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帝王应该有三要点:我们的作者不要把这些帝王看成是天生的,离开他们 历史 就不能前进;我们的作者们应当把帝王置于历史 发展 潮流中去把握,看他是顺应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要写出帝王形象的思想和心理的复杂性,定量分析没有意义,需要的是写出他们的悖论式悲剧。 1帝王形象创造需要“主体意识”的参与
　　
　　有的学者说,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双声话语”,既要历史的真,又要 艺术 的美。这样说 自然 是对的,但还不够。实际上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三声话语”,除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之外,还必须有作家或编导的主体意识。所谓主体意识,应如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我还认为这第三种声音,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剧本的内在的灵魂。诚然,我们看重历史的真(可信),艺术的美(好看),但是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如何才能达到呢?这就有赖于作家的自身思想情感介入与参与。历史的真,不是现成的东西,尽管有各种历史著作作为依据,但那是后代的历史学家追忆的东西,其中的偏见几乎到处可见,有意的增添,刻意地忽略,甚至故意的歪曲,都是可能的。所以有的学者把原本原貌历史的叫做“历史1”,而把历史著作中所展现的历史叫做“历史2”。作家不可能面对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历史1”。在我看来,就是大家一致称赞的司马迁的《史记》,其中也有不少的虚构和假定,美化和丑化,选择与摈弃,增添和忽略,隐藏与突显,否则那些人物对话他是从何得来的?难道司马迁真的听到了几百年前他笔下人物的对谈了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尽可能(我只说尽可能)接近历史的本真原貌呢?这就要靠作家主观思想情感的介入与参与,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感人物之所感,想人物之所想,做人物之所做,选择那些应该选择的,摈弃那些应该摒弃的,补充那些必须补充的,删改那些必须删改的……,这样,也许更能接近历史本真。艺术的美更要作家主观思想感情雨露的浇灌,如果没有作家思想感情雨露的浇灌,如实地描写,或巧妙地描写,不论描写手法如何创新,都不可能把读者需要的艺术美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主体意识”力量重于历史的真与艺术美的力量,它不能不是历史文学中的另一重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们在写古代帝王生活的时候,也要有主体意识的介入,即对帝王及其生活进行评价。把某帝王的所谓千秋功罪做平列式的罗列,堆砌各种资料,拼凑各种细节,虚构具体的场景,东拉西扯,万般铺陈,这都是无济于事的,或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主体意识的灌注,给帝王一个中肯的评价。把某帝王的真实还给历史。这种经过作家主体意识参入的历史,我们似乎可以叫作“历史3”。帝王的真实不在“历史1”,因为这样的历史本真无从追寻;也不在“历史2”,这仅是历史家的历史。唯有具有作家主体意识参予的“历史3”,才是历史文学所需要的历史真实。2帝王形象需要“最 现代 的思想”的评价
　　
　　马克思1859年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谈到他的 历史 题材的剧本《弗朗茨•冯•济金根》创作的得失。马克思认为:拉萨尔对于济金根贵族们隐藏着的旧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描写得太多,“占去了全部注意力”,而“农民和城市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马克思这段话对我们是有启发的。特别他要求历史剧“用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尤其精辟。如何来理解历史剧表现“最现代的思想”呢?是不是像正在热播电视剧《汉武大帝》那样,汉代的人们说着现代的白话,加上诸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类清代才有的警句,就表现出“最现代的思想”呢?当然不是。让古人嘴里充满了如今才流行的话语,这是作家或编导无能的表现。让古人做现代的事情,讲现代的革命道理,以现代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向现代人说教,把一切现代的都强加到古人身上,这是反历史主义。马克思要历史剧表现“最现代的思想”,绝不是指这些反历史主义的种种做法。
　　马克思的意思显然是作为现代的剧作者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这个“最现代的思想”去掌握和选择历史资料、去分析历史事实、去评价历史人物、去 总结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并最终让人对于今天的社会有所“感悟”和联想。例如在拉萨尔的《济金根》的剧本中,马克思认为:以“最现代的思想”,分析当时的社会 发展 趋势和社会发展力量,不应该把全部的兴趣放在济金根们这些贵族的身上,“农民和城市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特别要有农民的参与,这才更具有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