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是文化建设的基础，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中国目前的文化处境，文化自觉要求一个文化群体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并有能力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努力在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并从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审慎地选择适用的文化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创造性的发展。所以，中华文化的现代性建构必须参与到所谓的“现代性”建设中，参与到当代重大现象的分析中去。而文化建设的完善需要以制度的支持为前提。

　　海派文化研究，一方面在于“海派”，另一方面，也是更基础的，在于“文化”，从这个角度讲，这里单纯地对文化的探讨，也并非离题太远。

　　当今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或者奢谈文化，文化成为一种“热”，其极端则是“文化至上”，但同时，没文化甚至反文化、逆文化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文化其实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文化研究的先驱雷蒙·威廉斯曾在《文化分析》中概括了文化的三种界定方式：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义，这种定义预设了某些绝对的或普遍的价值，以这种准则为标尺，文化可视为人类趋向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其次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最后，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对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经典”文化或者“文献”文化的追随者们，也许会认为如下因素根本不是文化：生产组织，家庭结构，社会制度的构成方式，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等。因此传统学术研究系统，并没有向作为社会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投入更多的关注。但是在全球化浪潮日益汹涌的今天，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和整合不断通过各种介质凸现而出，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全球化前提下讨论文化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经典”或“文献”的框架内，而应涉及到人类特有的整体性的社会行为模式。本文也正是立足于文化的“社会性”定义对文化自觉问题展开，涉及对文化的基本定位，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等的讨论。

　　一、文化自觉——文化以人为本

　　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要达到文化自觉，首先应该明白文化的根本之所在。文化并不像古典哲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先验的、独立于人类世界之外的自足的存在，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道”，或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的“理式”。相反，文化是现实的、历史的和具体的，文化以人为本，文化核心的问题是人类如何和应该以何种方式生存。而我们所期望达到的一种文化自觉状态，也需要在以人为本的立场上寻求立足点。

　　具体到中国目前的文化处境，对文化自觉的认识可以具体到这样一个问题上：面对百多年来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中华文化应该怎样应对挑战并从中寻找新的发展契机——究竟是要“全盘西化”呢，还是进行“文化复旧”或“文化回归”?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左右为难的选择，但实际上，文化自觉有超越“全盘西化”或“文化回归”的内涵。文化自觉要求一个文化群体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并有能力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努力在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并从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审慎地选择适用的文化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创造性的发展。而面对庞杂的文化世界里多元文化体系，选择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的时候，需要依据的标准不应该是什么先验的普遍法则，而是人的切实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如果我们对文化的理解能够不仅仅局限在品茗、听戏、对弈，或是旗袍、古玩、线装书这些精致的生活形式之中的话，那么，我们在面临文化冲突时所持有的心态可能要平和得多。持文化回归论调的人们一直强调中华文化在回应西方文明时所感到的困难，觉得我们在百多年来的发展中正逐渐失去自己的特点，我们穿西服，听流行歌曲，坐汽车，住公寓套房。更为深刻的变化是，从我们的语言模式到思维方式，也在和西方文化传统趋于一致——我们重视发展现代汉语语法的逻辑性，这显然是借鉴了拼音文字的语法经验；我们强调理性和效率，以法律代替宗族伦理道义来治理国家。而所有的这些改变，从文化回归主义者的眼中看来都是一种自我的丧失。

　　但是，问题在于，这种种变化都是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形式下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所做出的必要调整，并不只是为了赶时髦、跟潮流而丢弃自己的传统。在文化风尚转变的表象之下，是生存模式的深刻变迁。我们不可能决绝这种变迁，就如同我们不可能在现代生活场景中拒绝衬衫、西裤而坚持长袍、马褂，拒绝汽车、公寓而坚持骡车、四合院，拒绝高效率的现代公司制度而坚持作坊、学徒式的商业运作模式，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营造一个西方人眼中充满东方异国情调的古老中国形象。这种形象是张艺谋在《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中所营造的充满腐败的、甜蜜气味的、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是西方旅游团猎奇的眼光中与泰国人妖、日本裸体相同并置于东方版图上的中国，是各种文化团体出访欧美时能够拿来在老外面前招徕炫耀的中国，而不是适合老百姓居住生活的中国，不是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信息化速度不断加快的中国，不是现实中不断汲取各种文化营养，创造性地发展中华现代文明的中国。

　　对于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化，道理也是一样。费孝通先生曾以鄂伦春人为例来说明文化抉择的问题。鄂伦春人独特的狩猎文化目前正因森林的破坏受到了威胁。如果坚持原有的文化，继续不加节制地渔猎，森林资源枯竭，就会导致人的灭亡。而转变生活方式则导致特有文化形式的消失。这是一个严酷的选择，保存文化还是保存人?如果依照文化是为人的认识，选择是明显的，就是要保持人而不是文化。这就是说鄂伦春人只有从文化转型上寻求生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要不要变，而是在于怎么去变。

　　二、中华文化的现代性建构

　　近年来对现代性这个概念的认识正在逐渐清晰化和明朗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现代与西方，传统与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两对同义词，实现现代化似乎就是要无条件地向西方文明认同，这其实是一种误识。

　　首先，从理论层面来说，现代性并不是一个不可变动的固定框架，世界上存在着多种现代性，现代性在不同地域表现的面貌各不相同。综合一般学者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可以把现代性概括为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模式从韦伯的思路发展出来，即所谓现代性，就是着重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出的一套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出发点在于所谓现代性的发展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从西方的启蒙运动之后，理性的发展，工业革命，科技进步，甚至到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资本主义，这一潮流已经不可避免地将影响推及到了世界各地。但是，另一方面，所谓现代性，看似从欧洲发展而来，事实上却蕴含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内涵。西方的这一套现代性是充满矛盾的，其中包含了理性、科学，也包含了个人因素、主体性因素、语言和现实的因素，民族国家是否在第三世界国家通行的问题等等。这些因素在接触到其他文化的时候，很自然会相互作用，产生变异，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模式。

　　其次，从现实的操作层面来讲，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不可能成为西方文明的复制品。因为，一方面，任何对西方文化成果的借鉴都必须经过一个符码转译的过程。而汉语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化符号系统，承载着深厚的汉文化历史传统。可以说，汉语不是纯粹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文化，特定的文化传统不能脱离开自己独有的符号系统而存在。而外来文本一旦被转译成汉语，它原来的文化内涵实际上已经与汉语所承载的文化传统发生了交汇融合，已经与它“本来”的面目有了距离。另一方面，对外来文化因素理解和吸收的过程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文化的接受就如同人体消化食物一样，外来文化形式不可能被整个地嫁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范型上去，而是往往首先被分解成许多要素，然后这些要素会被文化肌体有选择地吸收、加工、改造和利用。所以，一旦一种外来文化形态被本土文明所接受，它就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舶来品，而是融进了许多本土性的要素，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了。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文化的全盘西化不仅是不可取的，在操作层面上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借鉴，而是如何更好地借鉴，能不能在借鉴的基础上有更好的创造和发挥，使外来文化因素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相结合，而不是使之流于浮泛和庸俗。比如对于西方流行文化的引进和借鉴，就存在一个究竟应该更看重它所包含的平等、自由的现代精神还是它引导的盲目消费热情的问题。如果就像时下的一些文化机构所做的那样，把流行文化仅仅看作一种带动消费的工具加以利用，势必会引发功利主义至上、价值准则失衡等诸多问题，这显然不是一种很好的借鉴和创新。
 

同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也必然面临这样一个吸收和再创造的问题。因为对于任何人来说，他对传统的理解都是历史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在一片真空中去理解传统，而是在一种“前理解”结构中(海德格尔)，也就是我们现有的经验结构中，理解传统和自我。于是我们对于传统的接近，也不可能是对历史“本真”面目的复原，而是立足于我们所站立的当下语境，和传统进行对话沟通，形成一种“视界的融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继承本身就是创新。文化“回归”或者“复原”，只是一种表象或错觉，常常被人们拿来当作推销保守主义或是汉文化中心主义的借口。

　　就如同在生物学意义上，物种的发展必须以足够多的基因图谱作为支持，才能保证遗传的多样性来适应环境，文化的发展也需要文化图谱的多样性提供机遇和动力。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把握传统文化就等于是把握住了未来发展的契机。但是，我们说要继承传统，并不是要在日常生活中作一个“传统式”的人，喝茶穿马褂娶姨太太，而是去思考如何在当今世界里为“做中国人”找到理论上和哲学上的意义。中国人怎样继承传统，取决于我们怎样理解自己的现在和怎样设想自己的未来。对“现在”和“未来”的界定其实就决定着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就像有些做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所认识的那样，在这一点上中国和西方是一样的。西方人对自身传统的界定，对什么是西方文明的讨论，完全取决于他们现在做什么和下一步准备怎样做。对于他们来说，回到传统并不等于死抱住柏拉图和莎士比亚，而是取决于他们对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当代解释，而这种解释和启示，也就取决于他们今天如何应对和处理当前的诸如“全球化”这样的问题。现代西方文化思想体系之所以具有活力，原因之一就是它不断地把“他者”包容进来，不断地让“他者”来挑战自己，从而在同“异”和“变”的缠斗中不断地把“同”和“不变”阐释或生产出来。这其实也就是不断从差异当中寻求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和准则。中国其实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以前通过读经释经来解释传统，那么现在能否通过对西学的讨论来解释传统?以前只有读古书是界定中国传统，那么现在分析当代现象是否同样是界定中国传统?参与到西方文化讨论当中去，实际上是要参与到当代重大现象的分析中去，而这些当代现象和事件是我们自己的当代史和现代性经验的组成部分，是我们自己的世界史。如果不这样，我们对传统的讨论可能就碰不到真正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绕过当代、躲过现代西方学术去谈论和接续传统。只有在与时代的正面碰撞中，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真正做到文化自觉。

　　三、结语

　　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不是在一个恍兮惚兮的域外之境中，由学者们通过坐而论道完成的。文化的完善需要以制度的支持为前提。

　　具体到目前，我们在近20年来有一套Et益清晰的新的国家文化政策和管理措施，在这种处于垄断地位的政策的许可之下，自觉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文化一文学的发表和传播体制，饱受争议，却依然坚持功利化、经院化风格的文化一文学教育体制，都是制约和影响文化生产的不可逾越的现实性因素。这些制度在具体的文化生产过程中，往往表现为一系列的可操作技术性要素，以郯选资格的方式对每个生产环节进行干预和控制，从而保证能够将国家意志渗透入文化生产的每个环节。

　　但是，对于文化的控制只是文化制度的一个方面内容。衡量一个社会的文化制度是否成熟，还要看它是否能够为文化的充分生长和发展提供一个自由、民主的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