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荒诞派戏剧的杰出代表人物，一位锐意革新的现代作家以及一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先驱，贝克特在其名作《等待戈多》中所采用的反戏剧手法不仅使其作品成劳荒诞派戏剧的经典之作，而且也呈现出了作品所秉有的后现代主义精神。这里，本文关注了两个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它们分别是：主体的消失和不确定性。

　　1　引言

　　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爱尔兰籍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1969年凭借其名剧《等待戈多》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坛公认的文学巨匠之一。作为荒诞派戏剧的杰出代表人物，一位锐意革新的现代作家以及一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先驱，贝克特力图使其戏剧摆脱西方传统戏剧的法则，突破现代派戏剧的艺术界限，形成自己独特的戏剧模式和风格。在反叛传统，超越现实方面等，贝克特比任何一位荒诞派剧作家都要彻底。在《等待戈多》中，贝克特抛弃传统的时间观，淡化戏剧情节，利用贫乏苍凉的舞台背景，浑浑噩噩的人物，反反复复，机械无聊的木偶式动作，以及趋于消解的戏剧语言乃至频繁的沉默来突出人生的无望及生存的荒诞。贝克特在人物塑造，背景设置，时间处理，戏剧语言及情节结构等方面所采用的反戏剧手法不仅使其作品成为荒诞派戏剧的经典之作，而且也体现出了作品所秉有的后现代主义精神。

　　1‘性格化”到“非人化”

　　后现代是主体消亡的时代。西方思想家普遍认为，尼采带头宣布上帝死亡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人的死亡，因为人的一切价值最终要以上帝为依据。果然，一百年以后，福科宣告了“人”的死亡，他说，“语言的存在只是随着主体的消失而出现的。”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话语实践，主体的消失是荒诞派戏剧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荒诞派戏剧作品中，人物形象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被剥去了一切作为“人”的特征。一般说来，表现“人”历来都是文学作品的主题，传统戏剧作品里的人物大多有着明智的头脑，热情的个性及雄辩的口才，而荒诞派剧审的人物则属于处于“耗尽”状态中的后现代人，不再有完整的自我，而是彻底零散化为碎片，他们不再反抗或者评论世界，人的主体性被彻底抽空，变为徒有其表的躯壳，人物不再是传统戏剧里的“性格化”而是“非人化”了。这种“非人化”也体现在人与人的微妙关系上。《等待戈多》中人物关系的最大特征就是既互相依赖叉互相隔阂的“成对”关系，这种成对关系既是人物感知自身存在的必要手段，也是贝克特对现代主义存在观的突破。我们知道，作为一具有主体性的人，他有思考、判断、选择、行动的自由和能力。但此剧中的两个主人公“戈戈”“狄狄”不一样。两人的不可分割并不具确立性而具抵消性。在剧中，“戈戈”“狄狄”只有一点差异：戈戈只关心他的脚，使劲要把靴子脱下来，而“狄狄”只关心他的帽子，取下来又戴上。这两个细节象征着戈戈只关心肉体，而狄狄只关心精神。这一差异导致了两人语言上的矛盾。“狄狄”总是新的话题的挑起者，而“戈戈”总是用相悖的语言回敬从而抵消话题的意义。如果我们把“狄狄”作为肯定性因素，把“戈戈”作为否定性因素的话，那么，“人物一体化”造成的共时并存性使得他们在对待任何问题上都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进而无法思考、判断、选择、行动，只能以不了了之而告终。“只要你(指戈戈)在场，就什么也肯定不了”，就只能听凭“戈多”的摆布。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使人无法弄清自己的处境，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进而显示出人作为世界的存在物的荒谬性。

　　两次世界大战后，整个西方经济萧条，社会混乱，道德沦丧，人们思想苦闷，精神空虚，对未来失去信心。面对这种现实，贝克特力图通过本剧反映这一“社会真实’’，弹出“一个时代的失望之音”。如此看来，剧中的两个流浪汉正是被社会挤压扁了的“非人的缩影”；他们无聊的动作、莫名其妙的梦呓之言，正是人们精神空虚的外化；他们永无休止而叉毫无希望的等待，揭示了世界的荒诞与人生的痛苦，表现了现代西方人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但又难以实现的绝望心理。

　　2意义的多重含混

　　在哈桑看来，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这一范畴具有多重衍生性含义，诸如：模糊性，间断性，异端，多元性，散漫性，反叛，曲解及变形。正是不确定性揭示出后现代精神品格。这是一种对一切秩序和构成的消解，它永远处在一种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之中。
不确定性也是荒诞派戏剧区别于传统戏剧的重要特征。在《等待戈多》中贝克特给我们创造了一系列的不确定：不确定的人物，不确定的主题以及不确定的情节。贝克特认为，“只有没有情节、没有动作的艺术才算得上是纯正的艺术”，他要开辟“过去艺术家从未勘探过的新天地”。《等待戈多》正是他这种主张的艺术实践。如果按照传统的戏剧法则衡量它，几乎没有哪一点可以得出满意的结论。它没有确定的剧情发展，结尾是开端的重复；没有戏剧冲突，只有乱无头绪的对话和荒诞的插曲；人物没有正常的思维能力，也就很难谈得上性格描绘；地点含含糊糊，时间脱了常规(一夜之间枯树就长出了叶子)，但这正是作家为要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而精心构思出来的。

　　在这一系列的“不确定”中，始终未出场的“戈多”在剧中居重要地位，对他的等待是贯穿全剧的中心线索。但“戈多”是谁，他代表什么，剧中没有说明，只有些模糊的暗示。两个流浪汉似乎在某个场合见过他，但又说不认识他。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等待这个既不知其面貌、更不知其本质的戈多先生呢?因为他们要向他“祈祷”，要向他提出“源源不断的乞求”，要把自己“拴在戈多身上”，“戈多”一来，他们就可以“完全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就可以“得救”。所以，“等待戈多”成了他们惟一的生活内容，惟一的精神支柱。尽管等待是一种痛苦的煎熬“腻烦得要死”，“真是可怕”，但他们还是一天又一天地等待下去。

　　“戈多”究竟为何物，西方评论家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认为，“戈多”是与贝克特的生活有关的某人；有人认为它代表自我，因为现代人自我失落，贝克特在作品中呼唤自我回归；有人认为，它代表渺茫的希望，“戈多”是个虚无缥缈的超现实的人物，这个神秘人物的作用是充当等待目的的替代物；有人通过考证，发现“戈多”的法语“Godot”是英语“God”的变形，“等待戈多”即是“等待上帝的拯救”。然而，1958年，美国上演该剧时，导演向贝克特本人询问戈多意味着什么，他回答说：“我要是知道，早在戏里说出来了。”看来，就连贝克特本人也难以就此作出确切的解释，戈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也就由此而见了。“戈多”像—个谜一样，让人琢磨不定，而它的不确定也给人们对作品主题的理解和把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人提出“戈多”不是目的，“等待”本身才是核心和本质，于是人们对主题的阐释便由“戈多”转向了“等待”。也有人认为，由于“上帝已死”，人的信仰和精神寄托也随之消失了，思想里出现真空，而《等待戈多》反映的正是这种精神中的荒原状态……

　　那么，这个剧本的意义究竟何在呢?尽管我们可以把这部戏剧名作放到五十年代西方的社会背景上去探讨当时的各种社会因素对作家和这部戏剧创作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我们从这部戏剧本身并没有看到作家对当时社会的直接描写，贝克特只是从人类所共有的精神层面上表现了人类普遍的精神状态。所以，我们对《等待戈多》主题的探讨也应该是超越具体时代和具体社会的。贝克特所表现的是现代社会普遍的人生处境：人只不过生活在盲目的等待与盼望之中，或许等待是痛苦的，或许长久的期待之后迎来的不过是一场梦幻，但是人们却似乎永远不能停止对希望的企盼，对未来的憧憬……英国剧评家马丁·艾斯林在《论荒诞派戏剧》中认为：“这部剧作的主题并非戈多而是等待，是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本质特征的等待。在我们整个一生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始终在等待什么；戈多则体现了我们的等待之物——它也许是某个事件，一件东西，一个人或是死亡。此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等待中纯粹而直接地体验着时光的流逝。当我们处于主动状态时，我们可能忘记时光的流逝，于是我们超越了时间；而当我们纯粹被动地等待时，我们将面对时间流逝本身。”艾斯林的看法确有可取之处，也为不少学者所认可，但艾斯林对“等待”的解释，也值得讨论。

不确定的情节，不确定的人物，不确定的主题，所有这些不确定带来的是意义的多重含混，而多重的意义又否定了权威解释的可能性，因此，观众从剧中得到的只是一种情绪的体验而不可能有一致的理性认同。贝克特用他的戏剧告诉读者和观众，世界上没有绝对确定的东西，而他剧中所有的不确定因素也为读者接受和理解这部戏剧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他带领我们体验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而这种作者权威隐退，呼吁读者创造性参与文本意义建构的阅读方式也使贝克特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一。

结语

在贝克特独特的反戏剧手法中，我们不仅看到他对传统戏剧规范所进行的空前激烈的颠覆，也体会到他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所传达给我们的后现代主义精神。贝克特高超的艺术手法不仅在风起云涌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而且在刚刚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形式革新中独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