾斜资源，深化课程改革，培养创造力。教育公平有助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二是深化产教融合。 推行校企协同育人、订单班与现代学徒制，建立产业人才需求预测机制，实现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三是构建终身学习体系。 整合资源建立广覆盖的职业技能培训网络，推行技能提升补贴，增强劳动者适应技术变革的能力。

（五）调优结构：以收入分配改革夯实内需增长源泉

一是提高劳动报酬比重。 推广集体协商制度，完善知识、技术参与分配机制，增强居民收入增长的内生动力。

二是强化再分配调节。 推进税制改革，提高直接税调节作用，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抵扣与转移支付；通过渐进式提高养老金待遇、全民医保等缩小收入差距。

三是引导第三次分配。 完善法律政策与税收优惠，鼓励富裕阶层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帮扶弱势群体，提升社会整体消费信心。

结语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是“十五五”时期扩大内需、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物质基础的战略抉择。唯有打破条块分割，统筹优化投入结构，推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在供给、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深度协同，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内需增长对短期刺激的过度依赖，构建起内生驱动、持续演进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