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总结国际共运和我们党在处理党际关系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国际和国内形势的特点和要求，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发展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不仅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而且在实践上使我国的政党外交取得了重大突破，有力地推动了国家关系的发展。

　　政党制度是现代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它作为各国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引导着国家的发展方向，对各国政策的走向、各国政局的演变甚至世界新格局的形成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政党之间的关系必然成为各国相互关系中的重要方面，是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新时期，邓小平在认真总结国际共运及我们党处理党际关系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国内外形势的特点和要求，提出并精辟地阐述了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指导原则，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际关系的理论，为指导新时期我党的对外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处理党际关系基本原则的提出

　　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都在强调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加强联合和相互支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同时，又十分尊重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平等地位和独立地位，反对任何一个党包揽和干涉其他党的决定，提出“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呦)。列宁在创建和领导第三国际时，为了纠正第二国际党际关系比较松散的弊端，建立了比较集中的组织形式，即共产国际。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适应当时革命形势高涨的需要，而且由于列宁作风民主，尊重各国党独立解决本党事务的权利，因而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处理得还比较好。

　　但是斯大林主持第三国际的时候，过分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联合和共产国际的作用，忽视甚至无视各国党的平等地位和独立自主权利。苏联党利用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大搞大国沙文主义。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共产国际于1943年解散，以后再也没形成统一的国际性组织，但在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实际上还是处于中心地位，且苏共还是大搞“老子党”作风，企图控制和指挥各国。

　　中国是争取党际关系正常化的中坚力量。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中期，苏联党和共产国际无视中国的特殊国情，在指导路线和方针政策上多次发生“左”或右的偏差，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的原则正确地对待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的意见，既重视维护同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尊重它们的意见，又对其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错误指示进行抵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建国后，中国成为执政党，毛泽东就更加重视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党际交往对维护和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然而，6O至7O年代我们同其他和工人党的关系出现了严重曲折，其主要原因是苏共奉行大党主义和“老子党”作风造成的。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党对苏联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真诚帮助是非常感激的，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多种场合都表达了对苏联的谢意。中苏两党、两国在5O年代也建立密切的友好交往关系。当然，对于斯大林的“老子党”作风给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危害，我们进行过批评，主张通过内部协商来解决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5O年代中期以后，赫鲁晓夫继续搞“老子党”那一套，使中苏两党的分歧不断加深和扩大，最后发展成中苏两党之间的一场大论战，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从而为他反思党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奠定了思想基础。1980年5月，邓小平在同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提出了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2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概括性地提出了“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的发展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并正式地写入党章。党的十三大在重申上述四项原则的基础上，把它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处理同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四项原则是正确处理我党与外国党关系的指导原则，是新时期我党开展对外工作的理论基础。

　　二、邓小平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原则

　　邓小平关于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既有各自独特的内涵，又是一个相互联系、互为补充、密不可分的整体。

　　(一)“独立自主”原则是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首要原则。也是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核心和立足点。所谓独立自主，就是坚持各国党有权根据本国实际情况独立自主解决本国的问题，同时要尊重别国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正因为把独立自主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前提条件，邓小平反对各国党照抄照搬别国党的经验和模式，主张各国党根据本国的实际独立自主地选择并决定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二)“完全平等”原则是独立自主原则的保证和补充。只有各国党一律平等，才可能保证各国党的独立自主性。邓小平在总结我们党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和国际共运长期以来存在的错误后，认为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并强调不论是大党还是小党，历史长的党还是历史短的党，执政的党还是没有执政的党，都不能有尊卑上下之分。他强调要创造良好的党际关系，平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三)“互相尊重”原则既是独立自主原则的保证和补充，又与完全平等原则密不可分。只有持互相尊重的态度，才能做到完全平等，保证各国党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邓小平认为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由于各国党的发展状况、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以及认识方法不同，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不可能完全相同，必然存在着分歧甚至严重对立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互相尊重、求同存异，才更有利于各国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
 

(四)“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既是实现独立自主原则的保证和引申，也是贯彻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原则的客观要求。历史发展证明，一国党对别国党发号施令和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都只能使该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挫折和失败，并使良好的党际关系遭到破坏。

　　三、邓小平以党际关系思想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意义

　　邓小平提出的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四个原则，不仅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而且在实践上使我国的政党外交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有力地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

　　(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根据他们所处的时代要求，分别提出过一些处理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重要原则，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理论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世界发展趋势和国际关系新特点的要求。系统地提出了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

　　邓小平提出把党际关系同国家关系分开，为协调政党关系和国家关系提供了有效途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还未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在世时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社会主义政党关系和国家关系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因而他们也不可能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原则。二战后随着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这一问题就突出出来，但是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共领导人在处理二者关系时，奉行大国沙文主义，使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国际共运中曾出现的党际关系的不和谐给国家关系造成的不利影响，他认为，把党同党的关系和国家之间关系区别开来，使这样的问题不影响我们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就为正确认识和处理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思路。政党关系和国家关系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国家间关系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国际关系，比党际关系所包含的关系要宽泛得多；但党际关系是国家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执政党的对外交往对国家关系有重大影响。据此，邓小平对党际关系进行重大调整，把党际关系同国家关系区分开来，摆正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位置，使党际关系服从于我国对外关系的总目标，发展和加强党际关系是为了推动国家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邓小平的党际关系理论为我国同世界各国政党特别是非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友好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南。长期以来，在党际交往中，我们过多地从意识形态考虑，只与世界各国的和工人党联系，很少同在世界政治舞台中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发展关系，甚至采取排斥和不接触的态度，极大地影响我们党对外联络工作的纵深发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和外部世界都有加强相互之间的了解、联系的迫切愿望和要求，而政党外交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尤其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后，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党重视中国的崛起，都有同我们党加强联系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为了给我国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客观上要求我们党摆脱思想束缚，发挥政党外交的优势，加强同各国不同类型的政党之间的交往，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和合作，从而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
 

邓小平不愧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更好地促进我们党同所有其他政党发展友好关系，他提出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成为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障碍，对社会党和民族主义政党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主张超越意识形态，求同存异，以处理与它们的关系。同时，邓小平将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从处理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扩展到处理同其他所有政党建立和发展关系，从而在理论上进一步解决如何与非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关系的问题，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同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指明了方向，极大地拓展了我党的对外关系领域，对补充和丰富我国的总体外交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对我国国家关系实践的指导。邓小平不仅提出了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而且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及时调整和充实我们党的对外政策。

　　1．邓小平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方针，解决了同一些和工人党修复关系的问题。如前所述，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党同一些、工人党之间关系紧张和恶化。2O世纪7O年代末8O年代初以来，邓小平从国家长远利益和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工人党之间正常关系的大局出发，对历史问题采取非常现实的态度。在与各国和工人党代表团的会谈中，他主张不计前嫌、一切向前看。他指出的这一正确原则对解决党际关系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使我们党不仅继续保持同一些和工人党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关系，还同一些政党消除了隔阂，恢复了同一些政党中断多年的党际关系交往。

　　2．在新时期，我们以邓小平的党际关系理论为指导，主动与世界各国不同性质的各类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使我们党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继1978年同民族主义政党建立联系和1981年与社会党建立关系迈出新步伐以后，我们党既同和工人党交往，又同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交往；既同执政党交往，又同参政党和重要的在野党交往；既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交往，又同发达国家政党和第三世界国家政党交往。这就使我们的政党外交形成了以各种类型国家的执政党、参政党和其他重要政党为主要对象的全方位党际交往的新格局。

　　我们党取得这一成果是来之不易的。特别是在两极格局解体以后，许多国家政局动荡，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政党力量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党能够区别不同的情况，把握时机，同各国、各类政党接触，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关系。最突出的例证就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处于激烈变动时期的这一地区各国，政党政治千变万化，我党恪守不干涉别党、别国内政的原则，尊重这些国家对本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及时同一些主要政党接触，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谋求交往与合作，不因政党格局的变迁而影响国家关系的发展。

　　3．在新形势下，邓小平拓宽了党际交往的内容和形式。过去，我们党发展党际交流的内容主要局限于政治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党逐步建立了全方位、多元化、多形式和深层次的党际交往新格局。

　　首先，在党际交往中积极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占据着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为适应这一趋势的要求，我党在政治交往中，注意引入经济因素，以经济合作促进政党联系，并通过政党所联系的经济实体，为国内有关经济部门和地区牵线搭桥，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为促进我国的对外开放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通过党际交往，我们注意了解各国、各党在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中好的经验，加以借鉴，为我所用。
其次，我们党同外国政党交流的层次、级别不断提升，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灵活多样。除了同各党的一般领导人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外，我们还非常注意同各党高级领导人来往，通过党的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推动同一些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最后，我们党加强同未建交国家的政党交往，充分发挥政党外交的独特作用。政党外交在对未建交国家的工作方面有着较大优势，因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们党就注意做拉美未建交国家政党工作，还应有关政党的邀请，派出代表团访问了拉美一些未建交国家。通过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党与拉美所有未建交国家的所有主要政党几乎都建立了联系，而且同这些国家的政党、和议会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结交了一批可信赖的朋友。这将对我国同这些国家建交起到促进作用。

　　总之，在新时期，我们党在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想指导下，调整了政党外交的根本目标，充分发挥政党外交的独特优势，不断开拓政党外交的范围、内容和形式，使我们党的对外交往取得了重大进展，出现了一个“接触广泛、重点突出、内容丰富、方式灵活”的生动局面。我们党通过与各国各种不同类型政党发展多方面、多形式的合作，加强了我们同这些政党所在国家的互相了解，为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国际环境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