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社会现代化必须关注人的现代化。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农民工的现代化对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社会流动的经历使得农民工初步接触了现代性，然而城市社会的排斥、职业选择困难以及受教育程度低、较少接触大众传媒等因素则制约了农民工进一步现代化。产生这些障碍的根源在于制度设置的不合理、传统观念及行为方式的深刻影响以及教育公平的缺失。此外本文还对此问题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建议。

　　一、引言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不仅经济发展连续多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而且在政治、法律、文化、科技等领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到现代文明为生活和工作所带来的便捷。然而，在津津乐道我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社会是由无数个个体成员构成的，没有个人，也就没有社会。只有人才是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主导因素。在一个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现代制度是不可能很好地运转的。只有那些在现代科技经济和其他各种组织中的人都获得了与这个社会现代化发展相一致的现代性，这样的社会才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社会。

　　所谓人的现代化或者现代性的获得，是指个体在主观态度和客观行为等方面从传统性较多的状态向现代性较多的状态转变的过程。现代性是指一种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社会特征，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理论认为，现代制度、现代组织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会逐渐使身处其中的个体具备相应的现代品质。

　　我国的改革开放在加速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扩大了城乡之间固有的差距，形成了传统性与现代性泾渭分明的两极群体：一方面是大量传统的具有乡土气息的农民，另一方面则是引领中国现代化前进方向的现代人。我国是一个有着八亿多农民的农民大国，社会现代化能否最终实现，最终就是要看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能否实现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能否适应社会急剧变迁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的出现为破解农民现代化的难题提供了现实出路：他们是农民中最早接触现代城市文明的群体，由于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可以将在城市获得的对现代文明的体验带回乡村社会，在自身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带动更多的农民获得现代性，从而对农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变革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本可以为我国现代化提供现实可能的群体，却在自身的现代化道路上步履维艰，面临着种种阻力，本文在此对制约农民工现代化的各种因素进行粗浅的分析，以期进一步理解农民工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和问题。

　　二、农民工现代性发展的困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放宽，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土地进入了城市或城镇，开始了传统生活方式的转变，这种社会流动对于农民工的现代性的形成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一篇较早的文献中郭正林等学者通过对湖南一个以外出务工为主的村落的调查发现，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的现代观念和综合素质都比较强。广大的农民工通过流动到城市的经历，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先前在农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并开始从流动经历和城市体验中获得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然而农民工的现代性只是相对于更纯粹的农民而言的，而与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的要求相比，他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还要面对很多的阻碍因素。

　　首先，城市社会的排斥妨碍了农民工更好地体验城市生活。周晓虹等人指出，单纯的流动并不能带来个体的改变，伴随着流动的城市经历和与现代文明的接触才是引导农民抛弃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关键所在。申存慧在河南的调查则验证了这一判断，他发现由于城市社会的排斥等原因使得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社会，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会有很多很深刻的关于城市的生活体验，这种有很大局限性的流动对他们的现代性的帮助并不大：流动农民与非流动农民甚至出现了“无差化”现象。城市居民普遍对农民工抱有一种防备的态度，歧视农民工的事件更是经常见诸报端，反映了农民工真正参与城市生活，体验城市生活的困难。

　　其次，职业选择限制了农民工现代性的培养。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调查，进城打工的农民主要有三个流向：约25％的民工进入工厂成为工人，约23％的民工成为个体工商户，而有52％的民工从事商业服务业。也就是说，只有少部分的民工在现代工厂工作，其他的都从事“城市非工业”。按照英克尔斯的现代化理论，工厂和其他代化的组织是培养一个人适应现代城市文明所需要的开放性，效能感、时问观念和普遍主义原则的关键场所。农民工由于所进入的行业现代性程度较低，缺乏与高层次的现代性人群互动的机会，造成了他们在现代性获得较为缓慢。

　　第三，教育已成为农民工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过程中的瓶颈。在英克尔斯的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研究中，正式教育与人的现代性的相关性是最强的，相关系数为0．52，其次是大众传媒接触，相关系数0．45，再次是职业(工厂经历)相关系数为0．41。农民工接受的教育比城市居民低很多。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研究显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城市低，多数为初中及小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寥寥无几。农民工多数只受过l0年的正规学校教育．而且大多数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而用人单位多只是将农民工当作廉价劳动力来使用，很少或根本不为他们举行任何形式的再教育活动，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教育对他们的现代性提高的作用并不显著。

　　此外，较少接触大众传媒也影响农民工现代性的提高，农民工普遍的超常的劳动时间，这使农民工与大众媒体的接触减少。据李强2002年在北京的调查，北京市农民工每周工作7天时间平均每天l0．36小时，最刘永雷，李强：农民工现长的有时达到24小时。另据对珠江三角洲的调查，不仅是一般的工时经常拖延，而是强制加班也比较普遍每日平均工作时间为l2．5小时，一些工厂星期六，星期日和规定假日不休息。如此长的劳动时间，再除去吃饭时间，休息时间，就没有多少时间关注媒体了。即使看电视，也是为了休闲。这种现状也使得与大众媒介的接触这个因素对农民工现代性的提高作用大打折扣。

　　三、制约农民工现代化的原因分析

　　农民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于农民工群体整体的文化素质不高，难以进入较好的职业、接触更先进的文化所致，但深层原因却不止于此，需要我们认真地进行反思和分析。

　　(一)制度原因——不合理的制度设置使得农民工不为城市社会所接纳

　　在较少国家制度干预的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农民作为一个阶层的地位属性的改变，主要通过职业与生活路径的改变而实现，而在我国，农民社会地位的改变，则更多地受到制度性条件的制约。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体系是造成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深度体验现代性的根本原因。

　　首先，户籍制度造就了农民工这样一个身份标识，使农民区别于市民。建国后我国户籍制度和其他一些配套的制度和政策架构起“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社会结构，把城市和农村、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区隔开来，农民不仅是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分类，更成为一种身份标志，无法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制度较以往有了较大的松动，农民有了职业选择的自由，但是国家的许多制度安排仍然立足于这种身份制度，农民的身份使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方面受到差别性对待和集体排斥，阻碍着他们向市民角色的转换。

　　其次，现有的保障制度难以惠及农民工，使农民工面对一个极不稳定的工作环境。现行的失业保障、医疗保障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措施以及《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主要适用于城镇居民。而在本来就缺少法律和自我保障意识的城市流动农民工群体中，这些制度和法律无法实现对农民工应有的保护，难以为他们提供实际支持。近几年来拖欠农民工工资、侵犯农民工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在这种缺乏保障的情况下，农民工经常处于频繁的更换工作与失业的状态之中，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是无法为培养其现代性提供持续足够的支持。

　　第三，现行的劳动就业制度促成了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不合理分割。一般地讲，西方劳动力市场的层化效应是由于就业者的教育水平、劳动技能等自致性因素造成的。而在我国，由于旧的体制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多的行政因素：同样素质的城市就业人员和农村就业人员，其机会却大不相同，绝大多数农民工只能在条件差、薪酬低、缺少保障和福利的次属劳动力市场就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城市中的农民阶层较多的人为个体户，或散工零工而较少有人进入现代性程度较高的企业或组织的现象。前文已经论及现代企业和组织对一个人现代性成长的决定性作用，农民工无体制资本可以利用的状况决定了他们只能被限制在一些现代性程度不高的职业。

　　(二)观念原因——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农民工进一步现代化的枷锁

　　现代性是在与传统性的对比中得出的，个体身上传统性质素的多少也决定了个体现代性的获得程度。周晓虹指出，传统的农耕文化是制约农民现代性获得的关键因素，只有脱离土地和传统的农业环境才是农民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行为方式是传统性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许多研究表明，乡土社会网络在农民工的流动特别是首次流动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的信息来源、寻找工作的方式等，都更多地依赖亲缘地缘社会关系网络。这种依赖的主要原因是出于节约流动资本和交易资本，以获得更高经济收入之目的。这样的流动方式有可能会发生迁移的连锁反应，客观上给了农民工把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移植到城市的机会。很多农民工在社会交往中依赖和选择同质群体以及初级社会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来构造他们交往与互动的圈子。由此产生了农民工群体中的“结群”和“自组织”现象。有的甚至在城市建立自己的社区——“都市里的村庄”。如北京的“浙江村”、“安徽村”。南京的“河南村”等等。这种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亚社会生态环境的形成又进一步保护了农民工身上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减少了其与市民互动的广度，不利于其融入城市社会，提高自身的现代化程度。
 

(三)教育原因——墩育公平的缺失迟滞了农民工及其子女现代化的步伐

　　农民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坎坷重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自身的文化素质较低，接受新事物、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较差。这些虽然表面上可以归结为自身原因，但追根究底却与国家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对农村教育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城镇所致。关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已多有讨论。这里不再赘述。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对于个体而言。教育虽然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命运，然而某个社会整体的教育制度却可以导致这个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此曾作过精辟的讨论。我国的现状是，大批农民进城流动使其子女成为缺少家庭关爱的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留下的真空和社会没有及时填补上，这些农民工子女面临着如过早辍学、心理问题严重等等很多问题。第一代农民工的教育状况我们已经无法改变，但是如果让这种教育的不平等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农民工的子女获得的教育尚不如他们的父母。那么他们恐怕会重蹈他们父母的覆辙——在缺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情况下四处打工，不平等将在代际间传承。那么，农民工的现代化只能成为一种幻想。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就会更加漫长。

　　四、对策及建议

　　同样关注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处境，有学者站在外来移民的角度上认为它是一个外来人口融入新社区的问题，也有的站在流入地的立场上将其认定为一个流动人口综合治理的问题，但本文认为农民工流动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毕竟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考虑到我国现代化的长期目标，我们必须对农民工现代化难题进行破解。本文尝试着对此提出了以下的思路：

　　(一)加大制度支持力度

　　针对制度束缚农民工现代性获得的现实情况，首先应重点解决农民工就业缺乏保障和支持的问题。蔡志海指出，为促成农民工的现代化，应该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这一支持系统应包括三个基本的子系统：制度系统、文化系统和组织系统。首先，当前应从政策和制度方面改革户籍、用工等制度。为农民进城务工创造一个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将农民工纳入到社会保障制度中来，保障其基本生存权利；其次，从文化观念系统角度看，要打破排斥农民工的观念，以平等的心态来看待农民工；最后，将农民工纳入到城市组织体系中来，如工会组织、社区组织等。并在城市社区服务、社区工作上为社区内的农民工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帮助。为他们解决心理上出现的障碍以便他们能尽快地适应城市社会生活，融入到城市社会中来。

　　(二)加强对农民工的再教育

基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特点，中国农民的个人现代化问题实质上是在社会现代化的背景下农民的再社会化问题。从这一判断出发，当前农民的现代性就是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主流文化的社会化程度，而教育、人众传播媒介、流动经历和城市体验则是农民再社会化的有效途径，因此提高农民的现代性就必须从这些方面入手，在企业和社区中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观念教育。另外由于很多农民工都是在并未做好必要的素质准备的情况下外出流动的。因此流出地的地方应对准备外出的农民工做必要的包括职业技能、企业制度、法律常识等方面知识的培训。农民工自身也要努力学习各种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此外还应改革教育制度。注重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改善落后的农村教育状况，着力解决农民工子女面临的一系列教育问题。

　　(三)立足农村培养现代性

　　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的实际国情，我国农民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生活方式将长期地存在，大部分农民在城市中的流动必然是短期的，他们只能与城市作浅度的互动。因而在我国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中，应该贯彻以人文本的思想，使农民在农村可以通过发展经济而享受现代生活方式。接受教育而具备现代思想观念。实现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