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棉花产业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企业的短期竞争行为频繁发生。本文运用博弈论相关知识，分析了企业短期竞争行为的发生机理，进而指出了与棉花直接相关的棉花种植、收购、加工企业所组成的棉花产业的短期竞争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应治理对策，以减少棉花产业的短期竞争行为。

　　一、引言

　　我国棉花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然而，进入2008年以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棉花产业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目前，我国在棉花收购过程中频繁交替出现惜购、惜售现象。在棉花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下，企业为了加大收购数量，凭经验定等级，与棉农协商收购，存在混等混级以及收购含水量超标籽棉的现象。对于竞争激烈的棉花产业，大量棉花加工企业甚至“龙头”企业身处极其恶劣的环境，不得不降低质量要求，提高价格，甚至以给客户回扣乃至欺诈等手段以求一时之利。这种短期竞争行为有可能给行为的“始作俑者”带来暂时的好处，但由此产生的后果则使绝大部分企业经营陷入更加艰难的窘境。倒闭、停产、半停产的纺织企业数量增加；棉花加工企业开工严重不足，审慎收购；棉农在种植成本大幅增加的情况下，籽棉价格不如预期，处在亏损之中。持续下滑的棉市给各相关企业和棉农造成较大的打击。我国棉花产业外部环境的恶化以及产业内的不确定因素的持续增加，其形势相当严峻。由此，棉花产业的短期竞争行为也频繁发生，这又进一步危害了产业的良性发展。棉花企业的短期竞争行为放大了棉价波动的幅度，危害了棉花的生产和消费的稳定，不利于实现最佳经济规模和产业的长期均衡发展。为此，本文针对与棉花直接相关的棉花种植、收购、加工企业所组成的棉花产业的短期竞争行为发生的机理及其主要原因进行简要的讨论，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以减少棉花产业的短期竞争行为。

　　二、我国棉花产业短期竞争行为的原因分析

　　(一)企业短期竞争行为的发生机理

　　所谓短期竞争行为是指组织(特别是企业)在交易过程中，利用自身的市场力量优势所采取的短期的、趋利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种行为短期内可能给优势方带来暂时的利益，但从长期来看则损害了交易双方的长远利益。

　　企业短期竞争行为的发生机理可以用博弈论加以分析。在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博弈方构成的博弈过程中，各博弈方都是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选择策略。这里所谓个体理性是指个体的行为始终都是以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为惟一目标，除非为了实现自身最大利益的需要，否则不会考虑其他个体或社会的利益这一决策原则。因而，在个体理性指导下，得到的博弈均衡经常是博弈各方效用并非最优的策略组合，即博弈往往产生非合作的结果。这就是囚徒困境，它反映了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在一次性博弈的囚徒困境中，博弈方都存在较大的机会主义倾向。然而，当博弈次数由一次变成无限次时，参与者可以采用“以牙还牙”策略，惩罚短期竞争行为者。在某一方有一次选择不合作行为策略时，其他各方以后也将永远选择不合作策略，使前者永远受到惩罚，从而使前者被迫选择合作策略，那么，也就避免了企业短期竞争行为的发生。

　　无论是一次性博弈的囚徒困境，还是无限重复的动态博弈，博弈双方都是在完全信息的状态下进行。但是，现实市场广泛存在的是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在进行市场交易前，交易双方的信息通常是不对等的，信息占优的一方倾向于获取更多利益，而信息劣势一方则尽量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损失，结果就会形成“柠檬市场”。“柠檬市场”导致高质量商品遭受淘汰，优秀的企业处境困难，良性的竞合关系难以维系；而次品逐渐占领市场，劣等的企业却得以发展，损人利己的短期竞争行为频频发生。这就是信息经济学中的逆向选择问题。此外，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企业也会通过隐藏信息或隐藏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道德风险。

　　(二)我国棉花产业短期竞争行为的主要原因分析

　　1．棉花产业集中度低，企业数量多而规模小。根据海通期货(2008年3月)的研究报告，我国拥有资质的加工收购企业不到9000家，实际参与收购的企业大约18000多家，加工能力已达3000万吨，超过我国棉花产量的三倍。在我国棉花产业加工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同时，棉花加工企业的平均生产能力不足万吨，生产规模普遍偏小，市场集中度低。这是由于我国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棉花生产的产业政策，在强调拓宽棉花经营渠道的同时，降低了棉花收购企业的进入壁垒，使得涉棉企业数量迅速扩张。大量的生产能力过剩的企业不仅导致产业陷入过度竞争的窘境，而且还增加了企业采取短期竞争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过多的企业数量使优势企业能够通过不断更换交易对象，以多次获取短期竞争行为带来的好处成为可能。此外，当短期竞争行为带来的好处大于退出市场的成本时，小企业就具有较大的采取短期竞争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因此，我国棉花产业集中度低，企业数量多而规模小是短期竞争行为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2．棉花组织间信息不能共享，缺乏信任与合作。棉花产业合作博弈的实现有赖于组织成员在采取行动之前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正如迈尔森的论述：博弈中的参与者能有效合作，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它们可以利用局前通信。把他们的期待协调到一个对某些或全部人都有较好福利性质的焦点均衡。在传统的上下游企业的交易中，交易双方存在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利的机会主义倾向，交易双方都希望掌握信息优势。然而，这种个体的理性选择导致了产业整体效益的下降，出现了典型的“囚徒困境”。例如，在我国棉花主产区的新疆，植棉企业和农户不断投资引进棉花新品种以提高生产收益。在新疆种植面积万亩以上的棉花品种数量多达35种，而且品种变更速度很快，结果导致棉花纯度下降，降低了棉花质量的一致性和符合性，限制了产业绩效的提高。棉花企业各自为战，信息不能共享，缺乏信任与合作，导致企业竞争行为的短期化，这严重影响了产业组织间的协调运作。

　　3．产业政策指导不力、调控失度。我国棉花产业政策指导不力、调控失度是造成棉花产业结构失调、重复建设和大量的短期竞争行为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1)产业政策未能涵盖产业整体，只重视个别环节的发展和竞争力的培育，而忽视了产业环节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衔接，阻碍了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在产业进入壁垒方面，产业政策未设置明确的进入门槛，造成棉花加工企业重复建设，加工能力严重过剩。(2)产业政策缺乏预见力，不能有效地指导企业生产，甚至误导企业的决策。例如，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巨大市场未能做出正确引导。(3)产业政策缺乏稳定性和延续性。例如，在对进口棉的管理上产业政策没有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在不合适的时机向用棉企业增加外棉配额数量，造成了国内新棉上市销售困难，给国内棉农带来巨大损失。

　　由于我国产业政策指导不力、调控失度，导致企业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根据伯川德竞争模型，企业进行短期竞争行为的条件为Ⅱ／n(1—〥)<Ⅱ，即〥<(n—1)／n。II为所有企业合作得到的最大总利润，n为行业中的企业数量，〥为企业下一期收益对当期收益的贴现率。由于缺乏稳定预期，企业对未来收益的贴现因子预期较小，企业竞争行为的短期化也就不可避免。

　　三、棉花产业短期竞争行为的治理分析

　　通过上述对中国棉花产业短期竞争行为主要原因的分析可以得出，治理短期竞争行为不仅需要将企业间的博弈扩展为无限次重复博弈，抑制博弈各方的机会主义倾向，还要尽可能减少交易各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加强市场行为的监管。

　　(一)提高进入壁垒，减少企业数量

　　建立无限重复博弈结构是棉花产业组织实现由非合作博弈转向合作博弈的必要条件。重复博弈中的“无名氏定理”说明，在企业间的多次博弈过程中可能实现合作解。只要博弈次数足够大并非一定无限次，就可以形成合作博弈。当市场中可交易的对象数量有限，也就是说存在重复交易，我国棉花企业未来不合作的威胁就成为可置信威胁。因此，我国棉花产业需要提高涉棉企业的进人壁垒，以减少现有企业的数量，从而减少企业的短期竞争行为，建立和保持棉花产业组织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二)完善我国棉花产业的信息交流机制

　　棉花产业各组织间高效的信息沟通与交流，不仅让组织成员更多地了解对方，而且会让更多的第三方起“监督”合作过程的作用，从而增强成员间的信任，稳定组织成员的合作关系。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棉花产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组织成员通过彼此有利的行为或策略组合达成有约束力的承诺提供了可能性。建立和完善我国棉花产业的信息交流机制，不仅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棉农合作组织的建设和指导，还需建立和完善棉花交易与信息平台，利用网络注册实名制等实现实时信息发布，并开展现货与远期交易。通过期货市场汇集各类信息有助于解决棉农和棉花加工企业间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形成棉花的公允价格，以此来指导棉花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三)建立企业家个人与企业法人共同的“声誉”激励机制

　　在交易者存在有限理性和交易具有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交易双方都期望建立完备的交易契约。要在交易契约中穷尽所有的偶发事件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可能。其代价也十分高昂。因此，棉花产业的合作博弈不应也不可能通过设计完备的契约来实现，而应通过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来实现。好的声誉增加了个人和法人未来的收益，而坏的声誉则增加未来的成本。这种“声誉”激励机制增加了企业短期竞争行为的机会成本。因此，建立企业家个人与法人共同的“声誉”激励机制可有效减少棉花产业中的短期竞争行为。

　　(四)加强监管，稳定棉花产业政策

　　为了保障棉花产业组织的合法利益，稳定产业的未来预期，应加强对棉花产业的监控力度，维护棉花市场的稳定。首先，加快制定和实施保障棉花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法律法规，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其次，提高棉花产业各方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依法履约意识，培育组织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嵌入关系。最后，保持产业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为此，可以借鉴美国棉花产业政策通过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形式出现，以此来提高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效果，这有助于企业明确未来的收益，从而减少短期竞争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