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巨变同时带来了乡土文化的价值冲突和认同缺失，传统乡村文化在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中遭遇了“破坏有余”和“重建不够”的历史命运。总结和反思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的传统角色及其实际作用和价值，对于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发展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要树立“文化自觉”的理念，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延展的统一，在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统一中建设面向新农村发展的乡村文化新认同。

　　改革开放3O年来，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30年来农村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变迁，在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念的急剧碰撞尤其是工业化、市场化的过度开发和破坏下，乡村文化正面临着某种程度上的认同缺失。如何理性面对和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并从文化哲学的发展角度看待乡村现代性发展下的传统角色及其可能的文化发展向度，成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当代中国谋求乡村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议题。

　　一、改革开放下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

　　基于数千年来的宗法血缘关系，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构建了一种具有典型文化学意义上的乡土社会价值系统。在传统乡土社会的存在结构中，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儒家文化形态成为古代乡土社会的主要精神价值纽带。传统社会的这种独特的经济与文化特征，也塑造了中国广大农民在个体观、家庭观和社会观等方面的独特的价值取向。

　　30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这一历史变迁的进程中，首先是中国农民亲身经历并深刻体会到这一变迁带来的身份自觉和价值抉择。我们看到，对于经历了1980年代“离土不离乡”和1990年代“离土又离乡”两个阶段的中国数亿农民，在承受着中国农村改革的巨大空间变迁中，也享受着3O年时间带来的农村改革成果，而且这一改革的进程还在不断推进。在新世纪，为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国家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在实践和价值层面上推动着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诉求。因此，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举措，包括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实现、2005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以及2006年延续了数千年的农业税的全面取消等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国家对农村改革的信心、决心与力度，更充分凸显了乡土社会现代变迁的实践进步意义，中国农村建设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推进。

　　回顾30年的历程，在这一系列改革与发展成就的背后，同时也带来了农村文化的工业化、市场化破坏与乡土文化的认同缺失等突出问题。30年来，工厂、企业在农村的市场化经营，普遍伴随着对于乡土环境与和谐秩序的剧烈破坏，带来了乡土社会的村落消失和环境恶化，也带来了乡土传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而传统乡村文化的断裂与破坏又使得广大农民在家庭观、社会观、个人观以及价值观、文化观等方面发生了文化认同的迷失，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精神家园不复存在，而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化认同又尚未建立。
二、乡村文化：现代性下的传统角色

　　在这场农村巨变和文化断裂的实质进程中，凸显了乡村现代化建设与乡村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传统乡村文化在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中遭遇到“破坏有余”而“重建不够”的历史命运。“破坏有余”是指工业化、市场化带来的过度破坏以及对传统乡村秩序的无情摧毁；而“重建不够”则是指乡村文化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存在着价值迷失和认同危机，缺乏建设中必要和科学的价值指导。正是基于这样的双重命运，导致30年来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与农村文化的建设发生错位，人们在诸如农村发展、经济提升等观念的片面主导下，忽视了村落文明、精神家园等乡村传统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对于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现代研究从上世纪初已经开始，其中费孝通先生的“文化中国”说影响最大。费孝通将人们对传统中国农村的研究纳人到人类学、社会学视野，探讨了中国农村文化模式怎样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人文生态”等概念。其实在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时，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了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普遍开展和推进传统乡村社会的现代实践。如潘光旦、吴文藻等对中国本土的乡村传统文化特征在现代社会构建过程中的角色、问题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而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则主要致力于开展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

　　随着20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思想史的激荡展开，对于乡村文化的现代化探讨不仅反映在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中，文化学者也在思想与文化哲学的层面展开了充分的讨论。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留给20世纪文化和思想界一个充满理性与智慧激荡的话题就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包括传统乡村伦理的实际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后“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们带来的文化批判主要强调了西方现代主流价值的普遍意义，他们看到了传统中国乡村伦理的负面意义和现代西方启蒙理性的普世价值，一致认为儒家传统伦理和宗法制度渗透着“礼教吃人”的残酷封建思想，丧失了“独立人格”，扼杀了“自由人性”。可以看出，在对西方现代价值的解读和对自我历史意识的表达中，他们普遍将儒家乡村伦理一律视为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神圣化和结构化符号而开展批判。

　　由启蒙运动确立的基本价值和理念，在“五四”时期和整个20世纪受到了理性的大力阐扬，已然成为主流思想界的价值说词，这就大大刺激和挑战了以儒家文明及其伦理规范为代表的传统乡村伦理，这些价值，真正说来比仁义礼智信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中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一种以西方主流解释话语为主的乡村现代性真正建立了起来，这种乡村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传统乡村伦理的合理性与价值，造成了乡村社会在现代性下的传统解构。

　　在现代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义者们看来，“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其核心就是要解决“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传统应当向何处去”这样的时代提问。因而，他们各自提出了传统儒学谋求现代化发展的方案。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无论是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马一浮的“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说”、贺麟的“儒化西洋文化说”，还是冯友兰的“东西文化转型说”、方东美的“生命精神提升说”，以及唐君毅的“依本成末说”、牟宗三的“良知的坎陷说”，还是在全球化文明对话背景下的刘述先提出的“理一分殊”、杜维明倡导的“文明对话”与“儒学转化”。现代新儒家的整整三代发展对于传统文化和儒学命运的现代转进思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可以说，这些探究为传统乡村儒学伦理的发展命运和前途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为乡村文化在现代性下的传统角色提供了多重的理论视角。
 

三、走向乡村文化自觉

　　正是基于传统乡村精神伦理和文化的“实质性”影响，在谋求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农村发展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为，对于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发展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要树立“文化自觉”的理念，从文化迷信走向文化自信，从文化批判走向文化传承，从文化传承走向文化延展，从而构建起符合中国乡村特色的文化新认同。

　　“乡村文化自觉”包涵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乡村文化传承。乡村文化传承是基于对民族和乡土文化的自信与认同，以及对文化批判立场的反思。它不仅表现在文化一民俗学层面(如乡村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更表现在精神一哲学层面(如对仁爱民本、自然和谐思想的继承，以及对民间宗教信仰等乡村精神结构的传承)，它是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全面性、系统性、价值性传承。二是乡村文化延展。乡村文化延展考虑的是如何在乡村主体实践中充分认识到传统乡村伦理的负面意义，充分借鉴西方现代性的价值理念，积极在实践中转化传统负面价值观念(如科学理性对于乡村迷信的转化和渗透，政治理陛对于宗法纲纪的超越等等)，在此基础之上，将传统乡村精神伦理与诸如理性、个体、法制、权利、自由等价值观相互融合起来，从而建立具有自主性和伸展性的现代乡村文化新认同。如果说文化传承是一种乡村现代化建设立场的话，那么文化延展则是在自主性和开放性中的一种文化成长方式。文化延展既是对文化主体的自我扬弃，又是对文化客体的批判吸收。可以说，文化延展既避免了传统乡村文化的本土局限性，又嫁接了经过西方实践证明了的普世价值和理念，而其宗旨则是面向新农村建设的乡村文化新认同。

　　提出蕴涵“传承与延展”的“文化自觉观”是基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地方知识的普遍价值和根源意义。全球化的意识在强化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同时，也日益强化了地方文化的根源和认同性，如族群、性别、语言、信仰、阶级和年龄等根源要素日益凸显，这些因素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下地方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核心依赖元素。提出蕴涵“传承与延展”的“文化自觉观”还是基于对于文化自主性的强调和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警觉与反省。任何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建设理论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中国的乡村文化建设是一个在实践中的文化变革系统，这一变革必然是一个立足自身的传统与现实而展开的变革与创新的过程，照搬照抄只会引向歧途。中国的乡村文化建设如同中国的整体现代化建设一般，固然离不开向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的学习与借鉴，但是在发展的开放性中需要牢牢树立自主性的一面。这不仅表现在文化方面，在农村经济现代化建设方面也一样，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简单的照搬和运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而不是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理路一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化转型的可行道路，也会对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造成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中，过度重视了现代性价值的一面，而往往忽视了现代性价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传统精神伦理往往具有反省和超越现代性负面价值的“超现代性”价值。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建设，应当从“如何实现西方的现代化建设”这一被迫性问题转化到“如何超越西方的现代化建设”这一主体性问题。“中国社会将来真要现代化，同时也是须超现代化，而不能只以现代都市社会为最高理想”。文化传承和文化延展的统一则是对于“现代化”和“超现代化”的全面把握，我们在实践中构建的乡村文化精神伦理不仅是自身道德生存的价值元素，同时也是超越了西方的现代性负面价值的新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哲学上建构起真正的乡村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