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电影《长安的荔枝》借由“一骑红尘”的运输奇观，构建了一条检视唐代社会阶级结构与权力关系的身体视轴。影片以荔枝的产运链条为核心叙事线索，展现了身体如何在被权力征用的同时，通过文化记忆与集体行动重构主体性。在宫廷宴饮的场域中，身体的姿态间距折射出君臣权力的微妙博弈，使荔枝成为等级秩序的图腾；而在岭南的田间市井，农人与商贩的身体实践则承载着地域性的文化认同与生存韧性。通过驿站系统中的权力博弈，个体身体逐渐从被动规训走向主动抗争，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隐秘动力。荔枝作为贡品的流转过程，不仅揭示了底层民众与权力中枢的结构性冲突，更昭示了社会变革的动力既源于意识的觉醒，更植根于身体实践的顽强反抗。身体作为历史变迁的肉身载体，深刻参与了社会结构的重组与身份的再生产。

【关键词】 《长安的荔枝》；身体叙事；文化记忆；身份政治；权力规训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身体日益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的核心议题，完成了从生物学客体到理论主体的本体论转向。新世纪以降，身体研究的理论视阈不断拓展，既深植于亚里士多德、尼采等人的哲学谱系，亦受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双重滋养。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将身体引入艺术维度，指出“身体和词语都是指称物。身体所要表达的就是它自己，在这一点上和艺术相似。”[1]电影《长安的荔枝》以荔枝转运这一核心事件为叙事枢纽，串联起宫廷、市井与岭南民间的多重身体实践。从宴饮礼仪的刻板程式到千里驿路的负重前行，荔枝流转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身体被规训、记忆被铭写、身份被重构的过程。这条漫长的运输链，既是权力网络通过肉体展开的微观政治现场，也是底层群体以身体行为完成文化认同与悲壮抗争的场域。

一、荔枝宴饮中的身体叙事：宫廷权力的具象化表达

贵妃诞辰的宴饮场景，是盛唐宫廷权力运作的微观缩影。在此，身体不再单纯属于生物个体，而成为权力编码与展演的核心载体。当荔枝被纳入宫廷宴饮体系，其稀缺性被推向极致，随之而来的是君臣在特定身体姿态下的权力博弈。荔枝作为专属贡品，其流转过程本身即是一种无声的等级宣言。皇室成员的享用特权与臣子的跪拜礼仪，既确认了尊卑秩序，也完成了权力对日常身体的深度规训。

（一）欲望的编码：荔枝贡品与身体规训

当跨越千山万水的荔枝以孤绝之姿置于长安大殿的宴席，权力完成了从宏观强制向微观控制的渗透。为确保荔枝“色香味未变”，种植者采摘时的佝偻、运输者奔命的疲惫、马匹倒毙的躯壳，无不印证着权力对底层身体的绝对支配。这颗由无数肉体堆叠而成的荔枝，已异化为权力压榨的结晶符号。这种支配关系在盛宴中进一步内化为欲望的管控。宫女们簇拥着，目光流露出对果肉的渴望，却在距荔枝寸许处戛然而止——无人触碰，更无人品尝。这种“渴望却克制”的身体表演，正是规训权力的成功运作：宫廷个体已被植入“稀缺资源专属皇权”的认知，身体姿态被编码为“只可远观，不可亵玩”。触碰荔枝即意味着僭越，而必要的克制则成为权力规训下的条件反射。最终，这场围观仪式通过身体的微观控制，确证了“君为贵、臣为轻”的权力等差。荔枝未被品尝，其价值恰恰在于象征欲望对权力的臣服：底层身体为其劳作，贵族身体为其克制，所有身体动作皆围绕它展开，使其成为权力在肉体上刻下的尊卑烙印。

（二）姿态的政治：宴饮礼仪与君臣“惯习”

如果说荔枝完成了权力对欲望的编码，那么宴饮中的身体姿态则将这种符码转化为君臣身份的具体实践。权力借助“臣伏地、君端坐”的空间对位，将等级秩序刻入身体的肌肉记忆。李善德面见右相杨国忠时的跪地谏言，深化了这种“形异神同”的等级规训。即便心怀愤懑，深知转运之策劳民伤财，他依然伏地不起，这种“言有异议而身守其规”的矛盾，正是布迪厄所言“惯习”（Habitus）的极致展演——一种由社会结构内化而成的身体倾向。伏地叩首是礼制长期驯化的结果，仕途生涯已将君臣之别刻入骨髓，使身体自动遵循尊卑逻辑。这种先于意识的服从，比任何律法条文都更具渗透力。值得注意的是，李善德腰背微塌并非全然卑微，而是臣子进言的标准语汇；随着对话深入，他逐步俯身贴地，以弱化上半身的力量强化臣服姿态。当提及转运耗损百人性命时，其手指关节因用力而泛白——这种欲辩又止的身体克制，是对“臣不可与君争”禁忌的深度内化。正如吉登斯所言，身体是行动自我的所在。李善德的身体在此完成了从个体表达到场景确认的转化：他选择以符合臣子身份的姿态言说，使身体与权力场景达成契合。通过这种规训化的呈现，他不仅确认了自身角色，更以个体肉身为媒介，加固了宫廷权力的运作逻辑。这场身体展演，最终将抽象的统治秩序转化为可触可感的身体实践，也为后续的身体抗争埋下了伏笔。

二、荔枝产运中的身体记忆：民俗场景里的文化认同

当视线从长安大殿转移至岭南产地，身体的意义便发生了逆转：从权力支配的顺从者转变为文化记忆的承载者。荔枝从岭南枝头抵达长安宫廷，历经采摘、存储、转运等环节。在这一过程中，农人攀枝摘果的身姿并非单纯的被动劳作，而是代代相承的农作技艺；商贩吆喝叫卖的体态亦非等级规训的产物，而是凝结生存智慧的集体印记。这些身体实践悄然逸出宫廷的权力框架，以多样性承载着集体记忆，在民俗场景中建构起坚韧的文化认同。

（一）技艺的具身化：岭南采摘与传统传承

岭南农人的身体实践与地域农业传统深度绑定，在与环境的持续互动中形成了特定的知觉习惯。技艺的传承本质上是身体对环境特征的具身化适应。阿僮的粗布短褐与苏谅的改良胡服，正是这种适应的物质载体。苏谅的装束尤为典型：腰间铜扣挂皮刀鞘，伸手可及；裤脚扎入短靴，以防蛇虫。这种设计基于吉布森（Gibson）的“可供性”（Affordance）原理——环境为个体提供行为的可能性，使身体能本能地应对变化。每一处细节都暗含着荔枝劳作所需的灵便与迅捷。原住民阿僮的采摘动作则与服饰浑然天成，触感已成身体本能，无需目视果色便能感知熟度；手腕微转，果蒂顺势脱落，不伤果枝。这一高超手法是应对荔枝“一日色变”特性的集体智慧，体现了身体在代际传承中形成的生态知觉。正如扬·阿斯曼所言：“每个文化体系都有特定的凝聚性文化结构，文化记忆建立在这种结构上。”[2]岭南农人的技艺传承往往通过手把手的动作示范，无需文字，却刻入身体。阿僮提及荔枝园承载着父母的遗愿，身体动作与代际叙事共同构成了集体记忆的传递。这种以身体为媒介的传承，使荔枝农作超越了单纯的生产活动，成为岭南地域文化认同的核心实践。

（二）市井的狂欢：身体展演与生存智慧

市井集市场景将身体从农作场域转向交易互动，其意义也升华为生存智慧与集体记忆的展演媒介。算命先生宋天罡将算命手法与荐荔动作相结合，嘴里念叨“这岭南鲜荔，正应你口福之兆”，这种身体表达与生存需求的深度绑定，是民间商贩特有的身体策略。而在村落深处，村民载歌载舞的集体展演将个体智慧升华为文化记忆。篝火旁，圆圈舞踏着岭南特有的节奏，通过身体的微倾与拉手，传达着因荔枝结缘的文化意涵。巴赫金笔下的“狂欢节”理论在此得到呼应——民间村落的市井氛围暂时悬置了世俗规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哑巴阿荔，他以物质身体的互动替代语言叙事，通过指尖触感、坚定眼神等细节完成信任的建立。这种以身体规避权力限制的智慧，使其成为市井生活中无声却有效的记忆符号。村民们无需遵循官方的交易条框，而是以欢快自主的身体节奏构建生活场域。这些身体实践跳出了宫廷规训，不追求尊卑有序，而是以灵活应变的形态，承载岭南产销的生存逻辑，最终在种植园、集市、船舱等民俗空间中完成从身体到生存的闭环。

三、荔枝风波中的身体抗争：变革语境下的身份重构

身体绝非权力的被动容器。当生存底线遭受挑战，姿态与动作便成为突破桎梏的武器。驿站中士子挺直的脊背、果园里农人黝黑手掌与砍树刀刃的对峙、树下品尝荔枝时愈发响亮的声音，都是身体觉醒的表征。每一次动作都在用血肉撑开身份边界，让曾被定义为臣服者的个体挣脱枷锁，生长为以自主意识定义存在的主体。

（一）驿路博弈：运输网络中的身体对抗

驿站作为连接岭南与长安的核心节点，在权力干预下沦为博弈场。宦官集团垄断驿站资源，导致运输系统失衡，违背了交通经济学中的沃德洛普（Wardrop）平衡原理——即用户最优与系统最优的适配原则。宦官鱼朝恩为讨好上峰，强行私占驿马、擅改路线，致使挑夫肩扛百斤日行百里，31匹驿马累毙。参与者的身体被剥离法律保护，沦为阿甘本意义上的“赤裸生命”。面对暴行，士子群体展开了身体层面的三重抗争：韩承挺直脊背拒递牒文，持符要求归还驿马；林邑奴以血肉之躯阻挡官兵刀械，坠崖殉道以阻止改道；李善德则统筹调度，竭力维持路线的完整性。这场博弈完成了双重重构：一是部分恢复了运输资源的均衡，打破了宦官的绝对垄断；二是将身体从规训客体转化为撬动权力的支点。个体的身体抗争，成为唐代底层突破权力桎梏、重构身份认同的生动缩影。

（二）创伤记忆：贡品背后的身体代价

荔枝作为皇权专属贡品，其流转过程具象化了底层民众与宫廷贵族的权力悬殊。宫廷之内，杨国忠与鱼朝恩两派势力借“为圣人分忧”之名，行争权夺利之实。而在岭南，阿僮等峒人的身体原本扎根于日常生计，掌握着种植与保鲜的技艺。当皇权触角伸向岭南，这些身体瞬间跌入权力的碾压之下。官兵奉命砍伐荔枝树，农人用黝黑的手掌挡在刀具前——这并非自觉的文化守护，而是对祖传家园即将毁灭的本能反击。阿僮父母留下的荔树遭伐，族人受伤流血，这些身体创伤正是皇权无度运作的直接后果。保罗·康纳顿指出：“身体实践是记忆传承的重要方式，人们通过习惯性的身体动作，将集体的信仰与文化镌刻在日常之中。”[3]然而在影片中，岭南民众的身体记忆多以创伤形式被刻录。肉体上的伤痛，成为权力不对等关系最残酷的注脚。

（三）微弱的觉醒：身体自主与制度困局

荔枝风波的结局，并未催生民间贸易的燎原之火，仅呈现出个体在体制碾轧下的有限觉醒。此前，荔枝产运全程受控，底层身体沦为欲望的燃料。真正的觉醒集中于李善德一人身上。他从被动接受死局的九品小吏，转变为直面权相、为民请命的抗争者。当杨国忠盘算搜刮赋税时，李善德当庭呵斥，质问“荔枝与国家孰重”。即便面临杀身之祸，他仍执意揭露真相。这种身体层面的觉醒，是个体自我意识的苏醒，是对权力不公的根本性质疑。然而，这种觉醒未能撼动整体结构。阿僮的果园被毁后，只能带领族人默默重建；苏谅家产被抄，被迫远走波斯。正如波兰尼所言，市场的兴起会打破传统的权力支配关系，但在影片呈现的历史语境中，市场逻辑尚未发育，皇权依旧掌控全局。李善德的个体觉醒虽显孤绝，但他身体的取舍，为那个冰冷的时代增添了一抹人性的暖色，预示着社会变革潜在的深层动力。

结语

《长安的荔枝》通过细腻的身体叙事，揭示了身体不仅是权力规训的对象与社会等级的标尺，更是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的活性载体。从岭南的采摘技艺到长安的宴饮礼仪，从驿路的负重前行到最后的奋起抗争，身体在荔枝流转的链条中承担了规训、记忆与反抗的多重角色。影片通过这些身体实践，深刻映射了唐代中后期的权力结构与阶级分化。荔枝超越了食物与商品的属性，化身为权力的图腾、身份的符号与文化的媒介。在这场风波中，每一次身体动作都是对既有秩序的挑战与突破。最终，影片通过身体的觉醒与重构，向我们展示了历史深层动力的来源——不在于庙堂之上的诏书，而在于那些在漫长驿路上挣扎、记忆并在沉默中爆发的具体肉身。

参考文献：

[1] [英]特里·伊格尔顿. 美学意识形态[M]. 王杰, 等译. 北京: 编译出版社, 2013: 15.

[2] [德]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46.

[3] [美]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