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的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体系，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经历了怎样的风云变幻？

    1949年10月19日，人民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郭沫若担当中国科学院院长的任命。10月31日，毛泽东主席向郭沫若颁发中国科学院印信。在新中国成立仅仅一个月的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对外办公。

    1956～1966年的十年间，中国科技事业经历了“大潮迭起、波澜壮阔”的时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向科学进军——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一书的序言中说，这十年，对于中国科学院来说“是大起步、大开拓、大发展的10年”。

    短短十年，中科院几乎是平地起楼台，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建立起力学、电子学、自动化、计算机、半导体、激光和光学精密仪器等新技术研究机构，以及在分子生物学、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天体演化、核物理、计算数学、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微分几何、数论、催化理论、化学物理等一批交叉科学与理论科学领域开展研究的机构，培养造就了一支中国自己的现代科学技术队伍。

    据统计，1956年中科院科研机构共有40多个，全院8000多人，到60年代初，科研机构已达100多个，员工达5万多人。

    以中科院为中心的科研体系

    新中国建院之初，中国科学院对全国自然科学人才与研究机构进行调查，为第一批研究所的组建和人员聘任提供了依据。

    在新中国的召唤下，李四光、华罗庚、赵忠尧、葛庭燧、殷宏章、吴文俊、钱学森、郭永怀、汪德昭、张文裕、张香桐、陆元九等一批旅居海外的著名科学家先后回国工作，中科院以他们为主开拓建立了众多新兴学科和空白领域。

    1950年6月下旬，近代物理研究所等中科院首批15个研究所正式成立，所长由政务院任命。“那时政务院总理是周总理，给我们发聘书，叫‘授命书’，是由总理签名，国务院签署的。这表示我们国家对科学院的重视，也对科学院研究所的重视。”十年前，贝时璋激动地向本刊记者回忆道。如今，这位中科院资深院士已逾百岁高龄。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亟待恢复重建，但又面临欧美等国的经济封锁，国家便将许多科技问题的解决，寄望于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国家建设需要作为科研的主要目标，成为中科院早期工作的基本方针。

    1953年11月，中科院党组呈送了《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的报告》。次年1月，对这一报告作了长篇批示，全面阐述了中国发展科学事业的基本政策，首次提出了建设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的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体系。

    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号召“向科学进军”，宣布国家即将制订12年科技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

    在随后制定的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中，中科院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并承担了规划中的大部分项目的研究工作。采取的“四大紧急措施”，即由中科院组织实施。

    随着“12年科技规划”的实施，中科院直属科研机构快速发展。至1965年，全院有直属科研机构106个，形成了比较合理的科技布局。

   “一院两制”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中科院进行了大规模恢复重建科研机构的工作，继而率先探索科研机构的改革之路，试行所长负责制、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自1985年起，又根据分类管理、择优支持、各得其所的原则，对不同类型的研究工作分别实行基金制、合同制和专项拨款的管理办法，研究人员的自主性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1985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揭开了全面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在此框架下，中科院调整办院方针，于1988年提出“一院两种运行机制”，即“全院的主要科技力量投入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王扬宗研究员把1981～1997年这一时期称为中科院的“改革探索期”。他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成为描画全国科技体制改革蓝图的方针。

    王扬宗认为，“体制改革给科学院带来的变化，无疑是巨大而深刻的。但现在回头看，这给我国科技发展也带来了某些负面的作用。”他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科研经费下降，大多数科研单位处于维持状态，人才流失严重，直到90年代中期，科研经费短缺的局面才有所缓解。

    “从某种层面上讲，采取这种方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当时‘脑体倒挂’严重，‘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而要搞基础研究，要留住优秀人才、维持研究所的正常运转，这都需要大量经费。所以当时鼓励科技人员下海，到市场中寻找机会。某种程度上就轻视了对基础研究的重视。这也是改革探索的代价吧。”

    中科院副秘书长、时任中科院科技政策局局长的曹效业研究员与本刊记者谈到中科院最初的改革时也表示，科研经费短缺、科研条件亟须改善是促使中科院率先改革的最初动因。“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中科院也是如此。尤其是研究所层面，科研经费更是紧张，这成为院、所领导必须面对的共同难题。中科院就尝试着在院内进行科研经费配置的改革。”

    曹效业介绍说，当时，以周光召院长为代表的中科院党组大胆提出了“一院两制”的改革发展模式，鼓励一些有应用开发能力的研究所走向市场，这是中科院日后改革的基础性举措。

    知识创新工程启动

    1994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为中科院建院45周年题词：“努力把中国科学院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成为培养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基地和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

    江泽民的题词及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有力地促进了中科院的进一步改革。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更促使中科院思索探讨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并最终在1997年底向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研究报告。1998年，江泽民作了重要批示。同年6月，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正式批准中科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

    “从1998年至今的十几年，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国家政策稳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清晰、没有‘瞎折腾’，科研投入力度也不断加大，中国科技事业可以说是走上了发展快车道。”王扬宗说。

    党、国务院始终关心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的发展。1999年，江泽民再次为中科院题词：“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我国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创新贡献。”

    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发挥自身优势，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需要，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抓紧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攻关”，“既创造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效益、一流的管理，又不断造就一流的人才。”

    据中科院规划战略局局长潘教峰介绍，自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以来，中科院进行了建院以来涉及面最广、意义最为深远的科技布局调整。主要是调整研究机构设置、调整重点领域方向、新建研究单元、与地方共建新型研究机构、推进开发性研究机构转制等。

    合理的资源配置、灵活的用人机制、宽松的科研环境、不断完善的科研评价体系等改革措施，如今已经收到显效，一大批优秀拔尖人才脱颖而出，一大批高水平的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在载人航天工程建设中，中科院的千余名科技人员攻克了70多项关键技术，创造了100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方法；

    在探月工程中，中科院不仅是我国月球探测科学任务的最早提出部门，还圆满完成了一期目标中载荷研制、信号接收、数据处理和图像制作任务；

    “龙芯”系列通用CPU芯片研制成功，结束了我国信息产业“有机无芯”的历史；曙光、深腾系列超级服务器的研发，为我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日前由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的我国第一套单精度峰值超过每秒100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超级计算系统，针对众多行业和学科的应用需求，提炼了不同领域的共同特征，构建了多层次的并行算法和相应的计算机体系结构，是中科院长期积累、自主创新的重要成果；

    人类基因组计划1%测序精确图的完成、水稻基因组测序与功能研究、粮食估产与农情监测、青藏铁路工程冻土路基稳定性关键技术与示范工程、SARS的早期诊断以及禽流感研究与防治的系列成果等，引起国内外广泛瞩目。

    中科院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成为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科技国家队和引领我国科技发展的“火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