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幸福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的幸福，而教师的幸福禽要科学、合理、人性化的政策予以保障。本文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教师教育政策应以追求会平、入道、理性为价值取向，以期对我国教师教育政策的决策主体提供一个伦理学的思维向度。

教育政策是维系教育生命的最关键的因素。教师教育是培养教师的工作母机，是我国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师教育政策在教育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教师教育政策的好坏成败，不仅关涉每个教师的自身发展与幸福成长，而且对教育政策自身的发展和国家的教育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而，教师教育政策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文章从伦理学的视角探讨了我国教师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教师幸福

　　什么是幸福?“单是罗马尼禄时代就有200多种关于幸福的相互矛盾的定义”。幸福是一个多元而又模糊的概念，幸福概念的模糊性不仅表现在个体对自己奉持的幸福概念的“只可意会”更表现在个体之间理解幸福的角度各有不简。有的认为“幸福是人性得到肯定时的主观感受”。有的认力幸福“是尘世上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一生中所遇到的事情都称心如意的那种状态”。有的认为“幸福是人的目的性自由实现时的一种主体生存状态”，并把目的性的实现视为幸福的本质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心理学研究者开启了心理发展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认为:“幸福不仅仅意昧着汲物质条件的满足而获得的快乐，而且还包含了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体验。幸福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价值感，它从深层次上体现了人们对人生的目的价值的追问”。幸福是需要得到满足，潜能得到发挥、力量得以增长的持续快乐体验。对教师来说，亦是如此。只有当教师体认到其所从事的职业的崇高地位与重要价值并拥有与之相匹配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时，他才会感到自尊和职业生活的幸福。由此，教师职业幸福感是教师在自己的教育工作中需要获得满足、自良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发挥鑫己的潜能、实现自身和谐发展，并伴随着力量增长所获得的持续快乐体验。作为一个完整生命体的人，教师有生理的需要，即物质生活的保障;心理的需要，期待尊重和爱的浸润，渴望心灵自由的空间;社会性需要，有自我实现的梦想和追求。只有这些需要得纵满足，教师才可能营构幸福豹教育人生，凸显主体的生命意义。那么，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在自身的职业活动中是否感到幸福呢?大量的研究发现我邃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总体现状是不容乐观的。2006年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联合国内众多知名媒体开展的中国“工作倦怠指数”调查显示，教师群体中有职业倦怠的比例高达50.34%，位居职业门类中工作倦怠指数最高的前三名。情况表明，不少教师在领导管理、晋升机会、工作条件方面的满意度很低，缺乏自豪感，存在职业倦怠和弃教改行的念头，教师职业压力过重，教师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情绪衰竭现象比较严重，工作热情减退，教师的工作成就感低落，缺乏良好的自我认知。从总体上来说，以使人幸福为己任的教师，生活得并不如意、并不幸福。

　　二、关涉教师幸福:教师教育政策的伦理诉求

　　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证明:教师是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教师幸福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的幸福，而教师幸福需要公平、人性、科学的教师教育政策予以保障。爱弥尔·涂尔干认为“任何职业都必须有自己的伦理”，“职业伦理越先进，它们的作用就越先进”。因此，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作为一种科学活动或一种职业要进一步发展，必须遵循它自己的伦理道德规范。

　　1　追求公平的价值取向

　　公平问题产生于人类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以及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公平不是具体的法令，而是一种理念、一种精神诉求，是教师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选择，意味着教育政策的制定是以道德性为前提和基础的，政策本身蕴涵着伦理追求和道德价值理想，也就是说，在政策的制定方面应该体现公平的原则即教育利益分配、各种教育资源的配置以及创设规范应当实现平等对待，每个教师应当平等的成为教育领域的受益人。目前，我国教师教育发展极不平衡，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甚大，这些差距不仅带来了诸多难以解决的间题如教师职业倦怠、弃教转行、大量教师从农村流向城镇、西部流向沿海等也极大地影响着教育质量和均衡发展，其根源主要是教师教育政策上的原因。为此，要解决教师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关键是从政策入手。任何教育法律法规、制度和政策，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不公平就必须加以改正和废除。在教师教育政策制定中，追求公平的价值取向就必须建立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机制，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落后地区优秀师资匾乏现象，并非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政策上存在“城市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反映和体现城市人的利益，鼓励和促进发展部分重要地区，这种倾斜取向的政策使得城乡教育之间、东西部地区教育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进一步认识和矫正，即政策上要建立起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机制，逐步缩小经济、社会、教育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的差异，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发展差距，推动公共教育协调发展。通过教育决策的集体选择，最大限度地整合、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形成一种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保证绝大多数教师的需要和利益在教育政策中得到全面反映，以实现大多数教师的教育公平。如切实提高落后地区的教师工资待遇，保证教师工资的正常按时发放，为教师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才能长久地留住教师，使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自愿地做传统要求的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人。加大职后培训经费的投入给予落后地区的教师更多的培训锻炼机会，给教师以专业发展的机会，促进其专业能力和专业知识的成长，构建落后地区教师终身教育体系，就能解决落后地区师资落后的状况。改善落后地区的教育环境和教学条件，提高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设施设备和中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的标准，为教师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激发教师教学的热情和学生的学习热情，为教师发展提供基础，让学生、教师、家长和社会真正体会到一样的“公平”。
　2.追求人道的价值取向

　　教育政策制定必须始终把人作为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制定教师教育政策的根本目标就是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使每个教师的个体利益得到充分实现。《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一书特别强调人在发展中的地位，明确提出“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因此，就要关注和正视“作为人的教师”真实的生存状态，为教师个体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合理场境，提升他们的生命质量。马斯洛提出人的需要主要包括五个层次: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教师作为一般的人，必然有其生理安全的需要，也有其被尊重的需要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必然有其争取良好待遇、享受幸福生活的需要，也有其追求事业成功、赢得社会承认的需要。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把教师当‘神’看的倾向”。不食人间烟火，不需要物质。教师职业被誉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一度扮演着圣人的崇高角色。“社会在这种文化观念的支配下，已不把教师当‘人’来认识。教育管理者或学校管理者也没有把教师当‘人’来对待，即便把教师当‘人’对待，那么教师也必须是如孔子一样的 ‘圣人’，是‘完人’，是工作不知疲倦的‘超人’”。不需要休息，不需要关怀。与此相对应，人们也习惯于对教师提出种种要求，特别是在新课改背景下，管理者、家长及社会大众对教师的角色期望更是越来越理想化。全社会都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教师，势必形成一种文化心理强势，迫使教师知其不可而为之，小心翼翼地维护世人设定的幸福标准一一清高、节制、不染尘世，甚至扭曲内心意愿，舍弃正当的俗世欲求，当起了不折不扣的苦行僧，结果是其职业幸福感 “芳踪难觅”。教师是一个真实的“人”，具有人之为师的特殊性，更具有师之为人的本质属性。人们只有给固化的教师形象“祛魅”，不圣化、匠化，把教师当作普通人来看，才可能客观地看待教师，既而对教师抱有合理的角色期望。也只有这样，教师才可能真正自由自觉地完善自身素质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从而有助于教师主体本质力量的发展和生命境界的提升，真正形成深入主体生命内核的令人心动，催人激奋的幸福感。

　　3.追求理性的价值取向

　　教育政策的理性就是“要求政策制订者根据完备的综合信息、客观的分析判断，针对许多备选案进行优缺点评估、排定优劣顺序、估计成本效益，预测可能产生的影响，经过充分的比较分析后，选择最符合经济效益的最佳方案”。也就是说教育政策活动以最小的代价获得具有最大化正价值的政策效果，是教育政策功能和效益的最大化。影响政策理性的因素主要是政策主体，教育政策的主体在组成上，一般包括三个部分:“决策主体，咨询主体和参与主体。其中决策主体是政策主体的核心，一般由党，部门的代表人物来充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咨询主体一般由学科专家组成，从而保证政策的学理性，参与主体主要是政策的执行者，由他们发现政策执行中的实际情况，根据反馈信息不断对政策进行修正，以增加其合理性成分”。所以，在政策的主体中，如果缺少了咨询主体和参与主体的积极参与，政策的理性成分就要大打折扣了。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认为:“没有教师的协助及其积极参与，任何改革都不能成功”。当前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遇到了不少困难，重要原因在于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教师只是改革方案的执行者，没有取得他们的认同。这样的教育改革，会使教师产生失落感和消极情绪。因此，教师教育改革应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决策，提供各种条件，使他们畅所欲言，为政策的完善与合理性提出宝贵的建议。“的教育决策活动应从“受益人缺席”状态转变为允许教育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活动，使教育政策能够体现最大多数教师的要求和利益”。

　　总之，教育政策的制定应以科学的、理性的思想为指导，有利于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利于教师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只有遵循公平、人道、理性的价值取向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力，以政策为手段增进教师职业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