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手段对西方其它史学流派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在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中影响最大、成就最显著，我们从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些言论、著述和实际行动等方面来佐证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自此，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同步产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历史哲学又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史学自问世以来，对西方资产阶级传统史学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在西方新史学迅猛发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在转变史学研究方向、注重社会经济背景、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阶级分析和史学理论等五个方面对史学家的思想和研究产生了影响。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认为:"191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思想中的重要成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得以扩大，主要是由以苏联为代表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繁盛、兰克学派的危机，以及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的正确性等等因素导致的。尤其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由敌视到宽容再到互相对话、相互借鉴的巨大转变，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对西方其它史学流派的发展产生了很深刻影响。

在西方传统史学的衰落、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中，影响最大、成就最显著的当推法国年鉴学派。法国年鉴学派创立于二战前，二战后法国年鉴学派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创始人费弗尔(Lucien Febver,1876-1956)和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为法国的新史学奠定了基础，其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1,1902-1985)在50-60年代不仅牢牢确立了新史学在法国史坛的主导地位，而且使年鉴学派的影响越出法国国界。法国年鉴学派的特点是扩大史学的研究领域，借助、综合其他社会和人文学科的理论及方法对历史作总体性研究。其第三代核心人物勒高夫指出:“年鉴派”之所以能根本改变历史学，靠的是三个基本思想的结合:(1)对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之间关系的批判;(2)建立总体史的意图，这种总体史应包含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3)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实践，而且从事纪事、分析持续性和变化的历史学在这些跨学科研究中应保持主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比年鉴学派的创立早了半个多世纪。年鉴学派的这些思想不可避免的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

首先，从年鉴学派的一些言论上，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该学派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属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但他们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从不讳言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所受到的巨大影响，就连观点偏右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年鉴学派著名史学家拉杜里也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也对年鉴派起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1950年到1970年这个阶段。法国年鉴学派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的许多言论也表明他们服膺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用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的话来说，“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完美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备的一部分了。该学派第二代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更深人的研读过马克思的原著，他确认正是马克思首先从长时段出发，构建了真正的社会模式，这是他本人从中获益的一种最经久的成果。布罗代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史学研究的渗透和影响是多方面和显著的，它使人们抛弃传统观点而提出新理论。他承认，他之所以偏重于研究经济和人们的物质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他说:“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它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在年鉴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之一雅克勒高夫看来，“在很多方面(如在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相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董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即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不能说明历史现实不同层次间的复杂关系，但这里毕竟揭示了代表新史学一个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与一定社会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把经济因素当作解释历史的首要因素，把心态列人上层建筑的范畴，并将历史看作是按照单纯模式直线发展的;而新史学则认为心态虽然不是历史因果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在新史学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新史学强调历史经验的差异性和历史研究途径的多重性，所有这些问题都表明，新史学可能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勒高夫的上述言论，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年鉴学派的多方面的直接影响，也表明了当代西方史学(特别是年鉴派史学)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是得益于(或借鉴于)并落后于马克思主义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法国年鉴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遗产对法国年鉴学派普遍产生了影响，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他们思维方法的一部分。

其次，从年鉴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些著述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该学派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过程的研究。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的名著《15一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80)充分体现了该学派的风格。《15 - 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对课题的分析借助了包括统计学、人类学、生态学、气象学、人口学在内的多学科研究成果，揭示出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阶段上述三种不同时段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该书不仅成功地运用了历史时段理论，也显示出史学在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跨学科研究中的强大综合能力和发展潜力。

继布罗代尔之后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导人勒高夫、拉杜里等人继续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一1324年奥克西塔尼的一个山村》(1975)就是一个典型。作者在很小的时空范围内(一个有200多人的山村，在30年间的生活)，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和心态分析、计量方法，熟练地运用大量史料如帐本、信件、日记、商业单据、契约、法庭诉讼记录、遗嘱、教堂婚姻人口登记等，栩栩如生地再现了这个法国中世纪小山村的生活情景。读者不仅了解到乡村的地理环境、动植物、教堂、村民的窝棚和牲口圈等乡村物质环境，也了解了村民们对于生死、家庭、儿童、爱情、性、宗教、财富、邻里关系等情感和心态，以及各种社会关系。该书以微观描述透视出宏观问题，也代表着年鉴学派史学从物质世界或有形世界向人的精神或内心世界—心态史领域的扩展。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的又一名著《地中海与胖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将地中海的地理环境包括气候、交通和城市位置，同该地区的经济状况如物价、人口、商业、财政等，与土耳其和西班牙的争霸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传统的政治史就被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分析。影响争霸结果的有三种属于不同历史时间的因素，即长时段的地理因素、中时段的社会和经济周期因素以及短时段的政治事件因素，属于长、中时段的因素虽然变化缓慢，但从长期看仍对政治结局产生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史学因此有了层次和立体感。

另外，在行为上看，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经验实证与理论思维相结合的范例。一方面，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都要实事求是，尽可能详尽的占有材料。如恩格斯所言:“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在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另一方面，详细占有资料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清楚事实，更重要的是要从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中引发出科学的结论。“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法国年鉴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布洛克、费弗尔、布罗代尔等人都是一些非常正直和具有进步倾向的学者。他们都曾经投笔从戎，亲自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在研究过程中，他们也非常重视经验实证与理论思维相结合，尽可能详尽的占有资料。比如，他们在对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甚至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时，不只局限于研究当时社会精英的看法，而且更加关注当时普通民众的心态和想法。极大地扩大史料面，把一切日常生活中的遗存物都尽量用来作为史料。总之，“凡是人所有的、依赖于人的，为人服务的、标志人的存在、活动和生活方式的东西，(费弗尔语)都作为史料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