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一文所确立的"《西游记》杂剧为杨景贤所作"之说，长期以来被视为学界定论。然细审其论证过程，在文献使用与逻辑推演上均存在可商之处。本文从《录鬼簿续编》著录体例、《万壑清音》零折与今本的结构关联、万历刊本题署等第一证据，以及孙氏撰文的时代心理四个层面重新检讨此案，认为在现有文献限度内，吴昌龄著作权之说更具说服力。同时借此案反思民国学术转型期草创研究中可能存在的精细不足之憾。

关键词： 《西游记》杂剧；吴昌龄；杨景贤；孙楷第；作者考辨

引言

二十世纪初是中国学术发展的转折期，也是当代古典小说戏曲研究格局的奠基期。其时传统考据范式遭遇深刻质疑，西方学术方法逐步渗入，新旧转换之际涌现出一批开疆拓土的大师级学者。然而以今日学术规范回视，彼时成果亦未免偶有精细不足之憾。孙楷第被誉为"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洵非虚誉；但其1930年代所撰《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一文，以杨景贤为《西游记》杂剧作者、否定吴昌龄著作权，这一影响深远的学界定论，在文献依据与论证逻辑上似均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西游记》杂剧的文献流传长期存在空白。该剧直至1928年方由日本学者盐谷温刊印，重归学界视野。孙楷第此文一出，"杨景贤作"遂成定谳，后世各类论著多沿袭其说，仅有少量学者存疑。因此，重审这一学术公案，不仅关乎一部杂剧的归属，更可作为反思民国草创期学术得失的典型样本。

一、著录体例的再审视：杨景贤说的文献困境

孙楷第"杨景贤说"的核心依据，是《录鬼簿续编》于杨景贤名下著录"西游记"三字。然细考该书体例，此条证据实则薄弱。

首先，《录鬼簿续编》于杨景贤名下仅书"西游记"三字，无题目正名，亦无文本说明，无法直接对应今存六卷本杂剧。这与《淮安府志》仅载吴承恩著"西游记"三字、不能径直等同于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逻辑完全一致——书名偶合不能替代文本归属。

其次，从著录体例看，《录鬼簿续编》与《录鬼簿》一脉相承，绝大多数剧目皆标注题目正名。全书共录剧名158种，无题目者仅16种；而所录杨景贤十八种剧目中，竟有五种失注题目正名，比例异常。这足以说明编者对杨氏作品的认知本就有限，《西游记》一条无题目正名亦非偶然遗漏，更不足以作为确证。

再次，孙楷第曾援引一失传抄本《词谑》的佚文，证杨景贤作《玄奘取经》。但该抄本今已不存，传世同源版本皆无此段文字。且《词谑》本身为未定稿，对所收作品存在随意改窜的情况。以一部存疑且已佚失的抄本中的片段作为核心证据来确证杂剧作者，在文献学上难称稳妥。

二、否定吴昌龄的逻辑漏洞与结构内证

孙楷第否定吴昌龄的核心依据，是认定吴昌龄《西天取经》必有"回回叫佛"情节，而今本无此内容，故非吴作。此论存在双重问题。

其一，天一阁本《录鬼簿》后世增补题目正名存在张冠李戴的既定事实。王纲校勘此书时明确指出，元曲名家庾吉甫、马致远、关汉卿、王实甫的剧目增补标注均有误署乱象，普通剧目讹误更多。王氏即举《西游记》为例，认为"吴昌龄《西天取经》未必有'叫佛'事，则万历本未必非吴昌龄作"。孙楷第本人已注意到《录鬼簿》存在次本、二本、同名异作等复杂体例，却未将此认知推及"回回叫佛"条目的可靠性判断上，不能不说是一处疏忽。

其二，即便认可天一阁本题目的真实性，亦不能直接推出今本非吴作的结论。孙楷第在《万壑清音》所收《西游记》杂剧零折中发现《回回迎僧》一折，此折恰恰可补今本之缺，成为讨论吴昌龄《西游记》杂剧最珍贵的中间环节。然而孙氏却认为编者"止云居士太糊涂了，他把来源不同的四折北曲放在一个《西游记》题目之下"，径以文本来源驳杂否定其价值。

事实上，今本杂剧第五齣《诏饯西行》、第六齣《村姑演说》与《万壑清音》本《回回迎僧》三者前后相接，构成完整的叙事链条。《诏饯西行》中村姑在旁观看，至下一齣则成为主角，是为转场；《村姑演说》中有"见几个回回，舞着面旌旗，阿剌剌口里不知道甚的"一句，正为下一齣《回回迎僧》作铺垫。今本缺《回回迎僧》一齣，显系后人删改所致，而非原本即无此内容。

这一判断还可引入清代宫廷大戏《升平宝筏》作为旁证。《升平宝筏》乙集第十七齣《胖姑儿昌言胜概》即对应杂剧《村姑演说》，科介稍多数十字，余者几乎全同，可知全袭自杂剧原本。第十八齣《狮蛮国直指前程》则对应《回回迎僧》内容，与《万壑清音》本高度一致，连番语译音亦大体相同，可见二者必有一致的来源。细审阿拉伯语与波斯语译音，《万壑清音》本有误处，《升平宝筏》本反而不误，可知其来源更早、更接近原貌。

更关键的是万历刊本自身的文本与版画矛盾。万历本大幅删改了《诏饯西行》一折，将取经缘起简化为京城祈雨，彻底删去尉迟恭自述战功的叙事与百姓围观场景，规避敏感内容以简化舞台演出。然而该本刊刻配图仍保留了民众围观、武将自述的原始画面，文本与版画情节明显相悖——这是后人删改文本却未同步改动版画的直接物证，充分证明今本并非完本原貌。以删改后的文本缺失某一情节来否定吴昌龄的著作权，在逻辑上难以成立。

在体例层面，明代戏曲家凌濛初深谙元曲体制，曾明确提出元剧有"一事而各为数本者"和"数本而共衍一事者"两种形态。他认为《西游记》杂剧属于后者。郑振铎、赵景深也均指出该剧六卷结构规整、各卷独立成篇，情节繁杂导致各卷曾单独流传。赵景深推测吴昌龄《鬼子母揭钵记》为杂剧第三卷单行本名，《西天取经》为第二卷单行本名。孙楷第虽关注到"次本""二本"之说，却仅以"一事而各为数本者"视之，未虑及"数本而共衍一事"的体例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对文本流传复杂性的判断。

三、第一证据：万历刊本题署与刊刻者考辨

古籍作者考辨，必须以原始刊本的第一手题署为最终依据，若无确凿反证，不得随意推翻。

现存唯一完整早期刊本——万历四十二年杨东来评本，卷端明确题署"元吴昌龄撰"，此为不可替代的原始证据。该本传世165则独家眉批中，亦有以"吴君"指代作者之例，与卷端署名相互呼应。

晚明多条独立文献亦形成稳固的证据链：臧懋循《元曲选》为吴昌龄《西天取经》标注"六本"；凌濛初、孟称舜亦皆明确著录吴昌龄六卷本《西游记》。多条异源文献指向同一结论，其可靠性远非单一著录条目可比。

进一步考辨刊刻者身份，可夯实题署的可信度。作总论的蕴空居士实为明代道士陆西星，其号、籍贯、京师游历时间、斋号内涵均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作小引并主持刊刻的弥伽弟子为茹天成，其字号、籍贯、书斋、刊刻活动皆可交叉印证。二人皆精通古籍校勘，拥有独立的底本来源，并非伪托杜撰、随意改题。明人在刊刻戏曲时微调体例、增补小曲、规整曲文，属于戏曲文本流传的常态，如同清代毛氏父子改订《三国演义》，文本润色与改编绝不影响原作者的归属认定。

四、时代心曲：孙楷第"是杨非吴"说的心理背景

孙楷第在考辨《西游记》杂剧时有此小失，若从文章撰写的时代背景推考，或可得一合理之解释。

孙楷第于1931年初赴日本调查小说文献，由长泽规矩也引见汉学专家盐谷温。盐谷温对其《三言二拍源流考》一文备加赞赏，二人早有学术交往。然而"这时已经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东三省，我也再没心思待下去，看完书就回来了"，其爱国之殷，溢于言表。故"七七事变"后，盐谷温多次邀约，孙氏均峻拒，原因即在日本侵华战争使其对此前结识甚至引为知己的盐谷温也近乎绝交。

在此背景下，孙楷第在《五十年来我的学术研究》中提及此文时特意写道："辨日本盐谷温博士所印《西游记》是杨景贤曲，非吴昌龄曲。其言确凿有据，足以解数十年来中外学者之惑。"将否定吴昌龄著作权与驳斥日本学者暗中联系起来，学术考辨中颇寄寓时代感慨。这与陈垣、余嘉锡等学者彼时借学术寄寓家国情怀的心态一脉相承——事实上，孙楷第在评介陈垣著述时，也曾特意拈出此点。由此推测，孙氏在考辨中或有意无意地将驳斥盐谷温的刊印行为延伸至否定其所刊杂剧的署名，虽非有意曲学，但爱国激情的驱动下，论证的严谨性难免受到一定影响。

结语

本文并非要确证"吴昌龄说"，而是认为在目前所能掌握的文献及其阐释限度内，吴昌龄著作权的可能性更大。未来若挖掘出新文献可证杨是而吴非，自当据新证重论。本文的核心关切在于重申两点原则：

其一，对民国时期的学术成果，既要充分尊重其开创之功，也要警惕学术转型期因方法草创、文献条件有限而可能形成的误判。大师之作亦非字字珠玑，后学应以理性态度审慎继承。

其二，古籍作者考辨必须尊重"文献的第一证据"——原始刊本的题署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先性，若无确凿反证，不得随意推翻。这是古典文献学的基本准则，也是避免考辨陷入主观推演的前提。

最后尚需指出，尽管本文并不认同孙楷第此文的结论，但通过梳理抉发其在特殊时期的隐秘心曲，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位中国学者的民族气节与文人风骨——"二十四郡，唯颜鲁公"，令人追慕不已。这已非本文琐琐寻章摘句所能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