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的纳西社会中,民歌多以无意识的状态记录和传承本民族或族群的文化和历史。唐宋以后,很多民歌被纳西族东巴教所提炼、吸收,上升为精英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随着东巴教的兴盛,纳西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也不断受到东巴教的影响,形成相互吸收、借鉴的双向互动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民歌具有沟通草根记忆与精英记忆的桥梁作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下,纳西民歌的内容与形式更加多样化,纳西人正在用自己的视角和形式,不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社会记忆。
“社会记忆”是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借各种媒体保存、流传的“记忆”。该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每一种社会群体皆有其独特的集体记忆,它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但由于“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或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的影响,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由于记忆的选择性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心理倾向,一个社会的“社会记忆”通常被分为三大层次:(1)由掌握政治权利的政治主体所控制的政治记忆;(2)由把握社会前沿主流文化方向的精英控制的精英记忆;(3)存在于社会主体,即普通民众中的草根记忆。社会记忆既可以通过文本的形式,也可以通过非文本的形式得以保存。
民歌即民间歌曲,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活、劳动中自己创作、自己表演、自己欣赏、自己传播的歌曲口。它是我国流传面最广、受众最多的一个音乐品种,尽管它在历史上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排斥和压制,但由于民歌大多反映的是人民的乡土生活和情感经历,在各民族中它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是我国民间音乐的宝贵财富之一。民歌的歌词生动记录了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生产、生活面貌。历史悠久的纳西族民歌,深深植根于纳西人的日常生活,除了娱乐、审美的功能外,它甚至贯穿了纳西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各个人生阶段,出现在纳西族众多的人生仪式和宗教仪式上。那么,在某种程度上,纳西民歌是否具有沟通草根记忆与精英记忆的桥梁作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纳西民歌,其草根记忆的属性是否仍然存在?我们能否认为纳西民歌就是纳西人“历史的回声”呢?
纳西族民歌及其演变
在早期纳西族社会中,民歌多以无意识的状态记录和传承着本民族或族群的文化和历史。唐宋以后,很多民歌被纳西族东巴教所提炼、吸收,上升为精英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随着东巴教的兴盛,纳西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也不断受到东巴教的影响,形成相互吸收、借鉴的双向互动关系。20世纪5O年代以后,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纳西族民歌也产生了很大变化。无论在民歌的题材还是曲调等方面,都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分水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纳西人孕育出了大批以时代为主题,兼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音乐风格的“新纳西民歌”。因此,笔者在下文中,将产生于2O世纪5O年代以前的纳西民歌统称为“传统纳西民歌”,而创作于2O世纪5O年代之后的称为“新纳西民歌”。
传统纳西族民歌由于其产生、发展的地理环境、语音方言、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众多因素之间都存在差异,从而使得东、西两地的民歌曲调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一般以玉龙雪山为界,将传统纳西族民歌分为东部民歌和西部民歌两大部分(纳西族音乐文化人和文光先生提供资料)。东部民歌曲调热情高亢,歌唱性较强,由于居住海拔相对西部要高,因此多以游牧生活为歌唱主题。西部民歌的曲调比较突出吟诵性或吟咏性,因此音调凄苦委婉,以中、低音区为主,歌唱主体多为田问劳动生活。在唐代以前的汉文史料中,尚无有关纳西民歌产生时间的明确记载。在东巴经典《创世纪》、《鲁般鲁饶》中,都有关于纳西族先祖丁巴什罗使用口弦和葫芦丝等民间乐器的记述。1991年,在大具虎跳峡至鸣音乡洪门口的金沙江沿岸一带发现的“金沙江崖画”中,发现有古人类的游猎生活场景以及原始宗教祭祀和乐舞的场景为表现内容的历史遗存。被列为全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纳西民歌“热美磋”,用男声的低吟和女声“咩咩”(模仿羊叫)的原始多声部合唱形式,生动地反映了纳西族先民居无定所、以游猎为生的生活场面。据粗略估计,传统纳西民歌的早期雏形应在远古游猎时代就已存在。唐、宋两朝,是纳西民歌与东巴文化相互交流与借鉴的大融合时期,形成了东巴宗教歌曲与民间歌曲相互混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殊共生形式。特别是唐武德元年(618年)初,东巴象形文字逐渐被创制和使用。其中不乏大量有关当时民间乐器、歌舞的文字,为我们回顾和探寻唐宋时期纳西族音乐历史提供了最为真实、生动的佐证。从一些东巴象形文字中,我们已经可以非常形象地看到纳西古歌的一些音乐特点,甚至演唱技巧。例如:“唱”字,学者杨德望就曾专门撰文《金沙江大湾的旋律——纳西音乐的颤音色彩》探讨了东巴象形文字中对“唱”的造型体现与纳西音乐风格问的相互关系。纳西人在创制“唱”字时,用直线形象地表示歌唱时从口腔发出的气流,又用波浪线表示传统演唱技巧“若罗”,即大幅度的波音和颤音。《蛮书》记:“磨蛮,亦乌蛮种类也……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饮酒歌舞。”清代,是纳西族传统大调,纳西语称“本咨”,即纳西族民间叙事歌的汉语俗称的大发展时期。大调包括:欢乐调、苦情调、相会调和习俗调4大类。
新纳西民歌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O世纪5O年代以后到改革开放前,第二阶段是2O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至今。自1949年7月1日,丽江正式解放[4](P1Q2)以来,纳西族出现了很多歌颂党的正确领导、期盼未来美好生活的新民歌,这些新民歌有的采用纳西族传统民歌调子演唱,有的是直接由“知青”教的其他歌曲。这些“知青歌”给纳西族人民带来了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形式。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至今仍然流传于广大纳西群众中的“阿哩哩”和“唠喂歌”,这些新民歌反映了纳西人民创建美好未来的信心和祝愿,旋律、曲调也完全突破了过去的哀伤与哀怨,变得欢乐热烈、流畅动听。还有些民歌手中是“文学高手”,他(她)们运用纳西族文学修辞手法“增琚”,把党和国家的政策编成新词填入传统曲调中,使得一部分的传统曲调在新民歌中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新纳西民歌出现了另—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丽江旅游业的辉煌,不仅给纳西人民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信息和文化。音乐也是这样,随着多元文化在丽江的交汇与融合,纳西音乐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众多当代纳西音乐人,运用现代音乐手段,创作出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新纳西民歌。
纳西族民歌中的社会记忆
语言和音乐是人类用声音作为媒介,来表达思想感情、沟通信息的两种不同的成系统的行为方式。没有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不反映其语言的特点,也没有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可以脱离它的语言而存在四。由歌词和曲调组成的民歌,可以说是语言同音乐的结合。纳西族民歌与纳西语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传统纳西族民歌全是用纳西语演唱。传统纳西族民歌歌词一般以五言、七言居多,可谓“诗、歌一体”,其中需要使用大量古纳西语和古谚语。比如:“Xiyuqnvmeni,Wuyuqggeqmeherq”,意为“嫉妒他人者,自己难顺畅”;“Ceeiheeqjjubbeqlvl。Ddiuqloqssaqmeddu”,意为“秋雨山间绕,不会下坝来”等等。由于传统纳西民歌都是即兴演唱,评价一个歌手的好坏,就是看歌手是否能在现场用古谚语或新比喻恰当地表达出即时情景。因此,从民歌中也能够看到纳西人民的社会风俗及生产生活等历史风貌。如前述“热美蹉”,模仿羊叫声的颤音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讲并不陌生,然而,把它当作一种歌唱技巧加以运用,则在纳西族民歌的演唱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当地人和部分纳西学者都认为,大东“热美蹉”中的羊颤音,是古纳西先民游牧风俗在传统民歌中的遗存。
唐宋以后,很多传统民歌被当时盛行于纳西族中的东巴教所提炼、吸收,上升为精英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在两种记忆形式相互吸收和借鉴的双向互动关系下,传统纳西民歌的部分内容和形式也受到了东巴教的影响。比方说在葬礼、祭拜等与宗教有关的仪式中演唱的传统民歌就比较多地带有精英记忆的性质,因为歌词中所涉及的内容很多都来源予东巴经。在纳西族中,民间对歌相当盛行,对歌即众多民间歌手相互间进行歌声、演唱技巧、即兴能力的较量,其中最看重的是歌手的学识和阅历。对歌中常常用东巴经文的内容和民间传说故事作为考题,如果对手没有一定的东巴教知识和传统文化底蕴就很难对答。所以,笔者认为对歌是纳西族社会中草根记忆与精英记忆相互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场所。其他以反映日常生活为主题的传统民歌,则更多具有的是草根记忆的性质。比如:纳西族在谈恋爱时演唱的“时授”、“谷气”、“哦猛达”和“口弦调”是有固定顺序的。这种演唱顺序,直接反映出了过去纳西族男女从相识、相知、相爱到殉情演唱殉情调的整个婚恋过程。“时授”是集体演唱的,歌词相对固定,通常在男女青年认识之初、素未谋面时唱。过去纳西族的孩子长到十七八岁就可以去“耍朋友”,纳西语称“daquazi”。在用“啊活活”开场后,男女双方便展开对歌,相互暗示、委婉提问,暗自寻找意中人。如果彼此相中的,就会在对歌时相互约定再次见面。再见面时应演唱“谷气”,这是单独对唱的一种情歌调,以即兴为主,歌词根据演唱者的心情而显得灵活多变,但仍然比较含蓄,如这首词:“白鹤飞云际,只听白鹤呜。白云遮白鹤,不见白鹤影。”定情之后,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就会成群结队相互邀约,在山问、草坪燃起熊熊篝火,一起唱跳“哦猛达”。“哦猛达”在纳西语中有“可怜的鹰”的意思。其中一首歌词是这样的:“可柳阿可怜,可怜算黄鹰。丝线缝眼睛,不让看远方。铃档拴尾巴,不让高处飞。皮线拴脚杆,不让远处飞。暗喻许多青年男女就像黄鹰一样得不到自由,反映了对封建社会父母包办婚姻的不满与苦恼。另外,也有愉快、诗意的歌词:“雪山出白银,白银做花瓣。江河处黄金,黄金做花芯。蓝田处碧玉,碧玉做花叶。变成一朵朵,最美最美花。如果双方感情深入了,就会互相弹唱“口弦”。口弦是乐器与歌的结合,演奏时嘴里是要唱着歌词的。由于演奏声音很小,必须贴近才能听得到,预示着二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清代得到充分发展的纳西族传统大调中,有一种“殉情调”。“殉情调”的产生与当时纳西族社会封建婚姻制度的盛行大有关系。在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下,情投意合的青年男女无法结合,走投无路,最终选择双双殉情,步入“玉龙第三国”。这几种传统纳西民歌曲调,不仅向我们展示了纳西族传统婚恋习俗,并且通过不同时期民歌歌词的变化,深刻揭示了纳西族社会文化的变迁历程。再如“窝热热”,这个曲调一般在丧葬仪式中演唱。它的歌词内容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必须讲述死者的人生经历、生前的为人、家庭情况等等。并且歌者的唱词还必须涉及纳西祖先的迁徙历史,表示是把逝者按纳西祖先的迁徙路线一节一节往回送,直到将逝者的灵魂送回故里。这种在丧葬歌曲中对祖先迁徙历史的回顾,正是以一种口述的方式在不断向下一代讲述本民族的历史。而这种口述史,又不像记录在文献史料中的那样“精确”、“详细”。不同的民歌手所唱出的故事细节也会不同,这跟其自身的知识、经历、表达能力等都有关系。
清代以来,纳西族社会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多种社会经济形态并存。至1950年前,丽江坝区和金沙江沿岸为典型的地主经济,但已出现部分资本主义因素;中甸、维西县的纳西族地区仍保留领主经济残余;滇、川交界诸土司地区为典型领主经济,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此时期产生的传统纳西族民歌的内容与形式也更加广泛,在传统大调“殉情调”之基础上,发展出大量以苦歌和反抗歌曲为代表的、更具现实主义色彩、揭露封建领主制度罪恶的歌曲,充分反映了社会大变革时期纳西人的生产生活,比如:《干也干不完》、《永远没有自由身》、《把人苦成鬼》等。抗日战争时期,纳西族中涌现出很多爱国民歌手,如和顺良、和锡典等人。这些来自纳西族的精英力量,用“谷气”、“哦猛达”等曲调填以新词,为地下党传播方针、革命思想,流传至今的有《我们是解放军》、《大家赶决来斗争》等很多歌词。纳西族民歌成为了当时纳西社会变革时期最为重要的精英文化和革命宣传武器。十年“文革”浩劫期间,传统纳西民歌曾经一度被人为禁唱,并因此大量消亡。现在保留下来的或许只是“繁盛时期”民歌的冰山一角,但我们依然要庆幸,正是由于这些传统民歌的草根性质,才使得它们没有彻底消失在时光的流逝中。这些历史悠久的传统纳西族民歌,曾经在纳西先民的生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功能与作用。在劳动、闲暇、节庆、成年、恋爱、婚礼、殉情、葬礼、祭拜等人生时刻,传统民歌都是纳西人不可或缺的。一代代纳西民歌歌词的变化,记录着纳西族社会生活的变迁过程。演唱它们的民歌手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通过他(她)们的再解读、再演绎,会对历史进行不断的“修正”和“补充”。因此,纳西民歌承载的是一部“活”的纳西族社会生活史。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社会经济日益繁荣,人民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发展和变化对文化、艺术、体育、科技、道德等领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剧烈冲撞。纳西族传统民歌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涌现出一大批“新民歌”的创作者和表演者,为纳西族民歌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新的精神风貌和新的音乐元素。第一,在内容方面,从过去的主要以反映社会矛盾、生产劳动、爱情生活、日常生活、歌唱传说故事和嬉游逗趣为主,逐渐变为以歌唱当代纳西人民幸福生活、介绍丽江民俗风情、反映民族团结等内容为主。第二,音乐乒以各方面,则明显表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点。很多优秀的新民歌作品,在旋律和技法上既做到了保留传统纳西民歌风格,又大胆融入了其他民族或其他国家的音乐风格和表现手法。第三,音乐载体(文本记忆形式)方面,传统纳西族民歌主要是无意识状态下的口传心授,即自然传承。只有以东巴教为依托的部分东巴调有乐谱记载。这也是很多纳西族传统民歌逐渐消亡的原因之一。现在有很多音乐方面的专业研究人员,对保留至今的传统纳西民歌进行了大量抢救性的搜集和记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出现了各种数字化承载记录方式,使纳西族新民歌和传统民歌都有了更为丰富的保存方式和更为广阔的传播空间。作为民歌重要载体的歌词也越来越丰富,不但有用纳西语演唱的民歌,还有的被翻译成了汉语、英语等多种语言。从民歌歌词词汇的变化,我们或许也能从中窥见纳西族语言变化历史之一斑。第四,在演唱场合(仪式记忆形式)方面。很多传统纳西族民歌都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演唱,而新民歌则没有严格的时间和场合的规定。民歌在纳西社会中除了仍然保留有社会礼仪功能外,其娱乐审美功能得到了更好的突出和发挥,成为纳西族文化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再看仪式的参与者,过去每一个参与者都在活动中具有相应的社会身份,比如说:唱情歌的青年男女,就是恋爱这一事件的直接主体;唱劳动歌曲的人就是劳动主体。但现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是为了娱乐而演唱各种民歌,并不一定就是歌曲内容中的直接主体,人只是像“演员”一般,在扮演着歌曲中的某个角色。伴随纳西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文化产业化的步伐加快,纳西民歌手中也出现了一个新时代的“精英”阶层,他们大胆地尝试,将来自世界各地、各民族的多元音乐文化融入到新纳西族民歌的创作和演唱之中,形成了一种以大众消费文化为导向的“先锋派”精英文化。不论新纳西民歌的记忆角度是主谊创还是客位,但其草根记忆的属性仍然存在。当代纳西人正在用自己新的视角和形式,不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社会记忆!
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以长期生活救助、专项分类救助和临时应急救助为基础的社会救助框架。从整体上讲,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正在趋于完善,但距一个科学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目标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文探讨了社会救助体系构建过程出现的问题,进而提出了构建科学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的若干建议。 O 引言 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经过几十年来的探索与实践,从最初农村的五保供养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救助制度发展到目前...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提出并身体力行,为解决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而设立的一种过渡性的领导机构。这一历史性的创举为保持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维护党的领导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到1992年设立的中央顾问委会,是一代伟人邓小平站在时代的前沿,在正确把握中国政治改革和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特殊国情,做出的一项重要的决...
在对上海市老年人口信息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老年人口高龄化将是未来30年上海人口老龄化的主流。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发展具有顶端高龄化、高速高龄化和规模高龄化等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对未来上海社会建设和养老模式的影响。 一、老年人口高龄化的概念和内容 老年人口高龄化(agingoftheaged)概念是在人口老龄化(agingofpopulation)概念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在国...
推进社会现代化必须关注人的现代化。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农民工的现代化对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社会流动的经历使得农民工初步接触了现代性,然而城市社会的排斥、职业选择困难以及受教育程度低、较少接触大众传媒等因素则制约了农民工进一步现代化。产生这些障碍的根源在于制度设置的不合理、传统观念及行为方式的深刻影响以及教育公平的缺失。此外本文还对此问题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建议。 ...
图书馆是社会知识创新中重要组成部分。阐述了图书馆知识管理的概念,分析了知识管理型图书馆的特征与优势,提出了构建知识创新型图书馆的思路。 1图书馆知识管理的概念 DavidJ.Skyrme博十认为知识管理是对知识及其创造、收集、组织、传播、利用与宣传等相关过程的系统管理。它要求将个人知识转化为某个组织可以广泛共享与适当利刚的团体知识。知识管理是系统地、能动地发掘、优化、控制组织所积累的知识并使之...
毛泽东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外交家,领导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型的对外关系。独立自主、坚持国家利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循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等原则是毛泽东关于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指导着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全面展开,对今天我国处理国家关系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注重从实际出发来制定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原则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把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放...
对民主与法治的含义和关系作了简单的概括,同时对民主与法治在近代西方两种不同表现“民主优位”和“法治优位”作了简单的阐述,以及宪法在民主与法治中的作用和现阶段中国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作了描述。 我国学术界对于民主、法治的研究浩如烟海。然而,对民主与法治之间关系的研究却不是很多。严格的说,民主与法治观念更早地生长于西方。中国自“开眼看世界&...
在互联网日益飞速发展的今天,多媒体技术融入网络,使得新闻的发布和传播进入一个全民的时代。话语权、发布权已经由传统媒体垄断演变为大众的广泛参与。在这一转变中,人们对新闻的关注从官方也转移到了民间,这使得传统的纸媒体收到多媒体和互联网的强烈冲击。但是纸媒体依然拥有自身很多的优点。 媒体(Media)就是人与人之间实现信息交流的中介,简单地说。就是信息的载体,也称为媒介。多媒体就是多种媒体的意思,可以理...
国家利益是国家制定对外交往政策的出发点。中美两国各有其国家利益。利益有强度之分,其中的生死攸关利益往往只有几项。中美交往的几个重要方面均体现了两国的生死攸关利益。比较表明,在安全、经贸和台湾问题三个领域,两国的生死攸关利益一般不具有冲突。进而观之,两国关系的基本面是积极的。 自民族国家形成之日起,国家间交往的根本依据和凭藉就是国家利益,即在国际交往中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民众实现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是我国宪法赋予村民的一项权利。但由于受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有些地方的村民自治实施的并不成功,广大村民没有真正享有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因此,完善有关村民自治的各种制度和法律以及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村民自治不但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而且对提高村民的民主法治意识、为广大农村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治安环境以及提高村民的参政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