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农村养老正融入越来越多的社会化元素，机构养老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长足发展。为满足农村老人超出家庭范畴的照料需求，农村社区涌现出“家门口的养老院”。依据经营主体，可将其分为村办养老院与民办养老院。此类养老院兼具低成本与高福利的双重优势，其根源在于家庭式养老带来的福利供给优势和乡土化养老实现的成本控制优势。然而，地方目前更倾向于扶持资本化、去社区化的大型养老机构，对发展村庄层面养老服务机构的机理与路径认识不足。因此，亟需调整政策理念，将社区机构养老作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为何聚焦“家门口的养老院”？

（一）宏观背景：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式农村养老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积极应对这一挑战是国家重大战略，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课题。农村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战场，亟需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中国方案”。国家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从2019年《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到2025年《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均强调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既要遵循这一总体要求，又因城乡结构差异而呈现独特特征。农村老人普遍面临“未富先老”、留守比例高等问题，难以承受产业化养老的高昂成本。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22.0%，而农村老龄化程度显著高于城镇（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农村60岁以上人口占比23.81%，高出城镇7.99个百分点）。在中西部人口流出严重的农村，这一比例更高。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虽根基深厚，但在人口流动、城镇化与老龄化加速的冲击下，其功能日益弱化。因此，国家有责任构建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而机构养老是其核心内容之一。

（二）理论视角：超越“普惠”与“多元”，回归社区空间

现有研究多基于普惠性福利理论（强调国家主导）或福利多元主义（强调市场与社会力量），分析了农村机构养老的短板与对策。然而，这些研究普遍忽视了机构养老所处的农村社区这一独特空间。本文转换视角，借鉴社会学学科方法，基于近年在中东部地区的实地调研，深入分析农村社区养老机构如何回应老人照料需求，揭示其运作逻辑与比较优势，提炼出“家庭式养老”与“乡土化养老”两大核心机制。我们认为，农村社区仍保有“小农村社”的乡土社会特征，在此基础上的“村社养老”模式，既能提供集中照料，又能保留社区属性，避免了大型机构养老常见的去人性化、封闭与社会排斥问题，应成为未来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方向。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于2021年至2022年间对全国多县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实地调查。调研团队首先向县级及民政部门了解县域人口结构、养老资源与政策执行概况，随后深入乡村，访谈县乡村干部、养老机构负责人及农村老年人。本文旨在通过质性分析，揭示一种积极回应农村养老需求、契合农村实际的机构养老实践机制，而非依赖精确统计数据进行量化描述。

二、现象描述：“家门口的养老院”的类型与现实土壤

（一）类型划分：村办与民办的双轨并行

当前，农村地区的主流养老机构并非大型、高端、远离社区的设施，而是扎根于村庄的“家门口的养老院”。依据经营主体，主要分为两类：

1. 村办养老机构（互助养老）

• 性质：具有“互助养老”性质的村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如互助幸福院，提供低偿服务。

• 典型案例：河北邯郸肥乡区的互助幸福院模式；山东成武县利用闲置小学改造的幸福院；湖北沙洋县邓集村利用老村委会改建的养老服务中心（12间房、24张床位，总投资20万，其中村自筹5万、民政补贴15万）。

• 运营模式：主要接收有自理能力的空巢、高龄老人。管理上实行老人自主管理，日常开销极低（如邓集村每位老人月交100元，水电费由村委承担）。在浙江象山等发达地区，村集体经济雄厚，村办养老院更为普遍，收费亦较低（如白沙村单间含食宿900元/月，双人间550元/月）。

2. 社区民办养老机构（家庭式养老院）

• 性质：由农村能人利用自有住宅或租赁闲置场所创办的小规模养老院，常被称为“小作坊式养老院”。

• 典型案例：湖北黄石三洲村的海洲康乐养老院。邓某于2018年在自家私房内创办，初期12张床位，历经波折后于2023年正式注册。其收费远低于城镇（2018年全托管1400元/月，仅吃饭800元/月；2025年价格仍稳定在1500元左右，比城镇同类服务低500元以上）。

• 运营特点：规模小、灵活性高，但部分机构因硬件不达标曾处于灰色运行状态。它们主要接收本村及周边半失能或高龄老人。

（二）现实土壤：溢出家庭的养老需求

并非所有老人都有机构养老需求。能自理老人的需求更侧重于社会参与和精神慰藉；真正需要机构照料的，是那些半自理、完全不能自理且家庭无力照料的老人。当前，多数失能老人仍由家庭成员（尤其是老伴）照料。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计划生育一代（60后）步入高龄，家庭照料资源日益紧张。这批60后老人子女少（多为1-2个），未来一旦失能，子女难以返乡照料，只能寻求机构养老。届时，农村老人能否负担得起、愿意进入何种机构，将成为关乎基本民生保障的战略性问题。

三、核心机制一：家庭式养老——高福利的供给优势

“家门口的养老院”之所以能提供高福利，关键在于其家庭式养老的运作逻辑，体现在机构的半开放性管理与护工的情感性服务两个方面。

（一）半开放的机构：打通社区与机构的壁垒

与城市大型养老机构严格的封闭式管理不同，农村社区养老机构因其规模小、入住老人单纯、地处熟人社会，得以实行半开放管理。老人能在家人帮助下自由往返于家庭、村庄和养老院，参与节日庆典、红白喜事。养老院本身也成为村庄的公共活动中心，吸引非入住老人前来就餐、娱乐，有效缓解了老人的孤独感和被禁锢感。例如，海洲康乐养老院虽限制老人随意外出，但通过向全村开放棋牌、电视、用餐等服务，使养老院自然融入社区生活，入住老人得以在轮椅上观看他人娱乐，精神需求得到极大满足。

（二）乡土护工：情感性服务的核心供给

养老服务的质量，关键不在于硬件，而在于护工的耐心、周到与温情。农村社区养老机构的护工均来自本地，多为中老年妇女。她们拥有丰富的家庭照料经验，与老人共享相同的伦理文化，极易形成“类家庭关系”。她们视老人为“老小孩”，不仅提供生活照料，更提供情感慰藉——倾听、陪伴、分享家常。这种情感连接是标准化、职业化的城市护工难以复制的。例如，山西的李阿姨在照料之余还会培训老人互助；海洲康乐的朱阿姨能记住每位老人的衣物、用药习惯，并与老人互赠小礼物。这种基于乡土人情的情感服务，极大地提升了入住老人的幸福感与满意度。

四、核心机制二：乡土化养老——低成本的结构优势

“家门口的养老院”的另一大优势是低成本，这使其价格亲民、可持续运营。低成本根植于对农村本土资源的充分利用，即“乡土化养老”。

（一）人力成本：稳定且廉价的劳动力供给

养老服务的最大成本是人工。与城市护工短缺、流动性高不同，农村养老机构能轻松招到稳定的护工。原因在于：

• 就业机会稀缺：在农村，一份月薪2000-3000元的稳定工作对中老年劳动力极具吸引力。

• 劳动力适配：养老护理工作更适合有耐心、有经验的中老年女性。她们既能兼顾家庭与农活，又能接受较低的薪资（如河南淮阳程楼养老院护工月薪仅1400元）。

• 竞争激烈：在浙江象山等发达地区，村办养老院招聘护工时甚至出现多人报名、抓阄录取的情况。

（二）场所成本：存量房屋的适老化改造

新建标准化养老机构成本高昂（每张床位可达10万元），而利用农村大量闲置的公共建筑（如村小学、旧村委会、卫生所）或农民自建房进行适老化改造，成本极低。实地调查显示，农村新增一张床位的改造成本仅需2万元左右。例如，湖北阳新县在撤校并点后留下150所闲置小学，稍加改造即可成为优质养老场所。这种低成本投入使得养老院运营门槛低、回本快，具备极强的可复制性与推广价值。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重新定位农村机构养老

本文研究表明，在农村社区这一独特空间内，居家、社区与机构养老的边界是模糊的。扎根于村庄的“家门口的养老院”，因其家庭式养老（半开放管理+情感服务）与乡土化养老（低成本人力+低成本场所）的双重机制，实现了“低成本、高福利”的理想效果。它超越了抽象的理论框架，展现出中国式农村养老的实践智慧。国家应将社区机构养老视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基层基础和优先发展方向。

（二）政策建议：纠正偏差，赋能社区

当前养老服务供给的主要矛盾并非社会资本下乡不足，而是财政资源配置的城乡失衡与政策执行的“城镇偏好”。具体表现为：重城镇、轻农村；重大型、轻小型；重高端、轻普惠。为此，我们提出两点建议：

1. 推动财政资源城乡均衡，向农村社区倾斜。 打破“扶城不扶乡、扶大不扶小”的惯性思维。采取奖补结合的方式，鼓励村集体和农村能人利用闲置资产（如旧校舍、自建房）建设小型养老院。简化审批流程，对符合条件的村办、民办养老院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和持续性运营补贴。

2. 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尊重城乡差异。 避免用管理城市大型养老机构的“一刀切”标准（如严格的消防、面积、资质要求）来束缚农村小型养老院的发展。应制定适应农村实际、更具弹性的管理标准。同时，将农村社区养老机构的覆盖率、服务质量、群众满意度纳入对地方的绩效考核体系，激励基层积极探索和推广“家门口的养老院”这一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