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现代性是科学的现代教育培养和传统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会打上本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因而儒家文化中的“智仁双修”、“义利统一”和“天人合一”等思想对于人的现代性的培养，具有积极的作用。

　　所谓人的现代性是指与现代化社会运作模式相适应的人的心理、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系统。人的现代性的培养即人的现代化，它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人的“现代性”，亦即现代人的基本特征;二是培养人的现代性的过程，亦即现代性的“化”。前者侧重于静态的指标与特征，相当于实现的目标，后者侧重于动态的过程。当然，从根本上来讲，人的现代性也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不是绝对恒定不变的。

关于现代人应具有哪些特征，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英克尔斯等人对人的现代化问题作出了开创性研究。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英克尔斯等人提出，理想的现代人是一组相互联系的个人品质的综合，这些品质和特征可以概括为12个方面:(1)准备和乐于接受新的经验、新的观念、新的生活与行动方式;(2)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并能够顺应和接受社会的变革;(3)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4)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与惜时;(5)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讲求效率;(6)计划;(7)知识;(8)可依赖性和信任感;(9)重视专门技术，有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10)乐于让自己和他的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敬的职业，敢于挑战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11)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12)了解生产及过程。作者认为，现代人的素质构成应具有鲜明的主体人格、科学的理性精神、高度的伦理自觉。它包括人的现代科技技能、科学文化水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精神的变革等综合素质的提高。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性最突出的表现和重要内涵，而人的现代性最终是通过人格来体现的。

人的现代性不会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而自发产生，必须通过科学合理的现代教育来培养。任何国家教育的发展，都和自己的文化背景相结合，打上自己文化的烙印。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与我们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潜在的文化精神。我国学者吴忠民在《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一书中，就明确把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思想、重视人伦的倾向等作为有利于培养人的现代性的历史遗产。儒家文化中的仁民爱物、重信守义、中正宽厚的道德品质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对于人的现代性的培养，同样具有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一)“智仁双修”的人格理想

儒家十分注重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所以，儒家文化的代表孔子，在设计其人格理想时是把仁义之道立于核心地位的，在其毕生修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艺”中，就充分体现了其重德行的思想。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孔子“仁”的思想。“仁”，包括广泛、丰富、深邃的内涵，是指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在的自觉性，一种人通过修身养性而成为贤人乃至成为圣人的自我意识。“仁”是规范人们相互关系的原则，“仁者爱人”就是人与人关系的体现。孔子认为与人相处，一要真诚，二要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要克制私心，推己及人: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另一方面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即是“忠恕”之道。也就是说所欲所不欲都得考虑到人我双方，不能只顾自已，要站在别人立场上来行事，表现出对他人人格和意志的尊重。另外孔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上的主动进取精神及个人的内省体察，他曾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宋代儒家强调的“慎独”，重在自我内在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即“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就是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儒家的这些思想，正符合培养独立自主的现代人格的需要。
儒家虽然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但也并没有完全排斥智育的地位相反，孔子十分重视伦理学与认识论的沟通，将“爱人”与“知人”结合起来，寻找仁道与理性的统一，追求“智仁双修”的人格理想，孔子提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未知，焉得仁?”董仲舒也说过“仁而不智，则受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这与今天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目标是相通的。因此现代教育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某些有益滋养，通过理性的整合，用以塑造现代人的内在品质，提高现代人的道德素养，使“智仁双修”的人格理想成为现代人的执著追求。

(二)“义利统一”的价值导向

人生存于世，决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在各种关系之中。因此，学会处理好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成为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生存于社会的首要条件。那么，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伦理准则呢?儒家文化中的“义利之辨”思想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义利孰为至善标准的问题上，孔子主张重义轻利，倡导“义以达其道”，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主张“义以为上”、“以义制利”。孔子在高扬道德价值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弃绝“利”，只是在“义”与“利”的冲突中，强调“见利思义”、“义与之比”，反对不义而富，不义而贵。此后的孟子也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一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又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可见，儒家的“义利观”包含了某此合理的思想内核，是对人类功利性行为的伟大超越，对十今天培养现代人的为人民服务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培养高尚的品格和博大的胸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天人合一”的博大情怀

“天人合一”是儒家追求的理想精神境界，儒家不仅注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而且由己及人、由人及物，关怀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认为天道与人道一体，所以，他们以德合天地为圣人的根本品格或理想境界，提出“仁者与万物为一体”的天道原则，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之博大情怀。在《孟子·尽心章句上》，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城，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就是说，人如果充分发展人的本性，不仅可以知天，而且可以与天合一。在这过程中，人的自我中心和自私将会减少，使人觉得“人”和“己”、“人”和“天”之间的差别也不复存在。大自然具有“万物并育而被”、生生不息的品格，而作为具有理性自觉的“人”，就应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也就是说要追求一种与天地自然一样的精神品格，以期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回眸“天人合一”的儒家文化，使我们更加感悟到它对于缓解、化融人与自然的冲突与对立，召唤人性的回归，培养现代人重视生灵、关爱生命的德性，乃至培养现代人从关心自己发展到关心整个人类及地球的博大情怀，具有巨大的价值意义。

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终结。从历史发展上看，现代化倾向本身就是人类传统文明的健康的继续和延伸，它一方面全力吸收了以往人类历史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一方面又以传统所从来未曾有过的创造力和改造能力，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作为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蕴含着积极的、健康的、永续性的内容，现代中国人需要真正去理解传统思想遗产，并主动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和存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