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为维护数据主权与安全，各国纷纷出台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政策，引致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多重监管壁垒，对我国数字型企业海外拓展构成严峻挑战。本文选取2014—2024年中国A股数字型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东道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表明：东道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显著抑制了中国数字型企业的OFDI。机制检验证实，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主要通过抬高交易成本与压低市场预期双重渠道发挥抑制作用。调节效应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差距会强化上述负向影响，而制度距离则具有一定的缓释功能。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抑制作用在成熟期企业、数字制造业企业，以及投资于发达国家和高人力资本水平国家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细分壁垒类型中，知识产权壁垒的负面效应最为突出。研究结论可为我国有序推进数字企业全球化布局、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数字型企业；交易成本；异质性分析

【引言】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领军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强资源共享与数据开放。（注：原文提及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尚未公开发布，建议核实来源。若无确切来源，可改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或保留“十四五”规划表述）在此战略导向下，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培育数字产业竞争优势，鼓励数字产业集群“出海”，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随着数字化与全球化的深度融合，依托数字技术开展研发、生产与交易的数字型企业OFDI呈现迅猛增长态势。据《202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OFDI流量增速高达205.5%，存量达3981.5亿美元，位列全行业第二；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开发领域增速分别达230%和195%。

然而，这一拓展进程正面临日益凸显的制度性阻力。受地缘紧张局势与数字安全风险叠加影响，各国竞相强化网络主权、技术主权及“主权人工智能”等理念，并辅以严苛的限制性措施。OECD公布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DSTRI）显示，全球限制指数均值11年间涨幅达20.39%。数字型企业OFDI高度依赖数据跨境流动、技术适配及平台生态协同，数字服务贸易壁垒通过阻断或限制企业依托电子网络提供服务的能力，直接冲击企业的国际化布局。

既有文献多聚焦于宏观层面的国际贸易、全球价值链及整体OFDI研究，微观层面则集中于供应链话语权与技术创新等领域。针对数字型企业OFDI动因的研究虽已证实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但关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这一特定制度因素的探讨仍显薄弱。鉴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研究对象更具针对性，聚焦数字型企业这一核心主体，揭示了壁垒影响的直接性与深刻性；第二，深入剖析了交易成本与市场预期的双中介机制，并引入数字基础设施差距与制度距离作为调节变量，拓展了理论边界的解释力；第三，构建了涵盖宏观国别、中观行业、微观企业及壁垒类型的四维异质性分析框架，为差异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主效应：抑制还是替代？

关于贸易壁垒与企业OFDI的关系，学术界存在“替代效应”与“抑制效应”的理论分野。依据贸易投资替代理论，东道国高壁垒可能倒逼企业通过OFDI规避出口限制（H1a）。然而，基于实物期权理论，高壁垒往往伴随着政策不确定性与高昂的合规成本，将降低OFDI的可行性与盈利预期，从而产生抑制效应（H1b）。不同于传统制造业，数字型企业OFDI具有高度的数据依赖性，其边际成本极低但前期合规沉没成本高昂。当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如数据本地化要求、算法审查）大幅抬升内部化的边际成本，以至于超过内部化带来的收益时，企业的最优决策将是放弃投资而非内部化。基于此，本文倾向于支持抑制效应，并提出主假设：

H1：东道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显著抑制中国数字型企业OFDI。

2. 机制分析：交易成本与市场预期

依据内部化理论，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显著增加了搜寻、谈判及合规成本。若数据共享、平台部署与技术适配的成本增幅超过内部化收益，企业将中止投资（H2）。同时，依据投资不确定性理论，壁垒加剧了东道国政策环境的复杂性，导致企业难以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出于风险规避动机减少OFDI（H3）。

3. 调节效应：基础设施差距与制度距离

区位优势理论指出，东道国与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差距（Intergap）会放大数据传输受阻和技术不兼容的负面影响，从而强化壁垒的抑制作用（H4）。值得注意的是，制度距离（Ins）虽通常被视为成本，但在应对特定行业壁垒时，较大的制度差异可能倒逼企业提升合规能力与适应性，积累丰富的跨文化管理经验，反而有助于缓解壁垒的冲击（H5）。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14—2024年中国数字型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OFDI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显著抑制了数字型企业OFDI，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机制检验表明，提高交易成本和降低市场预期是两大核心传导渠道。第三，调节效应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差距强化了抑制效应，而制度距离则发挥了缓冲作用。第四，异质性分析表明，成熟期企业、数字制造业企业在面对发达国家及高人力资本国家的壁垒时更为敏感；细分壁垒中，知识产权壁垒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

2.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推动高标准规则对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应积极参与WTO、DEPA等多边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深化与主要投资目的国在数字监管、数据分类分级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互认互通，提升制度的透明度与可预见性，对冲壁垒带来的不确定性。

第二，深化数字设施互联互通，缩小技术鸿沟。 鼓励国内数字基建龙头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跨境光缆带宽、优化算力网络布局，降低因基础设施差距引致的运营摩擦，削弱壁垒的物理基础。

第三，实施差异化投资策略，善用制度距离红利。 针对制度环境相似的国家，应侧重于规则的微观细则协同；针对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则应着重提升企业的合规适应能力与本地化运营水平，将制度距离转化为制度多样性优势，缓解壁垒的负面冲击。

第四，聚焦知识产权攻坚，构建合规风控体系。 鉴于知识产权壁垒影响最强，企业应加强海外知识产权预警与布局，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数据合规体系。应牵头建立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为企业应对跨境法律纠纷提供专业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