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是文本的基拙和中介，整体性是话语的基本特征。本文试从整体性的角度对童话话语做浅略的分析和阐释，在深入了解童话深层意蕴的基础上。来反观现代审美的历史

　　童话话语也有整体性。它的这种整体性特征:首先体现在话语与语境的相互关系上。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话语的确切意义是由具体语境决定的，它随语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格林童话中的《小红帽》，是我们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作品主要讲述了小姑娘与大灰狼之间斗智斗勇的故事，弘扬了惩恶扬善的主题，可是。就是这样一个题材，到了美国新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那里，故事的主旨却变成了“一个祖母、母亲和女孩战胜男性的故事”。这种理解上的巨大反差，究其原因，正是由于话语语境的改变，是现代文明发展的结果。

其次，童话话语的整体性也表现在它所反映的文化的整体性上。每一个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都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深厚文化积淀。这种文化积淀既是与整个世界文化融为一体的，也是独具特色的，因此，负载文化的语言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特质，童话话语亦是如此。以中国童话和西方童话比较为例，一般说来，中国童话与西方童话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彼此的话语特色上。在中国童话故事中，它往往包含有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话语在文本中常常被用来充当教化的工具。

尽管，在中西方童话中存在着这种明显的差异，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作为童话，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它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对“本真”的美好向往，而这种向往流淌在所有童话的血液里，永恒地执著于对“美与善”的追求。此外，童话话语的整体性还表现在个人话语和社会话语的统一上。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生活是由政治、经济、技术、法律、伦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复杂整体，其中某一方面除非与其他方面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在福科看来，每一个文本都参与了知识与权力的游戏，文本与意识紧密相连。童话，由于特殊受众的规定性，在话语的表征上，无不反映出鲜明的童稚色彩。一般在成人看来可以直接表达的思想，在童话中往往采用转述人的口吻来予以表达，这种“他者”身份的言说方式，在求得儿童心理认同的同时，在表象上体现出的更多的是童话话语浓重的个人意识色彩。但这仅仅只是一种外在的表征，在童话隐在的内在结构中，个人话语常常被纳人国家与社会的话语体系里，体现的是社会群体的整体意识，是整个时代声音的传声筒。例如在郑渊洁的童话《公共汽车堵车记》中，作家就借用一个孩子天真的口吻，描述了一个发生在堵了好年的公共汽车上的故事，在这个看来显然有些天方夜谭的故事里，却有着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折射出更多现实生活的真实图景，如故事的背景就发生在现代社会交通迅猛发展的今天，而故事所要表达的主旨则是对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关注。

童话发展到现代，与传统意义上的童话文本相比，的确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似乎很难再在今天的童话里，看到昔日那些“熟悉的身影”。解构主义正是作为对结构主义的反拨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它们二者在对整体性概念的认同上，大相径庭。在解构主义者看来，整体性是形而上学的虚幻，任何期望通过某种牢不可破的基础或普遍原则来建构一个完整的意义等级系统的做法，都是徒劳的。他们力求颠覆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整体性，破除意义的先验性，并认为作品的意义，就是一个在阅读中不断被建构的过程，而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结构”，它在文本中应有充分的自足性，应该是一个有着确切意义的“封闭实体”向着无限的、不可穷尽的活动体系转变的过程。现代童话正充分体现了解构大师们的上述思想。在此类童话文本中，话语的完满性和整体性遭到了有意地破坏，话语潜藏的内部结构也变得支离破碎，表现出一副碎片兀立的姿态。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作品一改过去清新、简约的叙事风格，生涩、迷狂成了这类童话话语最突出的特征，甚至，语言在展示作品的同时，又往往成了作品本身的题材，如作者用空格将短语隔开，以显示文本的杂乱与无意义，或用6个小圆点来表示白雪公主身上6颗美人痣等。这些特征反映到话语的深层结构上，文本的意图主旨与传统童话之间发生了另人震惊的变化，传统印象上美丽善良的公主变成了异化精神的化身，从前英俊勇敢的王子蜕变成了一个自私懦弱的人，就连公主与7个小矮人之间那种纯洁美好的友谊也被一种肮脏暖昧的关系所取代。传统童话中求真向善的主题被消解，艺术的“光晕”在消失，主体性遭到了被迫性的瓦解，审美走向了审丑，理性、科学、真理再一次受到质疑和反省，意义的虚无，话语的碎片，一切都在零散的拼帖中丧失。可是，就是这种话语呈现出来的现代特征，或许才正是解构主义者们会心微笑的所在。

童话，是有着丰富内涵的艺术文本。现代童话的出现，童话话语整体性特征的消解，这本身就预示了一个现代性的历史过程。然而，对于童话话语的研究，我们以往的文论家，常常只过多地拘泥于对话语功能和表层意蕴的分析，却往往忽视了对其内在结构以及深度模式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