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赋予社会主义以全新的价值构成要素和合理的价值排列次序。20世纪伴随着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性飞跃，也同时出现了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移位现象。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仍然面临着价值观重建的抉择。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在观念上的现代转型，而且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时空延展。

　　在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和实际运作中，始终会遇到一个看似非常简单其实又非常深刻的问题：搞社会主义究竟是为了什么?对这～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认识并不是完全清楚的。事实上，能否正确回答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学风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问题、信念问题。本文将与此相关的话题归纳为三：对19世纪经典社会主义价值构想的历史考察、20世纪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移位现象分析、面向21世纪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新构建。社会主义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抛头颅、洒热血一往无前地为之奋斗吗?对这一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问题，早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层面的诸多弊端的深刻揭示而得出了结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这种优越性何以体现出来?在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价值构想中，涉及对社会主义价值的定量与定位问题，二者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结构问题。而作为价值结构，理应包含社会主义的价值构成要素(定量)及其排列次序(定位)问题。

　　1．对经典构想中社会主义价值定量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定量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科学判断基础之上的，从而赋予社会主义以全新的价值构成要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问的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自身难以克服的。因而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资本主义生产的无状态必然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有计划性所代替，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必然为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制度所代替；相应地在政治上，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必然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所取代；在思想文化上，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服务的各种意识形态必然被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取代。从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基本构成要素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摒弃了资本主义社会各制度层面的弊端，赋予社会主义以全新的价值构成要素，这一价值定量事实上已经回答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或价值是什么的问题。

　　2．对经典构想中社会主义价值定位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定位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一前提和基础上的，从而赋予社会主义以合理的价值排列次序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就在于社会主义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全部《资本论》的分析中最根本的结论就是：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必将炸毁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外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结果。这一结论同时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构想中，首要的是社会主义应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一现实基础上，而其他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各个制度层面的优越性或价值，就在于这种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或者说，这种制度的优越性或价值是沿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各项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日益繁荣这一次序由表及里而不断深化的。这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社会主义进行价值定量的基础上又赋予社会主义以合理的价值秩序。这一价值定位事实上已经回答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或价值如何体现出来的问题。

　　洞察19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构想，结论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价值就体现在它比资本主义更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社会主义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充分显示自身的价值。
20世纪，社会主义从理论领域转移到实践领域，并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伴随着一系列的历史性飞跃，也同时出现了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移位现象，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在理论上陷入许多误区，在实践上步入许多歧途。对于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移位现象可作出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归纳：

　　1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看，对于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认识偏差开端于俄国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终结于苏联解体

　　——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移位现象的萌发及其纠正。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作为社会主义价值的首次检验而发起并取得胜利的。由于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因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论述过的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形成和展示在俄国革命胜利后还只是一种可能。一方面，由于不具备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生产力水平，所以列宁十分突出地强调：“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没有社会主义，所以列宁同时又十分重视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设。如果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性价值目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设服从和服务于这个第一性的价值目标，应该说是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内在要求的。但是这种价值结构的秩序性在当时列宁的认识中并不十分明确。一方面，由于俄国的落后，列宁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俄国的落后，列宁又希望通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来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就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在这里，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二元性特点非常明显，以至于列宁在晚年产生了这样的困惑：为什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仍不能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呢?在最后的思考中，列宁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各个层面的具体制度安排。新经济政策就是这种认识的产物，它纠正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萌发的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偏差。

　　——从斯大林模式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再度混乱直至破坏。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虽然及时纠正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造成的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位移现象，但是由于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没有理论化、定型化，陶而列宁逝世后，苏联再度出现了对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认识偏差，形成了“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并最终形成了所谓“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引起了国内社会主义价值秩序的混乱，而且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分歧和动荡从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分歧到60年代～7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一直到8O年代～9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剧变乃至苏联的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两次严重的历史性挫折，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其中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似乎社会主义的价值就在于实行计划经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价值秩序中的第一性地位，则在这种认识的偏差中悄悄地消解了。苏联解体就是社会主义价值秩序发生混乱的悲惨结局。

　　2．从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看，对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认识偏差开始于1957年下半年“左”倾思想抬头并逐渐占据上风，持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时期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错位甚至于扭曲。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意味着社会主要矛盾将发生重大转移，国家的根本任务也将从革命转移到建设上来。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我们党却对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认识一再出现偏差，正如邓小平所说：1957年下半年开始，“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并逐渐占了上风。从而导致建国以来两次严重的历史性错误实践：一是“两种过渡”论的认识误区使我国步入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歧途，一味变革生产关系、构筑新的经济基础成为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或第一性价值目标；二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的认识误区使我国步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歧途，对上层建筑的调整和重建成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或第一性价值目标。在这两次历史性的错误实践中，社会主义的价值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混乱，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秩序被完全颠倒过来，在价值目标上，社会主义已经远远脱离现实，陷入空想社会主义的境地，抽象的理论原则高于一切，发展生产力处于次要和服从地位。

　　——从拨乱反正到全面改革：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归位与再造。自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内“左”倾思潮抬头，直至“文革”中极“左”思潮的泛滥，社会主义的价值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用邓小平的话说，是到了“荒谬至极”的地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彻底扭转这种局面，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_2J这两件事的意义在于，一是经过拨乱反正，马克思主义赋予社会主义的价值结构得以还原，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第一性价值目标得以归位；二是经过全面改革，马克思主义赋予社会主义的价值结构得以进一步重建，服从和服务于第一性价值目标的各个层面的制度得到重新建立和完善。

　　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经受的每一次挫折都是因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重大理论失误所致。其中对于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认识偏差，可以说是导致一系列理论失误直至实践错误的深层原因。因此，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仍然面临着价值观重构的抉择。

　　20世纪的中国在遭受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浩劫并目睹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解体的悲惨结局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二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怎样才能保证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本来是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两个最基本要素，因而也是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进行价值观重构时必须解决的两个最基本问题。前者涉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即价值是什么的问题，也即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问题，后者则涉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即价值如何体现出来的问题，也即社会主义的价值手段问题。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就是在集中了这两方面思考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新审视和构建。

　　1．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面向2l世纪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新构建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重新确立社会主义价值秩序的逻辑起点在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价值重审。他严肃指出：“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3J显然，发展生产力构成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首要内容，作为第一性价值目标，是重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科学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邓小平逻辑地纠正了过去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移位现象。“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一重大纠正的必然逻辑，它将长期以来导致社会主义步入歧途的“计划经济”从社会主义本质的层次中剔除出去，作为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经济手段而加以新的定位，这是将发展生产力定位于社会主义首要价值目标的必然逻辑。
——“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价值秩序的逻辑归宿。一种合理的价值结构和正确的价值秩序既要建立在科学的逻辑起点上，又要归宿到现实的发展目标上。在邓小平看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目标，但不是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全部内容，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价值目标。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以区别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目标。因此，邓小平将社会主义本质完整地表述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重新构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一方面，明确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目标，就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最终价值目标，就是坚持了发展生产力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统一，同资本主义划清了界限。也正是在这两层意义上，邓小平理论是面向21世纪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新构建。至于公有制为主体、市场经济为取阿、按劳分配为主体等各项经济制度，它们相对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而言，只是一些价值实现手段，在社会主义价值结构中处于服务和服从地位。

　　如果说邓小平理论是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新建构，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使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人的认识中实现了又一次面向现代社会的观念飞跃。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意味着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及其模式的建立。

　　2．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理论领域的建树和实践时空的延展

　　——理论领域的建树：社会主义在观念上的现代转型。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看起来好像只是社会主义价值结构在其基本要素上的重新排列，似乎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定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肯定，但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在观念上的现代转型。仅就中国社会而言，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构建，是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如何生存和发展的一次又一次更为科学、更为现实的理性认识，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立了崭新的思想理论基础。但就世界范围而言，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构建，不仅仅是中国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模式的创新，更有意义的是，作为人类生存价值所体现的世界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改变世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评判：社会主义将是对世界文明做出巨大贡献、对人类进步具有巨大推动作用的社会制度。

　　——实践时空的延展：社会主义将面向未来并走向世界。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和模式的构建，既延伸了社会主义生存的时间跨度，也拓展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空间范围。就时间跨度而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和模式的构建，越来越使中华民族坚定了面向未来的信心。由于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新构建。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党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我国正沿着温饱——小康——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之路前进。就空间范围而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和模式的构建，越来越使中华民族更加理性地对待外部世界。由于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新构建，中国越来越成为开放的社会，而开放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但不会构成社会主义的生存危机，反而成为社会主义走向世界的契机。我们会更加理性地迎接外部世界的挑战。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世界将是社会主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