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列宁曾经提出了和平共处思想，然而在后来苏联的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改革开放后。中国提出: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要超越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新创造，为发展两制国家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意识形态对抗是发展两制国家关系的重大障碍

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的苏俄社会主义政权进行了军事干涉和经济封锁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这裸社会主义独苗能否生存下去并发展扫大起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一这为社会主义的苏俄改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提供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在1919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提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川这被后人看成是和平共处思想的发端。这一思想对指导苏俄后来的对外政策.进而改善苏俄的外部环境起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二战”以后，这一思想却没能被很好地贯彻。苏联外交家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认为，’‘冷战的原因，是莫斯科教条主义地坚持认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946年2月9日，斯大林发表演说，指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浦潘讲话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好像苏联好战。这虽然有点耸人听闻，但却有很大的煽动性。不到一个月、3月5日，丘吉尔就发表了富尔顿冷战演说，这被看作是对斯大林讲话的回敬冷战爆发固然有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对共产主义和争夺世界霸权等方面的原因，但是，和平共处思想没有被苏联坚持下去也是重要因素。按常理，’‘二战”以后的苏联比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了动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更有条件和资本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也实行了包围、封锁，中美还在朝鲜半岛进行了一场军事较量年代，中国人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旨在改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对指导中国的外交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始终设有实质性的突破，其中固然有西方国家实行反共、反华政策的因素，但是中国自己在外交上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将美国作为意识形态上的主要敌人也是重要原因所在。邓小平有过这样的说法:(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的观点”,急的来看，在外交上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对立，曾一度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大障碍，是和平共处思想和原则没能得到有效贯彻的重要原因

　　超越意识形态引符合中国的 根本利益和时代潮流

　　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中国进行了外交政策的调整，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发展、改善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首先，中国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部环境影响巨大;其次，中国要发展经济，必须对外开放，吸收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而西方发达国家无疑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最主要对象。所以中国改善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动力比年代初更大。年代初中国与美国缓和关系，同日本建交，主要是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是为了抗衡苏联的威胁;年代末，苏联的威胁虽然还存在.但已比年代初大为减弱。

在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这个大方针确定下来后，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有效地发展关系中国人吸取了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抓住关键环节，提出了’‘超越意识形态，，的主张和思想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中国同许多西方国家虽然社制度不同.但是都有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在开展经济文化合作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和巨大的潜力‘’这里强调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就是要为了共同利益而“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党的‘十四大’报告将这个思想阐述得更为明确:“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党的“十五大1’报告正式使用了“超越意识形态1’的表述:“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超越意识形态”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它有利于避免两制国家对抗，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冷战爆发的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东西方都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对立，将意识形态对手视为仇敌和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因素。如果当时能“超越意识形态’，很难说国际形势会朝比方向演变。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一些人和利益集团，仍然坚持冷战思维，奉行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将反共的主要矛头转向了中国。如果中国针峰相对，以“冷战思维对战思雄”，势必引发两利4士会制度国家之间的新冷战，进而恶化中国的外部环境。这无疑不利于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实行改革开放。而魄“西强我弱’的形势下，与西方的冷战还会对中国的安全带来严重后果。

其次，它有利于两制国家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促进中国对外开放的推进和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在很多方面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要向西方学习，就要与之保持良好的关系，而要保持良好的关系，就要寻求共同利益，超越对立的方面。中国与西方最大的对立或不同之处就是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如果不加以“超越，’，就很难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试想，如果在同西方国家交往时，总是将它们说成是“腐朽、垂死的帝国主义”，怎么能够搞好关系呢?
最后，它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符台时代精神。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世界潮流。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就必须处理好两种制度国家间的关系。20世纪，两种制度国家意识形态的对抗所引发的冷战曾对世界和平构成极大威胁，也阻碍了经济等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在新的世纪，要使世界和平长存、人类发展有长足的进步，就业须保持两制国家间的良好关系，和平共处“超越意识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既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后所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列宁提出“和平共处”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大贡献;中国在50年代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和平共处”思想进一步完善。然而，如何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直到80年代以前，并没有在理论上得到很好的解决理论上的不足，导致实践上的失度。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在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和平共处只是一个策略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力量尚处在劣势时的权宜之计。这种思路难免会束缚利会主义国家的手脚。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动力大大增强，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解决两制关系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不仅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同西方国家的战略方针，而且还冲破意识形态的羁绊，肯定与西方国家有多方面的共同利益，从而为发展两制国家间的关系拓宽了基础。冷战结束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不仅继续将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一环，而且还更明确地阐明了“超越意识形态”的政策原则。

　　这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造性发展

首先，超越意识形态意味着要以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为出发点来处理国家关系:国家利益可分成不同的层次二安全利益是最基本的;仅次于安全的是经济利益;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是重要的国家利益。对中国来说，由于不存在对基本安全的威胁，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有两个:一是发展经济;二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从长远来看，经济利益更为根本，因为能否持久维持国家领上主权的完整，关键看国家的综合实力.没有实力做基础，领土主权完整即使一时能够维持，但却是非常脆弱的.难以持久:所以说“发展是硬道理。在国家基本安全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_维护安全，实现统一这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所以江泽民主席提出世纪初期中国的三大任务是: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统一，维护世界和平，这是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出发点而完成这三项任务，都需要同美日等西方大国搞好关系

其次，超越意识形态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有相当强的生命力，有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学习的地方。我们曾一度低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这是过去处理两制国家关系受局限的重要认识根源。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已经改变了对西方国家的看法。邓小平在1975年主政期间，多次谈到要向西方国家学习。1975年6月2日，他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中国要“在这个世纪的末期达到现代化水平。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通常说的西方的水平”可以看出，在邓小平心目中，胃发达国家就是西方国家，而不是苏联;先进水平就是西方国家的水平，而不是苏联的水平。1977年9月29日，他在会见英籍科学家时说得更明确:“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在中美建交之后访美时，邓小平很直率地对美国人说二“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同正是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技术等方面是先进的，有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地方，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才更需要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需要超越意识形态

最后，超越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肯定两制国家间存在着共同利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同存于一个地球上，在和平、发展、安全、环境、科技、文化、教育等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共同利益。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有许多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涉及到世界各国的更长远的利益而要对付这些挑战，就需要世界所有国家的通力合作，特别是两制国家的合作，为此，必须超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