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词科考试虽以选拔文学侍从之臣为目的，但其对文章写作的影响远不限于四六公文。以古文写作的“记”“序”二体，在考试中出现频率远超诏诰等王言文书，且因其广泛存在于一般文章写作中，所受词科制度的影响更具文章学研究的普遍意义。本文聚焦“记”体，探讨词科制度如何建构词科士人对记体的认知，分析其在文体溯源、功能定位、写作范式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并揭示其对宋代乃至后世文章学理论的深远影响，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词科制度；记体文；文体溯源；叙事功能；典志功能；考镜源流

一、引言

宋代词科制度的设立，初衷在于为国家选拔具备文翰之才的文学侍从之臣。然而，其影响并未局限于四六骈文与王言文书的写作领域。在词科考试的实践过程中，“记”“序”等古文文体反而获得了更高的出场频率，且因这些文体广泛存在于一般文章写作之中，词科制度对其产生的影响，具有更为普遍的文章学研究价值。

本文以“记”体为中心，考察词科制度如何塑造词科士人对记体文的认知体系，进而探讨这种认知如何通过考试机制、仕宦实践与文章写作，最终参与宋代记体文写作范式的建构。

二、词科语境下的记体溯源

（一）“原始以表末”：从真德秀到王应麟的溯源路径

词科士人遵循“原始以表末”的方法追溯记体文的文体源流。王应麟在其编纂的《玉海》及相关著述中，引真德秀之说，以《尚书》中的《禹贡》《顾命》等篇为记体文源头。然而，真德秀的本意并非为记体溯源，而是将其纳入《文章正宗》文体四分法中“叙事”类的范畴。真德秀强调的是这些篇章“纪一事之始终”的叙事特征，并将后世“志记”类文献视为此类叙事之文的发展形态。

王应麟在引用时，将“志记”径直改为“记”。这一改动表明，他认为记体文直接源自“志记”类著作。这一判断在《玉海·艺文》中得到进一步落实：该书设有“记志”类，可视为王应麟梳理出的词科记文渊源系统。其分类依据本于《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总序，但王应麟在此基础上扩大了“杂传”的范围，兼顾“广其所记”与“人君之举”，使得记录君主言行的记注史籍成为“记志”类著录的重要类型。

（二）名实之辨：经史渊源与文体命名

《禹贡》《顾命》等篇在“纪一事之始终”的功能层面上为记体文提供了渊源，而《玉海·艺文》“记志”类所收均为题名带有“记”“志”字样的著作，则是从文体命名的角度展开溯源。陈骙亦指出：“自有《考工记》《学记》之类，文遂有记。”明代徐师曾综合诸家之说，从名与实两个层面对记体文进行了系统的溯源工作。而《玉海·艺文》“记志”类，恰好在陈骙、真德秀与徐师曾之间，于词科语境下为上述溯源提供了具体的例证支撑。

三、记体文的功能定位：叙事与典志的双重维度

（一）叙事功能的来源与规定

除规定记文的叙事功能外，《禹贡》《顾命》等篇的叙述对象——名物制度、礼仪活动与君王事功——也约束了记体文叙事的范畴。这一约束在《玉海·艺文》“记志”类中表现为典志与记注两类著作的凸显。值得注意的是，《玉海·艺文》在史部单独设置了“记注”类，其中收录的书目与集部“记志”类存在互见现象，显示了此类著作与宋代词科记文的密切关系。

与真德秀将“志记”改造为单篇文章的做法不同，《玉海·艺文》“记志”类仍然保持着著作形态。但这种源于经史、“纪一事之始终”的文体观念，仍然体现在词科考试之中，决定了词科记文区别于一般杂记文的文体功能。

（二）“记”“志”互训与典志功能的凸显

真德秀与王应麟不约而同地以“记”“志”并称。二者可以互训，而“志”在参与“记”的文体建构时，也指向典志著作。由此可见，记体文应当承担双重功能：一是“纪一事之始终”的叙事功能，二是记载政典的典志功能。基于这一观念，词科试题注重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与对制度的考述，恰好分别对应典志和记注著作。词科试记的叙事通常围绕所记之物背后的政治文化意涵展开。例如，洪适的《唐勤政务本楼记》即以是否有益于政为标准取舍所记内容，实现了记注功能与典志功能的有机结合。

四、词科试记对写作实践的渗透

（一）入仕后的记文写作

词科试记深刻影响了词科士人入仕后的写作实践。周必大以词臣身份奉命撰写的《选德殿记》被《辞学指南》用作范例，足见其完全符合词科考试的要求。词科出身的记注官同样受到此种影响。周必大的《起居注稿》二篇均围绕单一事件展开，甚至打破了“日记起居”的时间限制以保证事件的完整性，完全符合记体文“纪一事之始终”的要求。此二篇所记均为礼仪事件，又与词科礼制题相符——周必大本人的程文《绣衣卤簿记》便属此类。《起居注稿》与《绣衣卤簿记》以记注体例承担典志功能，内容不出仪式记叙与制度稽考，显示出词科记文与记注著作的紧密关联。

（二）宰执层面的文体惯性

上述仕宦经历与职业训练，使词科士人在撰写“纪一事之始终”的叙事之文时，自觉调用词科考试记文的写作习惯，从而使这类文章承担起国家历史档案的功能。仍以周必大为例，其《奉诏录》在宰执任上汇编君臣往还文书，其中加入了叙述性文字，用以补充文书传递路径与君臣言语交流。这些文字以“臣某谨记”结尾，与词科记文的程式相符，且标明“并记”字样，在形式上可被视为单篇记文。这表明，即使位列宰执，词科出身的大臣仍受词科试记的影响，以记体手法记载皇帝言行。

五、“考镜源流”与“叙事有法”：词科记文的写作范式

（一）功能转向与表达方式的匹配

在词科影响下，记体文记述国家重大事件、讨论相关典章制度，呈现出记注与典志著作的双重特征。南宋《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在记体中增设“国事”一类；真德秀编《真文忠公续文章正宗》则以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为“叙事”类之殿军，此篇正是典志型记文的代表。这些发挥记注与典志功能的记文，虽然并未从整体上颠覆宋人记体文写作的基本面貌，但这些吉光片羽式的新变，恰恰反映了词科记文影响下宋人对记体文认知的拓展。

词科记文功能的转向必然要求与之相匹配的表达方式。记注功能使词科士人强调以叙事为正体，但词科出题方式与写作场域的特殊性，注定应试记文无法恪守叙事之正体。典志功能要求词科试题重点考察名物制度，在“叙事有法”之外，更须在叙事过程中完成对所记名物制度“考镜源流”式的论述。在写作实践中，叙事往往无法贯通全篇，常以“为之记曰”之类的提示语将叙事部分从正文中分割出来。这表明词科试记虽仍以叙事为本，但叙事的首要任务是为“考镜源流”提供事由和支点。

（二）叙事与议论的制度化平衡

周必大《汉未央宫记》记述营建本末的叙述性文字被压缩至篇首，以“为之记曰”领起正文，其后绝大部分为议论性文字；王应麟《唐七学记》考论学校制度，全然不见对营建过程的叙述。词科记文要求词科士人在叙事与议论之间寻求平衡，并通过制度化的写作，将杂以议论的变体发扬光大。

词科试题侧重考查对典故的熟识程度和考证功夫。拟古之题以典籍为依据书写前代掌故，以古鉴今。如洪适《汉五属国记》落脚于御戎之策，从历史掌故中总结历史经验，得出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今题试记则要求于制度有考，于现实有用。如洪适《都亭驿记》考据驿馆制度源流，说明营建都亭驿的必要性。

（三）从词科到日常：写作范式的扩散

词科士人承诏作记时，既是讲述者，也是阐释者。如周必大《选德殿记》从先秦射礼出发，突显“选射观德”的命名主旨。词科训练所养成的掌故积累、叙事技法与史论功底，在记文写作中得到综合体现。在此范式中，考证本身即是叙事，叙事的目的在于考证，“考镜源流”与“叙事有法”共同成为记体文写作的基本要求。

这一写作范式被词科士人带入其仕宦与创作生涯。洪迈以礼部员外郎身份作《礼部郎官厅壁记》，仍如作词科试记般注重掌故；周必大奉祠乡居期间所作《赣州州学教授题名记》，同样检阅《国史》、考订历任教授姓名本末，使词科记文对考证与故实的要求渗透到非工作场域的写作。词科士人的记文风貌也引发了日常写作的模仿，参与了宋代记体文写作范式的建构。“考镜源流”强化了“以议论为记”的合法性，“叙事有法”则深化了关于记为“纪事之文”的认知。后世《金石例》《文章辨体序说》等均以《辞学指南》为基础进行“去词科化”，将专属于词科的文体论转化为普遍适用的文章学理论。

六、结语：超越个案的理论启示

由此出发，可获得两点超越个案本身的思考。

其一，《玉海·艺文》“记志”类所收多为成书著作，这反映出记体在生成过程中从著作到文章的转变，以及“集部”概念生成的历史进程。王应麟将总集、别集视为著作，既包括汇集单篇文章的作品集，也包括这些文章在成为单篇之前的著作形态。词科记文在溯源中保留了作为著作的原始形态，为观察文体生成过程中的中间状态提供了珍贵的样本。

其二，记体在词科考试中极为重要，但现今存世的词科士人承诏撰述的记体文却极少。对此，不应拘泥于“记”之名，而应求其实，着眼于那些以叙事为基础、兼用考据议论等手法，记载盛事、宣扬圣德的文章。将承诏撰述的记文恢复到介于文学创作、公文撰写与历史编纂之间的原始写作场域，从功能的角度观察和界定相关文体，方能理解其独特文体风貌的根本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