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犀利批判，同时表现了对他们的深沉的爱，代表了迄今为止文化启蒙的最高成就。但启蒙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后继者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读鲁迅的作品，是在回忆一段历史，又显然是在面对现实，给人以深刻的启迪。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尤其作为今天与过去的联系而发生作用。就其“为人生并且改良这人生”的写作动力和启蒙主义的价值取向而言，它并非是个人趣味的选择，而是作为建构现代性的重要内容深深植根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运动，是中国现代作家“感时忧国”精神的文学表现。其关心国事、心系民生的大热心肠掩藏于其严肃的外表、冷峻的文字之内，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尚未觉醒的民众，他以一个启蒙者的身份，担负起这艰难的启蒙任务，毫不留情的剖析国民的劣根性，以期引起疗效的注意，从精神上唤醒麻木的群众。

　　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重视，对改造国民性的思考，对改造国民性途径的探求，是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的。早在留学日本的初期，他对国民性的深入思考就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思想集中在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上：第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第二，中国的国民性格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病根何在?刚刚二十出头的鲁迅，已经显示出思想家具有的关注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博大胸怀，探讨解决这些问题时的广阔视野与务实精神。

　　鲁迅所揭示的国民劣根性，涉及面较广。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缺乏正视勇气，不敢、不能正视现实，妥协、消沉。鲁迅作品中的一系列知识分子，像《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子君等等可说是这一类人的代表，这些人有知识，能看清现实，但遗憾的是不敢面对现实。吕纬甫当初曾以战士的英姿出现，但在屡遭挫折后却变得一蹶不振了。由于封建势力异常顽固，异常强大，吕纬甫由于心死“而背弃了高尚的人生境界变得苟且偷安、浑浑噩噩，甚至为了糊口而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去教给孩子们充满了封建毒素的《女儿经》之类的东西。他浑噩，但在思想上是清醒的，并且怀着难耐的隐痛。小说在对吕纬甫的悲剧人生的严峻批判中，晓示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可重蹈他的覆辙。魏连殳是由一个清醒的个性主人者转向与封建现实达成妥协，恭行原来所憎恶的一切，他终于投靠了在了城具有生杀予夺权力的杜师长，当了他的顾问。从此失去了原来的自我，由原来的自负、自持、自强一变而为自嘲、自虐，甚至自我，他真正地变成了一个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他肆元忌惮地报复社会、作践大良及其祖母。他放纵自己，糟蹋自己，最后他身上那些极其珍贵的精神，美好的品格终于随着他的吐血而亡被毁灭了。这是魏连殳的悲剧，更是与现实妥协的悲剧。

　　奴性、卑怯性。缺乏抗争的勇气是奴性的标志，阿Q就是一个奉行奴才哲学的代表。所以鲁迅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又“怒其不争”，在《恋爱的悲剧》一章里，我们不仅更明晰地看到了阿Q不仪处处逆来顺受，毫不抗争，丽且还显出-N服服贴贴、心甘情愿的模样。阿Q向吴妈求爱的方式不只粗俗而且有点荒唐，但赵太爷的处置显然无理。他强迫阿Q接受五项苛刻的条件：包括送红烛、请道士，甚至还不准阿Q“再去索取工钱和布衫”。直逼得阿Q倾家荡产无处安身。然而阿Q却自然都答应了，不争辩一句．额外的被迫送地保加倍酒钱四百文。阿Q没有现钱，便用一顶毡帽做抵押。这些他都不折不扣地一履行了。因为在他看来，天经地义就该如此，可叹的是阿Q面对这些不合理的胁迫敲诈，不只是没有和赵太爷、地保之流抗争过，连想抗争的念头都不曾产生过。

　　无特标，随风倒。鲁迅指出：中国人民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不是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手段，如此一来，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为“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精神麻木，充当看客，把别人的不幸和痛苦当作慰藉甚至娱乐自己的东西。在《孔乙己》《药》《祝福》等几篇文章中塑造了这样的一群庸众形象，如，孔乙己～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的脸上又添新伤疤了。”有的故意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人家的东西了。”“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逼得孔乙己只好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再如《祝福》一文中：许多人(对祥林嫂)都发生了新趣味，又来逼她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她额上的伤疤。“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竞肯了”一个说，“唉，可惜，白撞了这一下。”一个看着她的应和着。这种痛苦被人漠视乃至赏玩的文化现实，这样的畸形人格，是鲁迅所深恶痛绝的。

　　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他的小说和杂文上，其小说主要采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或“以一人为原型，敷衍而成”塑造了一系列典型鲜活的人物。杂文则一针见血的说破国人的性格，深刻的揭露和批评了人性中那些丑恶的成份，他对国民性的多方面剖析，剖析之深刻，他人难以企及。如他对中庸的分析：圣人们大呼“中庸”是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嘴上说中庸，做事并不中庸，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来粉饰，失势时非“中庸”不可时满“中庸”。有势得势时，凶残横暴得很，宛然一个暴君，所以说实在不是真“中庸”。又如剖析折中：“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今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三闲集·无声的中国》再如分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变{日，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i日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

　　揭露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有效的改造。鲁迅寄希望于国民性的改造，他也相信国民性是可以改变的，关键是启蒙。他主张用科学与民主根治愚昧与昏乱；用大胆勇敢改造怯懦懒惰；用远大的目光，用理智与勇敢的结合消除卑怯、自私与贪婪……但这绝不是容易的事情。鲁迅虽是一介书生，但骨子里是相当坚毅的。“为人生”而创作是其目的。在他看来，人生问题不止是温饱、生活境遇、劳动条件等等物质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待生活的态度以及人的精神，人的价值的理解等问题。对于下层社会的被压迫者来说，首要的问题是改变他们被封建传统观念禁锢的精神世界，激发起他们的抗争意识，树立起“人”的思想意识，做一个正常的人，健全的人。

　　鲁迅的启蒙主义所针对的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专制所衍生的传统意识，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处心积虑的推行蒙昧主义，禁锢民众思想，以此作为维护封建秩序，求得长治久安的手段。在鲁迅看来，思想意识还处于蒙昧状态的国民是“愚弱的国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民众还处于蒙昧状态，就绝无振兴的可能，其作品都基于改变人民精神面貌这一崇高的宗旨而创作的，启蒙主义的特点十分突出。鲁迅认为：民族兴亡，系于启蒙。“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集外集拾遗补编》他要以自己的文字来为改变民族命运贡献力量。

　　剖析鲁迅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启蒙立人的思想，表面冷静，内心是充满怜爱，主要视角是面向他们病态的灵魂。当鲁迅匿多的思考如何改造国民性格的时候，他深深的为大多数压在大石下的草一样萎黄桔死的老百姓的处境而悲哀而痛苦。于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立人”、为“救人”、为“新人”，鲁迅以全新的反封建的价值观念，向中国封建主义及人道的价值观念系统发起了猛烈攻击，对吃人的思想道德文化体系进行了最全面最有力的批判。震动了一个时代的救救孩子的呐喊。正是对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强烈呼唤，鲁迅为改变中国人的地位，唤醒国人的意识，为中国人的思想革命，改造旧人重建新人而努力奋斗，以他的永不消逝的文字。

　　一记得卢叔宁的《劫灰残篇》中有这样一段内容：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是第一个将中国看透的人，第一个将中国的真相揭示袒露在人们面前的，人……鲁迅在生前受到无穷的攻击和暗箭，而死后在一些人则庆喜地将其忘却掩灭。更有一些人则以尊崇他的姿态将其摆在他们宗祠的祭坛上加以顶礼，其目的不过是用一个新的神像来装饰自已的门面或驱斥自己的政敌，他们何敢回复其本来的面貌——无情的揭露，入木的批判，不妥协的斗争呢?鲁迅的印着自己、他人、社会刺去的解剖刀变成了专向不祈祷、不跪拜的异教徒的威严的法剑。鲁迅在生时所无限同情又无情地憎恶的阿Q们，还有那鲁迅用厌恶与蔑视之笔画下的聪明人们(假洋鬼子、奴才)在鲁迅死后，倒反过来将他“聪明地”“阿Q化”了。这是怎样的一种讽刺和怎样的一种痛心的悲哀啊!而揭示这些该是新的启蒙者们的任务之一吧!

　　启蒙的意义目的，就在于让人民认识自己，使人民成为自觉的社会成员，而不是一个盲目的人类生存者。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识别一切统治者的标准：竭力掩住人民的耳目，混淆他们的视听，却将自己装扮成人民的代表者的统治者是骗子强盗。不仅相信人民的力量而且竭力使人民认识自己的力量、缺陷，使人民成为自觉的主人者是人民的真正代表者，鲁迅在揭露阿Q的疮疤的时候，似乎比哪些说阿Q的疮疤有独特的美的人要遭到他人(甚至阿Q本人)的责骂，但真正爱阿Q的不是后者，恰恰是揭露者的鲁迅。
 

鲁迅启蒙的任务是让患者先认识自己是病人，并进而使它认识自己的病因病根，使它震醒。鲁迅作为一个社会医生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但是病人应该怎样和自己的病，尤其是怎样和产生这种病的环境条件进行自觉的斗争，这便是鲁迅后人所应当完成的，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继续鲁迅的遗业，将对社会恶症的揭露，对社会给人们打下的烙印的揭露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则要将如何更自觉地根治这社会与人们病症的方法昭示给人们……使他们明了自己不是被施恩者，不是单纯的被疗救者，他们自己同时是创造者，创造物的所有者。这便是现今启蒙运动的(如果有的话)任务。”

　　我情不自禁的抄录了这么多，因为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启蒙正陷人前所未有的困境。虽然我们不能对现实进行简单的否定，对当前兴盛的物质文明也应肯定他的存在意义。但毫无疑问，当前现实社会和文化中的不健全处还是很多的，尤其是现实体制中的积弊，以封建文化的实质和物质文化的合流，促进了社会的腐败和动荡。使金钱为中心的消费主义彻底占据了社会文化领域，刺激了各种欲望的畸形膨胀。当前社会各种犯罪率的上升和道德风尚的下滑，就是不良文化刺激的直接结果，可以说在当前的社会中，时代精神和思想信仰正陷入迷茫和漂浮的困境中。

　　大众是如此，知识分子自身也是如此。作为知识分子的真正表率，鲁迅先生倡导知识分子应有一种“青皮精神”，但许多曾经参与启蒙的知识分子，在90年代已经彻底放弃了曾经持守的启蒙精神，成了现实物欲的追随者甚至推波助澜者。小说《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刘跃进等可说是这类人的代表。还有人则回归到宗教中或成了宗教的臣服者，当前泛滥的嘲讽和解构知识分子责任的“后现代”文化思潮，更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于启蒙精神的彻底放弃。

　　我们反思“五四”以来的启蒙，事实上都说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因为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世纪的中国大众文化，比较八十多年前，在思想文化更新上到底取得了多大的进步；今天的“国民性”与从前相比到底有多大差别，是可疑虑的事情。即使是两个时代间表现出来的一些差异和发展，到底能不能完全算是“五四”文化批判的结果，还是因为生活方式本身的变革而产生的自然变迁也难以明断，而作为启蒙主导者的知识分子，比较鲁迅一代启蒙者，至少在精神的独立和自由上，表现出明显的衰退。

　　“五四”后中国历史中的知识分子，逐步被迫或主动地放弃了对实践启蒙的新的尝试，除了少数知识分子表现出对“五四”实践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更多的知识分子屈服于各种制度体制下，只表现出服务的态势，却没有任何新的实践理想和行为。于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逐步成了崇尚空谈的“文化清客”，却少有身体力行的启蒙实践者，至于后来进行的漫长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结合，己经不能叫做实践启蒙，因为知识分子在其中承担的事实上被改造的角色，他们失去了自我主体精神，也就完全失去了实践的内核。

　　马克思说：“人们是在既定的条件下而不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鲁迅远行以后，我们该怎么做?这是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