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言诗是在二言歌谣基础上的新突破,在 艺术 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同世界万物 发展 一样,四言诗也有一个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作为承载一定时代内容的四言诗,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汉语言自身 规律 的发展而走向衰落。
　　关键词:残留;四言诗;碎片;《诗经》
　　一、四言诗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无可厚非,文学创作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没有真实生动的人类生活便没有文学创作。如《吴越春秋》中《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是一首黄帝时代的歌谣,它采用简单的二言形式,生动地描述了原始狩猎的过程;鲁迅在谈 论文 学起源时提到一个“杭育杭育”派。这些都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时也说明了生产劳动对文学创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上古之时,诗、乐、舞是不可分割的,诗歌的产生与发展和 音乐 的节奏有着重大的关系。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四言诗大多是在二言歌谣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节拍,而且大多存在重复叠唱。主要变换形式有二,一是对二言诗句的简单重叠,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其中“硕鼠”就是简单重复。二是对二言诗句的合并与改造。如上述《弹歌》:可合为“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诗经•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就是对二言歌谣的一种转换;再则,从汉语自身发展规律来看,古汉语多以单音节词为主,一个字就是一个词,一个词只有一个音节。随着时代地发展,生产劳动日益复杂化,二言歌谣不足以表现复杂的节奏,尤其是名词和动词表现力地逐步增强,二言歌谣的表现力已不能满足创作的需要,而且存在自身的诸多局限性,如节奏单调,词语的不对称等,渐渐不能表现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从内容上分析,四言诗的表现力要比二言歌谣丰富得多。从《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国家的政事兴衰,婚丧嫁娶的礼乐制度,还有家庭和爱情的悲欢离合。其中也包括王公大人告祭神灵的祝祷,有公卿大夫思虑国事的长吟等。诗歌内容不仅仅用来表现简单的生产劳动,而且用于表现爱情婚姻以及下层人民对统治者地诅咒,同时也有讴歌人民向往美好地生活。可以说《诗经》中的四言诗从多角度、全方位地再现了那个特定的时代内容。由此可以看出,二言歌谣地发展必然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四言诗的产生是二言歌谣发展的必然。综上所述四言诗的产生是语言内部规律和社会生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地结果,其结论有三,一是四言诗产生于生产劳动;二是四言诗产生于二言歌谣,有二言歌谣转化而来;三是四言诗的产生乃汉语语法发展规律的结果和社会生活的要求。
　　二、四言诗发展的高峰
　　四言诗体是我国先秦时代的主要诗歌形式,它集中的保存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相对于原始型二言体歌谣来说,是诗体的一大解放,从而大大促进了诗歌艺术的飞速发展。《诗经》中一大批优秀诗篇,不仅开创了我国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其多种表现手法和高度的艺术技巧一直是历代文人学习的典范。四言诗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地,到商周时期,奴隶社会已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在先秦文学中,诗乐舞是一体化的。礼乐制度的完善必然会影响到诗歌的创作,并且大大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而四言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断发展完善的。孔子从人的立身处世来讨论诗和礼乐,《论语.秦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说,人之修身从学诗开始,坚定站在礼的基础上,最后在音乐的陶冶中完成品德修养。在商周时期,礼乐制度是用来规范人们行为,陶冶人们情操的重要方式。它不光是个人的大事,而且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大事,尤其是祭祀活动,在诗歌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祭祀诗。例如《小雅·鹿鸣》、《鱼丽》等。同时按照音乐的不同,把诗歌分为风、雅、颂三类,按照题材不同将其分为农事诗、公宴诗、战争诗、民族史诗等。《诗经》中收集的诗歌,产生的地域很广,从黄河流域直到长江汉水等地,各地的民情风俗不同,语言声调也不一样。三百篇中四言诗的作者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他们的性别、生活经历有别,所做诗歌又有抒情、叙事等类型,因此,《诗经》中四言诗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也是多种多样的。诗歌创作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绝大多数作品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感受“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形成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还有重叠的章法和以四言为主的句式;语言运用更是生动形象,《诗经》是诗歌的语言宝库,三百篇中大约使用了近三千个单字,这些单字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词汇。尤其是大量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运用,极其生动准确地表现了各种事物及其变化特征。《诗经》中有着丰富的四言内容,它既记载了那个时代又反应了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在《左传》中比较突出的反应了“诗经”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当时人们在 政治 外交活动中常借助赋诗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和要求。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丰富的精神生活。我们可以看出诗经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绝非单纯的文学 总结 ,而是一部有关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生活的百科全书。通过阅读《诗经》我们发现,这时《诗经》体式四言诗不光达官贵人备受青睐,就连下层群众也是热衷于此的。从另一角度我们也可以印证,那就是百年之后的《离骚》的出现是继承了《诗经》的优良传统并且结合楚地方言发展而成的新诗体,它有《诗经》的影子,但不是按《诗经》的形式写作的。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与此同时代无突出的四言可以证明。到了汉代,四言已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而且此时并无太多的人去作四言诗。而且在西汉又现了“赋”这种新的文学体裁,在“赋”中多有四言韵语,但却非《诗经》时代的四言诗,更不会有大量四言诗地创作。东汉时又出现了代表时代色彩的新文学样式,五言诗产生并逐步发展成熟。毫无疑问在汉代四言诗已慢慢偏离文坛,尽管有人还在寻找四言诗发展的出路,但已无力回天。毋庸置疑,《诗经》就是四言诗发展的高峰期。

　三、四言诗的余韵
　　随着西周社会的 发展 ,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也随之丰富。在西周礼乐制度日益繁盛时,四言诗出现了兴盛乃至达到了发展的高峰。但是,当礼乐制度崩溃之时四言诗也随之逐渐衰亡。四言诗在汉代的发展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宗庙乐歌、乐府四言、文人四言。宗庙在汉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此相关也有宗庙乐歌的残留,如有唐山夫人的《安世乐》。但是,此时的四言诗已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用来粉饰太平,歌颂大汉盛世的汉赋大量出现,并且汉赋发展成了代表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文学样式。当然还有乐府四言诗,这类诗的数量不多,没有形成一定的创作规模,而且文学价值不高。此外,在汉代还有一定的文人四言诗,据逯钦立的《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记载,西汉时文人四言诗仅存四首,代表作家数量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四言诗在汉代并没有探索到新的发展路径。总体情况是诗歌数量较少,代表作家更是寥寥。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四言诗有一定的数量,而且还出现了几位重要代表性的作家,他们分别时东汉末年的曹操、曹丕、曹植。魏晋南北朝有嵇康、阮籍、陶渊明。首先我们分析三曹,三曹中曹操为先,他被誉为“汉代改造文章的祖师”。由《诗·大序》我们知道,汉代四言诗反应了正统思想规劝人们服从统治者的要求和愿望。其中孔子“删诗说”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曹操却一反常态,改变了儒家的诗教传统,他借助乐府心声,装载个人心声抒发个人的情怀。同时将乐府旧体与文人四言相结合,开创了四言诗发展的新路径。曹操在汉代是一个反传统式的人物,表现在诗歌上,他对四言诗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在诗歌的思想上不拘一格,他喜欢俗乐,要求婚姻自由。他需要建功立业,求贤若渴,却又悲叹人生短暂。在诗歌内容上他自由抒发个人情怀,对四言的词汇、句法进行了多方位改造。改变了《诗经》体式的四言诗。《诗经》体式的四言诗中多用单音词和虚词,而经过他改造后的四言,其诗句变得较雅。在形式上,他采用乐府形式,两句一行,四句一节,改变了《诗经》体式四言诗上下句存在依存关系的现实。对于《诗经》中运用铺排的现象,曹操在意思上是一脉相承的。即单句前后承接,不需要用重叠、排比的手法便能完整的表达情态。如曹操的《观沧海》、《短歌行》、《龟虽寿》都能充分体现出对《诗经》体式四言诗的改造与创新,但曹操的改造和创新并没有改变当时文坛上主流文学的发展趋势。而四言诗也未能改变逐步衰落的命运,四言的改造和挽救只是那个时代的余韵。四言诗只是那个时代所残留的碎片,我们再也找不回四言诗发展的辉煌了。
　　三曹之后,嵇康对“诗经体”式四言诗在继承中进行了新的改造。这在《幽愤诗》中有所体现。阮籍将四言诗围绕一个主题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思考。但还是未能使四言的厄运改变,四言诗的创作并没有形成规模。而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则对“诗经式”四言诗进行了全方位地改造,表现出了改造后四言诗回归的意向,使四言诗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诗歌意境上,将家庭生活和琐碎小事入诗,塑造了一位仁厚的长者形象。在修辞上,将《诗经》中起兴用在篇首与后面内容无关回归到篇首起兴,并且与内容有关联。在章法结构上,其诗多数与诗经体基本一至,采用重章式结构,善用比兴,并且发展了诗经体式四言诗中的比兴,将其从开头贯穿至尾。在句式和语言运用上,陶诗中引用了《诗经》中大量的原句,还运用了诗经式的句式。同时运用新词语改造旧句式,对偶句式运用较好。但陶渊明的大力改造之后,并没有形成发展的规模。四言诗还是逐步远离了文人的视线,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如日中天”的诗经体式的四言诗时代,我们再也找不回那个属于四言诗的时代。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样式,并且在那个时代会出现高潮,之后随着时代的消亡这种文学样式也随之消亡。”所以,诗经体式的四言诗是那个时代特定的产物。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它必将退出 历史 舞台,诗的内容没有了,死的形式必将终结,如同我们现在的时代不需要用四言、五言、七言来束缚我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