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论述了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的方向，目前我国在国际中所处的地位，中日关系的现状及走向。

　　　　　　　　　　　　　　　　（一）

　　当前世界格局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处于大的整合和调整时期。主要表现是：在国家利益的构成中安全问题的地位下降，经济问题地位上升。国际冲突将主要因经济利益冲突而起。

　　中日关系是关系到世界局势的发展和中日切身利益的重要关系。对此，日本是极为重视的。1989年后日本首先恢复了对华援助，1997年日本又将外交目的明确表述为：巩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改善与俄国之间因领土问题而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关系。①我国领导人近年来也频频对日本进行高级别的访向。

　　但是，中日关系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日本急于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依附美国，做美国制约中国的马前卒。在人权、民主、核武器实验、对华贷款等问题上给我们制造了不少麻烦；对一些历史问题极力回避；日本官员接二连三的“出言不慎”；对钓鱼岛事件持明显的支持纵容态度；尤其是日本与美国拼凑的“战区导弹防御计划”，明显是借助美国制约中国。

　我们还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美日经济冲突目前有日益淡化的趋势，原因是美国产业升级顺利完成，日本在产业档次上落后于美国，而我们的产业和日本还处在同一档次，在一个时期内中国将成为日本主要的竞争对手和排挤的对象。

　　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中日关系的发展将会是这样的呢?我们在分析中日关系之前，首先应了解我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

　　　 　（二）

　目前，我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是，美国有求于我国，不再像以往那样，在联合国给我们制造那么多麻烦；其他国家也有求于我国，因为我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希望我国在表决时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同时，各国都看中了我国巨大的富有潜力的市场。不利的一面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我国失去了在冷战时期作为美苏之间平衡砝码的地位。美国在入关问题上给予“正常贸易国”待遇问题上、人权、民主问题上给我们制造麻烦。一些美国人士还在大肆宣扬一些不利于中美关系的言论。如一位学者最近在<外交》上撰文宣扬要与中国保持“有限接触”，意即美在对华政策上要“包含更多的现实政策：既非全方位的遏制战略，亦非热情地拥抱，而是冷静的接触与回避共存，即有限的接触OJ9⑦美国兰德公司的分析家则向建议“美对华应采取‘遏制接触政策”当然，美国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在定位中美关系时采取了现实的态度。如基辛格在就对中美关系发表的演讲中指出“美国同中国打交道应抛弃冷战思维”④。在亚洲我们是“超级大国”，但我们的发展壮大已经让一些亚洲国家心有余悸。
我国与俄罗斯建立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来自北方的传统威胁，在对外关系方面多了一个支撑点。但是，俄罗斯现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决定它一方面在短时间内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太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其不甘心对世界一极地位的放弃，又决定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有与西方国家激烈冲突的可能。我们不能引火烧身。我们也因为诸多的问题有待解决，俄罗斯也不可能与我们靠得太近。正如俄外长伊万诺夫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举行的题为“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与中国”的听证会上所说的：“俄罗斯与中国之间高水平的政治关系将为建立多极的公正世界和国际新秩序奠定牢固的基础，这将有助于保障各国的合法权益。”但是，“俄罗斯和中国不会建立针对任何人的政治军事联盟。”0欧盟是我们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但是在政治上与我非敌非友。

　　　　　　　　　　　　　　　　　　　　　　　（三）

　　从“均势”这个角度来看，目前，日本尚不足以从武力上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国家安全。反过来是日本感到我国对它的军事威胁。因而采用在台湾问题上、在人权问题上、在中国威胁论上做文章，给中国制造麻烦，和中国搞平衡。

　　现在我们却不能采取过激的举动。我们不具备足够的实力。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年9月份登载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困境》一文说道：“从甲午战争到二战，再到今天的钓鱼岛，一个多世纪，皆因中国在三大指标上一直没有全面赶超日本，导致日本敢于不断发泄其对中国的领土野心。一遇此情况，中国民族主义的请愿、游行、抵制日货，甚至出海‘保钓’，又曾有或又能有多大的作为呢?”⑥因此我们的低调外交政策既是明智的，又是合乎实际的。一方面，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还需要日本提供的资金和技术，中日关系闹僵了，相对而言对我们更为不利；另一方面是日本感到安全受威胁，而非是我们。如果我们有了过激的举动，正好给煽动“中国威胁论”的人以口实。

　　　　　　　　　　　　　　　　　　　　　　(四)

　　日本外交部于1999年6月发布的《中日关系最新发展动向》一文说：“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小渊首相在今年7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访华新闻发布会上就中日关系的发言中又做了如下表示：1、对未来充满信心；2、最重要的两国关系。中国对中日关系的评价是：“目前中日关系发展总体顺利，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与互利合作不断取得进展，给两国带来重要利益，也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自1979年以来日本每年向我国提供的贷款约占我同国外官方资金合作的40％以上，居首位。自1979年起日本共向我提供四批日元贷款，合计25809亿日元。其中前三批为16109亿日元(79年至95年)，第四批日元贷款前三年(96至98年)金额为5800亿日元，项目为40个。1998年11月江主席访日时双方确定第四批对华日元贷款后两年金额为3900亿日元，项目为28个。

　　这是个好势头，但是中日关系的发展，不可能将诸多的遗留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搁置一旁。我们不是为了算老帐，而是为了谋取国家利益，昨天的历史可以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为国家谋取利益的武器和凭借。
 

　　　　　　　　　　　　　　　　(五)

　　中国和日本一样不甘心成为二流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形势又大致相同，这决定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将是合作与对抗并存的关系。

　　合作是因为中日都有一个共同的对手——美国。美妄图独霸世界的野心不死，那么要在国际社会中谋求自主地位的中国和日本就面临着共同的来自美国的制约，以及在亚欧竞争上要互为犄角。

对抗起因于中日在亚洲内部事务主导地位上、在提高国际社会地位以及争夺经济利益等问题上的矛盾。后者将是在中日关系发展中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在多极化的前提下，单纯的国家安全问题将让位于综合的国家利益，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决定将来中日之间的经济冲突将是国际间冲突的主要部分。

我们要防备一些国家利用日本企图恢复政治军事强国地位的迫切愿望，开出一些空头支票作为诱饵引诱日本与之接成于我不利的联盟。对此我们的策略应该是分而制之、远交近攻。

我们应通过实行全方位外交，力争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在日美贸易问题上、在日本与东盟的关系上、在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上、在日本妄图成为政治大国的问题上影响日本。特别在最后一点上我们是很易于加以善用的。因为日本要得到常任理事国席位，首先要请求修改联合国宪章。但是，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修宪需要全体会员三分之二多数，外加所有安理会常任会员国按本国立法程序通过，才最后生效”。只要人大或人大常委会通过相关议案，任何修改联合国宪章的企图自然惨败。给日本的答复可以如同日本在光华寮问题上给我们的一样。

日本在近几年不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原因有二：第一，日本和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有领土争执，即中日的钓鱼台列岛之争和日俄北方四岛之争。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的联合声明发表后，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不再有领土争执。如果日本高升为常任理事国，让日本有了更多的政治资本，那么，在这两项领土争议中日本就有了更多的要挟其他国家的资本，这将成为联合国顺利运作的障碍。第二，日本要真正加入国际大家庭，必须反省战争罪行。德国已经很好的做到了，日本为何不能?只要日本在这一问题上不能给世人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么“敌国条款”被删除的可能性就不大。

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大前提下，美国、欧洲、俄罗斯、日本以及中国构成了世界的五极。在这五极之间，因为不再存在两极格局时各方以国家安全为第一的需要，国家利益的寻求与保护将涉及到比原来更为广泛的领域，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协调将更为复杂和困难。中日关系的发展不仅只是取决于中国和日本，还将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五级之间关系的影响。以及亚洲的东盟、中国、日本、俄罗斯，东亚的俄罗斯、中国、朝鲜、韩国的关系的影响。我们要时刻关注这些国家之间的分化组合，关注五极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一致，并加以善用。这样我们才能处理好中日之间的均势，才能为我们的国家谋取更多的利益，只有这样也才能达到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并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做出预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