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人有着须臾不分的关系。现代社会，由于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现代性”问题层出不穷。在探求“现代性”问题的解决途径的过程中，极富人文特征的中国古代技术彰显了它独特的魅力。

　　技术因人的需要而来到世间，因此一开始就与人有着须臾不分的关系，其中包含着深厚的人文意蕴，这一点在中国的古代技术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和丰富。然而到了现代，技术由于其自身的威力不断增长，成为似乎要摆脱人的独特力量，甚至反过来成为支配人的力量，导致技术与人之间的疏离，人被技术异化，从而掩盖了它与人原初的和谐关系，导致了种种“现代性”问题。现代技术的这种“非人文化”或“魅化”，使我们对极富人文特征的中国古代技术油然而生幽思之情，也激发我们力求从在中国的深厚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那些朴素的以巧夺天工的技艺见长的种种技术及其思想中，发现能够启发我们走出技术之“现代性困境”的资源。

　　1人对技术的“高主体性”与“高情感性”

　　现代世界是一个技术的世界，到处都是技术的痕迹。高新技术的广泛使用，人类对高效益技术的追求，使得技术的成果愈加丰硕。可是，人类在享受技术带来的成果时，也不知不党地陷入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境——人主体地位的缺失，人反过来被技术所支配。所以，在工业社会，“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征服自然，但却陷于这些方法的罗网之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为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或者说，“我们不再是技术的主人，而成了技术的奴隶”。

　　相比之下，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当时手工工具为主，人类在人一技术系统中的地位并没受到威胁，人类完全不受技术的支配。《庄子·天地》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贡在晋国遇见一个种菜的老农，他挖了一个隧道通到井里，用水罐打水进行灌溉，结果是“用力过多而见功寡”。子贡告诉他，有一种木制机械，其名为槔，可以“一日浸百田，用力甚寡而见功多”。这位菜农生气地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在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显然，庄子是为了心灵的自然而不使用机械，也是避免因“机事”的日益强大而侵吞人的自由与潇洒。《天工开物·冶铸·钟》记载：“凡火铜至万钧，非手足所能驱使。四面筑炉，四面泥作槽道，其道上口承接炉中，下口斜低以就钟鼎入铜孔，槽傍一齐红炭炽围。洪炉熔化时，决开槽梗(先泥土为梗塞住)，一齐如水横流，从槽道中枧注而下，钟鼎成矣。凡万钧铁钟与炉、釜，其法皆同，而塑法则由人省啬也。若千斤以内者则不须如此劳费，但多捏十数锅炉。炉形如箕，铁条作骨，附泥做就。其下先以铁片圈简直透作两孔，以受杠穿。其炉垫于土墩之上，各炉一齐鼓鞴熔化。以后以两杠穿炉下，轻者两人，重者数人抬起，倾注模底孔中。甲炉既倾，乙炉疾继之，丙炉又疾继之，其中自然粘合。若相承迂缓，则先人之质欲冻，后者不粘，衅所由生也”在古代，对于制造像钟鼎这样沉重的庞然大物，就需要众多工匠的密切配合，在这过程中，虽然因工具的不发达而直接导致了工匠劳动效率的低下，但却培养了处于人一技系统主体地位的工匠们的伙伴之情。可以说，整个中国古代，当技术处于手工工具时代时，人是技术的主体。虽然这样的劳作是低效益的，但是它能给人带来高情感。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原始的和睦友好关系。

　　现代社会中，技术的运行机制要求去除人的感情因素，依据技术理性行事，这样技术效率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技术效益也能保证有效的实现。但是人却成了技术的客体，表现在人受技术的支配，人过多的依赖于技术。古代技术的人是技术的主体观，要求人主导技术，用技术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幸福。因此，古代技术的这一人文特征为我们改进现代技术提供了积极的启示。

　　2人与技术的有机融合

　　人与技术的有机融合就要求技术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有协调性和一致性。人与技术间不再有隔阂，彼此融合，到达有机的统一。现代社会里，机器的大量应用，让人的思想和行为逐渐异化、机械化。生活于19世纪机器时代的托马斯·卡莱尔对此写道：“如今不仅外在与物质方面由机器所操纵，内在精神方面也是如此……这种习惯不但规定了我们的行为模式，也规定了我们的思想与感觉模式。人的手固然变成机械，脑和心也是如此……他们的整个努力、寄托、看法都转向机器，而且全部具有机械性质。”

　　中国古书《周易》非常强调天、地、人统一的“三才之道”，书中说：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I。这就意味着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从而达到与天地万物的和谐一致。
《庄子》有“庖丁解牛”的典故，讲到庖丁下刀都在游刃有余之处，故用了十九年的刀刃仍锋利如初。庖丁对梁惠王解释其中的诀窍：“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说明庄子十分推崇庖丁巧夺天工的技艺——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道之会。庖丁解牛的“道”是符合事物自然本性的最佳操作程序，“技”是满足人们特定需要的人工操作程序j。由“技”向“道”的发展意味着不再把技艺看作单纯的技艺，而是看作人活动中的一部分。可见，技与道相通，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受推崇的。我国古代有众多巧夺天工的技艺，它们炉火纯青、出神人化，最后达到一个高超的境界。在这个高超的境界里，技术不单单是个工具，技工们在这里寻找到了一种人与技术有机融合的自由境界。我国自古以来是个农业大国，植桑养蚕，纺织技术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后期。从原始的编席、结网到后来栩栩如生的纺织技术，这一历程中包含了无数能工巧匠的精力和心血，他们追求人与技术有机融合的高尚品质被人们用“七巧姐”的神话故事传颂着。《武经总要》记载：“鱼法，以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纸，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对，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这实验有巧夺天工的技艺，但如果没有人和技术的有机融合，它是不会成功的。可见人与技术的有机融合在技术过程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也可见在我国古代社会中，人与技术有机融合的观点已得到广泛运用。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运用范围的扩大，技术常常反过来奴役人，造祸于人，给人带来种种痛苦和灾难。正如200年前康德所说：随着文明的发达，社会邪恶的总量也在增加。在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因此很难实现技术发展的人性化和人与技术的有机融合。美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路易斯·芒福德极为颂扬机器文明以前的技术，他把这一阶段的技术称为“始技术”。他认为“始技术”是一种为生命服务、从而符合人性的技术。将古代技术中的人性技术运用于当今世界，为解决技术发展过快而带来的“现代性”问题，是具有实践意义的。

　　3以人为本的技术价值观

　　技术只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手段，它在政治、文化和伦理上是中性的，并无好坏、对错、善恶之分。技术工具论是假定人与技术处在一种目的一手段关系中，技术是受人支配的，作为主体的人不会因使用不同技术而有所改变。在现在这个技术无处不在的时代，目的和手段关系已经无法概括技术和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不同技术在人与社会关系中呈现了不同现象，但是以人为本的技术价值观是永恒不变的。以人为本的技术价值观就是：在人一技系统，以人为中心，考虑技术与人的关系；技术、人与环境的关系；技术、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人是技术的主体，以人为本的技术价值观一直贯穿古代社会的始终。在医学方面，《黄帝内经》认为天有阴阳，且阴阳相互联系。辨证施治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恢复人体的阴阳平衡。并且，在讲究阴阳平衡的同时，《黄帝内经》还建立了融天、地、人于一体的五行结构。在医治过程中，既掌握病情发生与发展，还注意自然环境的外界因素对病人的影响。这正是以人为本技术价值观的体现。在农学方面，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学科学最早形成一个体系。

　　《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4篇所阐述的农学思想，提供了务农原则和办法；汉代的《汜胜之书》将整个农作物栽培过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再进行安排和实施；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最完整、最系统地讲述了农学，都是以以人为本的技术价值观为核心，将人、劳作、农业、自然有机地结合成一体，此观点长期以来对我国的传统农业有着指导意义。在水利工程方面，建于公元前256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是全世界仅存的一项古代“生态工程”。都江堰主体工程规划科学，布局合理，综合发挥了分水、导水、壅水、引水和泄洪排沙的功能，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调控自如的工程体系，既能保证内江灌区用水需要，又可防止灾害发生。这一庞大的工程，如果没有以人为本的技术价值观的正确指导，是不可能这样尽善尽美的。在冶金方面，从对陨铁的认识、利用到块炼铁、熟铁乃至炒钢、灌钢、百炼钢等技术的出现和完善都体现了我国冶金技术的日益发达，但是由于以人为本的技术价值观受到了过多“情感”因素的牵制，致使我国古代的冶金技术未能从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导致了冶金技术的没落。所以，以人为中心绝对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因“情感”与“效率”之间的张力而妨碍技术效率的提高，从而导致技术的停滞不前。现代社会中，技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对人类精神世界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产生了更广泛更深刻的影响，现实世界的确已经被技术所渗透。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作为社会变迁的动力将支配人类精神的社会状况，其实这是站不住脚的。以人为本的技术价值观将永远支持人处于人一技系统的核心。

　　4结论

　　中国古代技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的人文特征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对那些有利于技术与人协同发展、互助“双赢”的方面，我们需要发扬光大，用以关照今天的技术之人性水平的提升；而对其中不利于人与技术协调发展、阻碍技术之技术水平和人性水平提升的方面，则要着力更新。尤其是，现代社会由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引起的技术人文价值冲突、技术异化、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是2l世纪应该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此时，极富人文特征的中国古代技术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将发挥其作用，为过于追求利益的现代技术注入人文特征，用人文来平衡现代技术中的工具理性，为现代技术的人性面和非人性面寻求一个均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