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韦应物能够在大历时期卓然而出，自成特色，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濡染盛唐风韵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本文从韦应物诗歌所体现出的诗人的精神面貌、诗风的延续以及诗歌的表现方式和艺术技巧等方面进行分析，力图寻找韦应物诗歌和盛唐气象的某些契合点。

　　韦应物作为大历时期的一个特殊存在，他的诗歌迥异于当时的风气而形成自身的特色，濡染盛唐风韵不能不说是其中原因之一。古人胡应麟称:“苏州五言古优入盛唐。”(《诗数》)贺贻孙认为:“中唐如韦应物、柳子厚诸人，有绝类盛唐者。”(《诗筏》)王士祺称:“张曲江开盛唐之始，韦苏州殿盛唐之终。”①从前人的评论中已见端倪，今人也有同感认为韦诗可视为盛唐之音的延续②。但是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概括，本文将进行深入分析，以对韦应物诗歌有更好的把握。

　　一般而言，盛唐的昌盛景象是由其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化艺术乃至时风习尚、人们的心态风貌等共同表现出来的，而其包含甚广，韦应物诗歌表现出的只是其中的某些方面或类似的韵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的诗歌再现了盛世的辉煌，同时也表现出诗人昂扬的精神风貌。韦应物的生活经历在大历诗人中是比较特殊的，他出身名门望族，从小生活于太平盛世，一十五岁时不似其他诗人奔波于科举求仕之途，而是因门荫进入皇宫，成为玄宗的侍卫郎。他处于社会的最顶端，不仅享受荣华富贵，也浸染了盛世的恢弘自信与激情。虽然安史之乱的狂粼把他抛到仕宦的险径上，但从县尉到大州刺史，作官虽不算显达，然官运尚可，总是逐步升迁的，自无迁滴之怨，一生中既无科举失意落第的悲伤不平，也无干渴权贵的卑颜耻辱。正因如此，注定其精神风貌异于时人，而靠近盛唐士人。

韦应物对盛唐感受很深，他的青春、希望和理想都孕育于盛世当中，所以在其诗中不可避免的有许多盛世的回忆。晚年的《逢杨开府》追述了自己年轻时飞扬跋息、不可一世的形象:“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稽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捍”，《白沙亭逢吴雯歌》、《燕李录事》、《与村老对饮》中都在不停的一遍又一遍的回忆着。在其歌行《温泉行》、《骊山行》、《酬郑户曹骊山感怀》中描绘了与先皇出游时壮大威武的气势，诗人意寓讽刺，却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展现了盛世的气象:

主圣臣贤，万国来朝，国泰民安，的确呈现出一幅太平盛世图，诗人难忘盛世，更向往盛世，希望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也能如往昔一样。“胡能遭盛明，才俊伏里间”(《寄冯著》)、“幸遭明盛日，万物蒙生植”(《谢栋阳令归西郊赠别诸友生》)、“明世方选士，中朝悬美禄”(《始除尚书郎别善福寺精舍》)、“明时重英才，当复列彤闹”(《答令狐侍郎》)、甚至晚年时还写诗“复睹开元日，臣愚献颂声”，一向刚直廉洁的诗人竟把唐德宗时短暂的安宁当作开元盛世，也正是这样的梦想才使他从一次次闲居中出仕，而没有象陶渊明那样彻底归隐。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鼓励别人(亲属、朋友)也做一个循吏。他的一些优秀作品还表现了建功立业的慷慨激昂之情。《始建射侯》“一朝愿投笔，世难激中肠”则是直接抒发自己愿投笔从戎，为国除难的壮怀，还有《广陵行》、《古剑行》等作品表现出来的雄放豪勇气概在其他中唐诗人身上也少有，而这种志向与自信，是盛唐人所秉有的。

其次，韦应物的诗歌也是开元天宝诗风的延续。罗宗强先生曾指出:“在社会历史的重大转变时期，文风转变常比政治、经济上的变化要漫得多，大历贞元年的盛唐余韵便是一例。从这一点来讲，大历诗人或多或少有一些诗、句虽呈现出盛唐余韵，但在这些人中，那种昂扬风貌，那种风骨和那种浑融一体的兴象韵味，韦应物无疑是表现的特别明显的一个。”③从开元末到天宝年间至安史之乱爆发之前，诗歌创作有三个明显趋势: “一是超脱现实，清高隐逸;二是正视现实，抨击黑暗;三是愤世嫉俗，崇儒复古”。④这三种趋势一度在大历十才子那里中断，而在韦诗中却得到了延续。
由张九龄、孟浩然开创而为王维所承袭推进的超脱现实、清高隐逸的诗风实际上也就是诗人不苟污浊、洁身自好，在清高超脱中显露出的冰清玉洁、光明磊落的本色。大历十才子纵有些 “称道隐逸的的诗歌，能沿袭王孟清新诗风的余绪，但终不可能得其高洁脱俗的格调。”。相反韦应物创作的大量山水田园诗，却深得此派精髓，他的诗传达的是寂寞幽独与恬淡冲和的意绪，是清幽淡远的气韵，是诗人古雅高洁的自我形象的外化。韦应物立性高洁，淡于利禄。在其诗中一再申明决不会为外物所惑而改变节操。他所采取的人生态度就是道家的无为思想，退亦可，进亦可，顺其自然。

由李杜高岑为代表的正视现实、抨击黑暗的诗风在韦应物的社会政治诗中得到继承，他的一些诗篇具有用新乐府新题写时事和富于社会内容的特点，继承了杜甫开创的用乐府旧题写时事、即事明篇的新题乐府的写作方式，成为盛唐杜甫和中唐白居易之间的一座桥梁，这在当时、在同时代诗人中是比较突出的。

　　天宝诗风中由萧颖士、李华、元结为代表的崇儒复古、愤世嫉俗的创作趋势在韦诗中也有延续。其诗《广陵遇孟九云卿》高度称赞了孟繁的诗歌“高文击颓波，四海靡不传。西施且一笑，众女安得妍。”可见他对当时低沉柔靡诗风的不满，这与李白倡导的“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击颓波，开流荡无垠”，(《古风》其一)孟浩然的。

　　“文章推后辈，风雅击颓波”(《陪卢明府泛舟回》)的精神是一致的。且他自身也是追求古雅，倡导风雅精神的，评论一些诗人的诗也以此为标准，“环文溢众宾，雅正得吾师”(《答长宁令杨辙》)、“对塌遇清夜，献诗合雅音”(《淬上精舍答赵氏外生伉》)。别人对其评价中也可看出，皎然《答苏州韦应物郎中》“诗教殆沦缺，庸音互相倾。忽观风骚韵，会我夙昔情”，孟郊评韦诗“章句作雅正，江山益分明” (《答苏州韦郎中使君》)。

天宝的三个创作趋势在韦诗中得到了自然的延续，使其诗在不自觉中濡染了盛唐风韵。

再次韦应物的诗在表现方式和艺术效果上，也从一些层面延续了盛唐风韵。严羽《沧浪诗话》中对盛唐诗歌有 一段著名论断:盛唐诗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胡应麟亦云:“盛唐绝句，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无工可现，无迹可寻。”并称“中唐逮减风神”。(《诗蔽》)合此二者可知。盛唐诗主要在兴趣风神，句意深婉，言有尽而意无穷。韦应物有很大一部分诗具有此特色，许学夷指出:韦柳虽由工入微，然韦应物入微而不见其工。(《诗源辩体》)翁方刚“独至苏州，则起妙处全在淡处，实无迹可寻。”(《石洲诗话》)

韦应物诗不见其工，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感受方式和创作动机的独特。本无意于诗，而触景生情，其入目所见之景信手拈来，皆为诗料。正如王昌龄《诗格》中所云:“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炼，发言以当，应物便是。”韦诗很少见刻削雕琢之痕，如“秋山起暮钟，楚雨连沦海”、“归掉洛阳人，残钟广陵树”被誉为“唐人兴趣天然之句。”。“乔木生夏凉，流云吐华月”、“日落群山阴，天秋百泉响”、“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高梧一叶下，空斋归思多，、“一为风摊，但见山被形容为“正如祛叔夜土木形骸，不加修饰，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特秀。”这些诗句正体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风格。

与此相连的是所产生的一种清淡空远的韵味，苏东坡称韦柳诗既有“才”又有“韵”，发纤侬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⑧。以著名的《寄全椒山道士》为例全诗用笔空灵，写诗人情思的转换，由郡斋之冷想到山中之客，推己及人，想象山中之客涧底采薪柴、归来煮白石两个情节，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印象。接着写风雨之夕欲持酒相慰而难寻踪迹角度着想，将诗境开扩到风雨飘萧、落叶纷飞的空山，结尾怜然一问，竟使道士化为虚无，变更觉飘渺空灵，无迹可寻，这正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妙境。这类诗在韦诗集中比比皆是，如《登楼寄王卿》、《幽居》、《宿永阳寄璨律师》等。

综上所述，诗人的精神风貌，以及诗风的延续，诗境的玲珑透彻无不体现着盛唐的余韵，用韦应物自己的诗来概括就是“孤花表春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