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4科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讨论人的逻辑起点为:人二人尹工人或资本家。但这种逻辑起点存在问题:马克思以类存在物证明人是有意识的，以人是有意识的证明人是类存在物，这就陷入了循环论证的困境。

　　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讨论人的逻辑起点为:人二人尹工人或资本家，这种不证自明的逻辑起点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有，应该如何去评价?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为什么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讨论人的逻辑起点为:人二人尹工人或资本家呢?且看马克思如下论述:“因此，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对象的奴隶……因此，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显然，在这里，对象对人统治的原因是:人不是作为人，不是作为肉体的主体，而只是作为工人出现的。为什么这样讲?马克思接下去又说:(1)“因此结果是，人(工人)只有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是自由的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但是，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这种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丧失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条件……人只不过是工人，对作为工人的人，他的人的这种特性对异己的资本来说是存在的时候才存在……因此，资本一旦想到—不管是必然地还是任意地想到—不再对工人存在，工人对自己来说便不存在，他没有工作，因而也没有工资，因为他还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存在，所以，他就会被埋葬、会饿死等等。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首先，现实中的人(工人)不是以人的方式存在，而是当人自由自觉时，人是动物的，当人运用人的机能时，他是资本的。

总之，人不是人，人是人为真，人不是人为假。正因为在国民经济学那里，不是将人作为人，而是以人为非人的假命题为出发点。所以，国民经济学对问题的讨论才有辩护色彩，将问题置于一种虚构的状态:在那里，人只能是工人，只能是资本，甚至只能是动物。因此，我们终于看出，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讨论人的逻辑起点为:人二人尹工人或资本家。如果以此为起点，可以看出马克思讨论人的问题的思想来源了。在现实中，人是工人，人是资本，人是动物，而不是人。那么对人二人进行思考，则人二人何以可能呢?马克思认为，这就要扬弃异化，使人达到自由自觉。这是典型的“是即是，不是即不是，是者是其所是，不是不可能是是”的说法。而这种“是”论，从古希腊的巴门尼德始到黑格尔，都以自明的前提为出发点。所以，马克思只是沿循老路而已。

但马克思的这个逻辑起点有问题吗?说人二人而非人尹人，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怎样认识或理解这个抽象的“人”，这个一般的“人”，是否只是观念中的存在?一般的“人”与现实中的个别人是结合的还是分离的?

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当然认为一般的“人”与现实中的个别人是分离的。因为，在他看来，现实中的个人或是工人或是资本家或是地产所有者，是以人的异化的现象出现的，必须加以扬弃，加以否定，最终回到抽象的一般的“人”。可见，马克思是从“分离”来思考人的间题的。而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此就已经做出批判了。

那么，这个一般的“人”在马克思那里到底是什么?这个“自由自觉”到底该怎样认识?

我们且分析马克思关于人二人尹动物的这段论述。马克思说:“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的生命或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为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闭

我们对此分析如下:

　　动物就是它自己的生命活动;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所以，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而人则不同。首先，人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成为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为什么?因为人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种意识意识到了人与自己的活动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且思考这种自己的活动，思考这种区别和联系。这当然是一种自我意识。其次，这种以自身为对象，将自己同其生命活动区别开来的意识，使人意识到了人和动物的区别，认识到人、有自我意识的人是同一个类进而认识到人自己是类存在物。反过来命题成立。人自己是类存在物，以能够将自己当成不同于其它存在的类，这恰恰说明:人是有意识的，即自己的生活对人来说是意识到的对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那就是说，人的活动是自由的，那是因为人将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意识到自己本身，且把自己当成一类。即人具有自我意识即类意识。

我们接下来要问:

(1)“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分开，它就是它自己的生命活动”，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

(2)和动物相反，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为什么?

在马克思那里，对问题(2)的回答是:人之所以有自我意识，即“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但人为什么是类存在物?回答是: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他自己的活动区别开来，即人以自己的活动为对象，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进而人自身是类，是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类，因而是类存在物。
综前所述，马克思以类存在物证明人是有意识的;以人是有意识的证明人是类存在物。这显然是一个循环论证。

为了摆脱这种循环论证，马克思在进行该论证之前又加了一个前提，即人与动物本身是有区别的，而且恰恰是相反的: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而人不是。那么加的这个前提是:人的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活动。这就涉及到第一个问题:人和动物，二者的活动为什么是不同的?说动物是它自己的生命活动，根据是什么?动物的活动是本能的，而人的活动不是，为什么?我们如何给出证明?所以，马克思在谈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的区别时暗含了一个前提，而这个前提恰恰又是他要论证的，即人是不同于动物的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要论证的结论已包含在前提中了。而这个前提是不证自明的。

这个不证自明的前提有两点:人是有意识的且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动物对人来说，是人外在的东西，且与人相反，成为人的对象。为什么?因为人有自我意识，而动物没有。但我们又要为这两点提供根据。问题是:人是有自我意识的，为什么?说动物没有自我意识，为什么?

可见，关于人的活动是否具有自我意识的问题，马克思是肯定的，但没给出根据。用“人是有自我意识的”说明关于“人是有自我意识的”的一系列问题，总是一种循环论证。

为什么会出现“人是有自我意识的”这个命题?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仍在用黑格尔的方法解决问题，从抽象的不证自明的前提出发去思考问题。抽象地说人是自由的，人是有自我意识的，这和绝对观念没有实质的区别。进一步讲，马克思不能把人的现实中的活动、人的进行生活的第一事实即物质生产作为前提。

我们不禁要问: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不是从经济学人手考察人的吗?的确是这样。马克思分析了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的问题之后，才去分析“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问题。马克思在此节说:“我们是从国民经济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相互分离，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的相互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

在这里，相互分离可以理解为相互敌对、相互对立，即私有财产与人的对立、劳动与人的对立、资本与人的对立、土地与人的对立，而且分工、交换、交换价值更是与人对立的。在国民经济学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各种利益的敌对性质，并被承认其是社会组织的基础。无疑，马克思在讨论关于人的问题时是从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利益的对立、人与物的对立、人与人的敌对关系人手的，即人手点是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经济关系。

但马克思又怎样把讨论人的问题的逻辑起点放到了抽象的“人”上呢?因为，马克思从经济事实引出异化之后，又接着说:“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的车轮”。可见，马克思把问题的着眼点落在了人的贪欲上。由于贪欲，整个国民经济学都以资本家的利益为终极目的，所以国民经济学有辩护色彩，所以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出发，将问题置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但只对贪欲等进行扬弃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讨论贪欲的现实根源。仅对导致贪欲的现实中的异化现象进行逻辑上的自我扬弃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更应对导致异化现象的现实根源即现实社会中的经济关系进行分析。如果这样，则人以及活动的本质应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但马克思却逻辑地扬弃了异化，从其对象性理论中得出了“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论断，然后用此应然的问题去解决实然的问题，这当然要陷人困境。

但毕竟马克思的人手点是经济事实，所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能够将人放在现实社会中并且从人的生产活动中去考察。所以说，对经济事实作出考察，是以后马克思在讨论人的问题时思想发生转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