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立足干世界历史与现实的大坐标系中思考我国的对外战略，形成了内涵丰富而见解独到的国家利益观。他的国家利益观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结合；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在今天，认真研究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国家利益是处理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1989年l0月，在中美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时刻，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观点。他说：“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这里邓小平用“最高准则”四个字鲜明地指出了国家利益在战略决策中的特殊地位和举足轻重的作用，即国家利益具有最高性。这是邓小平对国家关系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对国家利益的深刻理解，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反映了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的根本性变化。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利益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必然维护在本国社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意识形态利益是构成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意识形态利益只是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一部分被体现在各国的对外关系中。由于它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意识形态利益必须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要求。这就决定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发展国与国关系的障碍，更不能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最高准则。

　　其次，长远利益是处理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着眼点。邓小平认为，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长期存在的，主权国家的对外政策应立足于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不要去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对于我国的对外开放，邓小平认为：“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利益有益就可以干。”针对西方某些大国把是否接受它们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作为提供援助、进行合作条件的做法，邓小平富有远见地指出，那种动辄对不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进行经济封锁和制裁，甚至大动干戈直接出兵干涉的行为，不仅严重影响着别国的发展，最终也会影响发达国家的自身利益。他特地提醒外国友人：“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

　　最后，共同利益是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关键。邓小平认为，在国际社会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国家，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可调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使用武力，国与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寻求才是和平解决国家间冲突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既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又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达到利益双赢与共同繁荣。依据这一思想，一生务实的邓小平积极探索新时期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不是不要主权，而是把双方争议的主权问题暂时放一下，通过“共同开发”这个经济利益的共同纽带将争议中的双方连接起来，双方共同受益，这有利于增进友谊和信任，为最终用和平的方式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创造了条件。邓小平坚信，只要认真按照“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走下去，就一定能获得一个圆满的解决。

二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邓小平在涉及国家利益问题上，总是与人民的需求、愿望、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1982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同年l0月，邓小平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说：“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只有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才有可能各自说服自己的人民。”1984年2月，他在谈到大陆与台湾统一问题时又指出：应采取“一国两制”的方法，“这样能向人民交代”。邓小平这些论述告诉人们，由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人民性是我国国家利益的显著特点。所以，在决定事关国家利益重大问题上，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以人民最普遍、最强烈的要求和愿望作为基本依据，必须多问几个“人民需要什么”、“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和能不能“向人民交代”。只有这样，我国的国家利益才能始终与人民利益保持一致。
其次，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结合。邓小平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自豪感、自信心，坚定不移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了人民富裕、祖国强大，奋斗了一生。但是，他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宏大视野中，以发展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合作的博大胸怀，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他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类的利益不是对立的，而是人类利益的组成部分。人类利益正是通过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而实现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彻底改变中国l9世纪末以来积贫积弱的历史，使人民富裕起来，使祖国强大起来，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最大贡献。不仅如此，中国强大了，就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因此，中国的富强，既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人类利益之所在。正是以这样博大的胸怀和非凡的气度，邓小平一再明确主张，我们要以自己不称霸、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世界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并积极倡导各国向前看，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最后，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在邓小平的思想里，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始终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他认为，国家利益的最核心内容是国家的主权利益。一国没有了主权，也就谈不上维护国家利益了。

　　而国家主权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政治制度和信仰的自由，别国无权干涉。他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据国情决定的，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人民拥护，怎么能够因为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任何国家都没有干涉他国内部事务、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特权。事实上，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民族历史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最了解国情的还是本国人民，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照搬照套某国模式是办不到的。“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是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的。邓小平的这些谈话，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体现了邓小平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爱国主义情怀，表达了他带领中国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

三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认真研究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我国对外战略调整的重要性。以什么为最高准则来指导我们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对此，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社会制度划线，以意识形态决定亲疏；一种是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大调整，不再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歧，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作为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全面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开创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目前，我国外交，呈现出了全方位、立体式、多层次的可喜局面：既有外交，也有民间外交；既有双边外交，也有多边外交。一个更加成熟、自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全方位、立体式、多层次的外交，有利于世界全方位地了解中国，加深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确保了我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时间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利益。

　　其次，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有助于我们坚持原则、求同存异，处理好与大国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中国一向重视与大国的关系。我国通过与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使我们与西方大国尤其是与美国关系有了新突破。几年来，中美关系虽然“一波三折”。但我国始终坚持国家利益平等观，以国家间的长远利益为根本立足点，来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有利于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最后，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有助于我们辩证地理解和贯彻邓小平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思想。邓小平认为，我们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也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正是按照这一思路，我国从1981年l2月开始，与印度官员就边界问题举行了多轮会议，并于1993与印度签署了保持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为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93年l0月19日，中国和越南在河内正式签署了《关于解决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的协议》，为中越双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国的边界争端莫定了基础。从而既维护了我国正当权益，又争取了与周边国家的和平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