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货币、资本与金融并非单纯的技术工具或自然物，而是内嵌于特定生产关系之中的社会存在，其本质理应服务于人类解放与共同富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三者因私有制基础而异化为脱离劳动控制的“抽象权力”，成为加剧贫富分化与社会危机的根源。与之相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与实践探索，有力推动了货币、资本及金融人民性的本质回归。这一历史演进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人民性功能的初步显现、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机制下的功能拓展、市场经济完善期针对偏差的治理纠偏，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系统观念的深化重塑。通过持续的治理优化，我国在有效驾驭“资本逻辑”的同时，不断强化货币的公平普惠属性，积极引导各类要素服务于国家战略与实体经济。这一独具特色的重塑路径，不仅从实践层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与鲜明的价值导向。

[关键词] 货币；资本；金融；人民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

货币、资本与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血液与核心枢纽，历来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焦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指出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循环加速，金融体系日趋虚拟化，劳动价值论被层层遮蔽，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资产阶级的金融贸易充满了“贪婪、诡诈、伪善和卑鄙”。在资本主义视域下，货币与资本被拟人化，成为一种自我增殖的怪物，其异化不仅扭曲了经济活动的本质，更引发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严重的分配不公。然而，纵观现有文献，学界研究多侧重于对资本主义异化的道德与制度批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通过独特的制度建构与政策引导，实现三者从“异化”到“人民性回归”的完整历史逻辑与理论框架，尚缺乏系统性的深入阐释。本文试图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系统梳理货币、资本与金融的概念演进与商品属性，深刻剖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全面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其人民性重塑的实践路径与理论贡献。

一、概念演进：从物化表象到社会关系本质

对货币、资本与金融的理论探索，自古典经济学以来不断深化。厘清其概念流变，剥离其物化伪装，是理解其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发挥不同作用的学理基础。

1. 货币：从“异化之神”到社会关系载体

货币形态的演进经历了从实物货币、金属铸币到纸质通货，再到数字化货币的漫长跃迁。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构建了科学的货币理论体系。在早期著作《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持货币异化论，认为货币作为“普遍的、异己的价值”，统治了人并使人向其膜拜。至《穆勒评注》，他将货币界定为异化劳动的中介，指出私有财产通过货币这一“外化的中介”发挥作用。经过《伦敦笔记》的理论沉淀，最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科学揭示了“商品—交换价值—货币”的演化逻辑，确证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一界定表明，货币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其形态的变化并未改变其作为社会关系载体的内核。

2. 资本：从“牲畜”到特定的生产关系

资本的概念源远流长。马克思考证，资本最早的词源含义即为“牲畜”，是游牧时代的“原始资本”。从重商主义将货币等同于资本，到重农学派将资本定义为农业劳动产品的积累，古典经济学主要从物质形态和流通功能界定资本，这种物化理解遮蔽了资本的社会本质。马克思突破了这一局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指出资本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支配权”。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了经典论断：“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这一定义彻底剥离了资本的物化外壳，还原了其作为剥削剩余价值之权力关系的本质。

3. 金融：从融通工具到资本权力的放大器

“Finance”一词源于拉丁语“Finare”，蕴含终结与结算之意。金融雏形始于古代文明的信用体系，随着城市化进程，契约与利息概念逐渐成熟。在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后，现代银行业应运而生。马克思指出，当借贷职能与信用贸易同货币经营业结合，便产生了现代银行。金融通过将未来的收益流（如利润、利息）进行折现和证券化，将资本增殖的能力转化为可交易的商品。这种将“死钱”变“活钱”的机制，极大地提升了资本流动性，但也使得资本彻底摆脱了物质形态的束缚，成为一种纯粹的、自主运动的权力，为后续的投机与异化埋下了深刻伏笔。

二、商品属性：资本主义异化的内在逻辑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货币、资本与金融的商品属性发生了质变，从服务人的工具异化为支配人的力量，即人民性的彻底丧失。

1. 货币：蜕变为社会权力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超越了交换媒介的基本职能，演变为社会权力的物质载体。这种权力根植于其一般等价物的地位，通过支配资源分配重构社会关系。货币权力的扩张体现为三个维度：其一，从流通领域侵入生产领域，成为支配生产过程的杠杆，资本家凭借货币资本掌控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其二，向非经济领域渗透，将财富积累确立为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导致拜物教盛行；其三，全面介入政治与文化领域，成为支配社会的无形之手。货币本应服务于人的交换需求，却被异化为奴役人的“全能之神”。

2. 资本：蜕变为支配力量

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本应服务于生产力发展，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它异化为支配生产和剥削劳动的权力。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并通过支付工资购买劳动力的使用权。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被无偿占有，导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资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使其在组织生产的同时，也固化了阶级对立。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分配机制，必然导致财富向资本方集中，社会公平正义被完全边缘化。

3. 金融：蜕变为投机掠夺机制

金融本应具备跨期与跨空间的资源配置功能，能够促进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的提升。然而，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下，金融日益脱离实体经济，异化为投机掠夺的工具。金融资本通过股票、期货、衍生品等工具，构建了一个自我循环的系统，以“钱生钱”的方式掠夺产业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脱实向虚”的倾向不仅催生资产泡沫，更将经济风险转嫁给广大劳动者，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和剥削关系的放大器。

三、人民性回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制度创新，有效遏制了货币、资本与金融的异化趋势，使其回归服务人民、服务实体的本源。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应对挑战中不断调适与深化的历史进程。

1. 计划经济时期：人民性的初步奠基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通过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从源头上防止了经济要素的异化。在货币层面，实行“统收统支”与“物随币走”的管理体制，货币发行严格对应粮食、布匹等实物储备，辅以票证制度保障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切断了其向资本转化的逐利通道。在资本层面，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消除了资本作为私人剥削工具的基础，积累的资金转化为国家建设资金，通过“剪刀差”等方式集中支持重工业建设，体现了国家利益与人民长远利益的统一。在金融层面，实行“大一统”的人民银行体制，信贷资金完全按计划配置，杜绝了金融投机与空转。此阶段虽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但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保障了社会公平，避免了两极分化，为后续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性的机制拓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破冰，货币、资本与金融的人民性在新的机制下得以拓展。金融体系经历历史性重构，四大专业银行相继恢复设立，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银行职能，多层次金融机构开始涌现。同业拆借市场、商业票据市场和国债市场的恢复与发展，打破了资金供给制，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时期的金融改革始终坚持“把经济搞活”的服务实体导向，通过为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信贷支持，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创造了大量就业，显著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广泛地惠及人民群众。

3. 市场经济完善期：人民性的治理纠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经济活力迸发，但也伴生了经济过热、金融秩序混乱及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党及时出手，进行治理纠偏。在金融领域，1993年针对金融乱象加强宏观调控，建立全国统一同业拆借市场，颁布《票据法》，推动商业银行退出交易所债券市场，建立银行间债券市场，有效遏制了投机。在资本领域，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在文件中确认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地位，同时通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资本运作。这一转变标志着从排斥资本到利用资本、规范资本的飞跃，体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的有机结合。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性的系统性重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对货币、资本与金融的治理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引领的跨越。在货币政策方面，坚持稳健取向，灵活运用多种工具，为实体经济提供合理充裕的流动性；特别是数字人民币的研发与试点，以其安全性、低成本和高可追溯性，有效弥合了“数字鸿沟”，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在资本治理方面，党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既鼓励资本投向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又通过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遏制无序扩张。在金融工作方面，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金融业从追求短期利润转向创造长期社会价值，精准对接了国家战略与民生需求。

四、结语

纵观历史，我国对货币、资本及金融的治理，经历了一个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升华的辩证过程。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主导，到改革开放后的市场激活，再到新时代的主动治理与系统重塑，贯穿其中的主线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当前，数字人民币的推广、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以及普惠金融的深化，正是这一逻辑在新时代的生动体现。

面向未来，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持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要继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公平性，着力解决城乡、区域、群体间的金融服务失衡问题；要不断完善资本监管框架，引导资本更多流向国家战略亟需的领域，坚决遏制脱实向虚和无序扩张。唯有如此，才能确保货币、资本与金融始终沿着服务人民福祉的正确轨道运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光辉实践，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动摇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