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是对黑格尔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的批判和继承，马克思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而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在其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首先提出来的，并在其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论》中进行了集中叙述。一些学者着重从纯丈本的角度或该理论的现代性角度来论述，笔者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这个动态角度来阐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理论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所形成的特征．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性质和特征的分析以及他对社会历史的解释，“向我们暗中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而为马克思进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国家唯心主义完成的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完成”。马克思的整个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建立首先就是从批判和改造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入手的。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国家概念并不能产生和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国家观念不是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造主体，“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并且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还指出：“市民社会是个人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工业生活和商业生活。”从上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市民社会”概念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还包括构成上层建筑的各种经济关系。本文将尝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揭示一下马克恩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在中国化中的特征。

　　一、人民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俄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当时一批中国有志青年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一些有志青年坚定信仰共产主义，认为只有走俄国的革命道路才能救中国，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1921年7月创建了中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开始探索救国之路。

　　中国首先坚信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同时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开展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国革命道路”，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很不发达，所以当时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绝大多数都是农民，无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不过我国的无产阶级不少是来自破产的农民，这就形成了中国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因此中国在革命根据地创建工农苏维埃政权。这正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中国化的体现，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广大弱势群众的的根本利益。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提出了重要的统一战线理论，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理论。统一战线理论体现了中国理论的民族性，在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号召和领导全民抗日，并最终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这正是因为中国清醒的认识到：没有民族的独立，就没有国家的独立，中国人民将会失去生存的尊严”。

　　二、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建国后，中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和三大改造确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随后而来的“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都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而“反右倾扩大化”和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理论的极端化理解，当时中国主要领导人把中国“市民社会”中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并且试图把中国“市民社会”改造成身份同一的社会，个人崇拜在此时也发展到极致，这种只讲“共性”，不讲“个性”：只讲“主义，不讲“知识”：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揭发”，不讲“亲情的严重扭曲的中国“市民社会”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它成了纯粹的国家政治的附属品。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拨乱反正的会议。邓小平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正确论断。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制定了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在农村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在城市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并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些政策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这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理论当代化理解，符合中国的国情，这次改革起点是党的正确路线方针的重新确立，紧接着就是中国“市民社会”的改革在新世纪里，新的一代中国领导人提出“免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制度”，“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建立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等一系列亲民措施，并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发展目标，笔者认为此处的“和谐社会”不仅仅是指中国“市民社会”内部的和谐，更重要是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和谐，我想这正是马克思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理论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