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公司治理状况的不同，本质归因于各国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的差异。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持有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权可以获取控制权的私有收益，而这是不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我国的股权分置状态放大了控制权的私有收益，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在现有法律体系下，终极控制股东对投资者利益的影响依然存在。

　　在国有企业上市融资时出于“国有股的内在价值难以计量导致人们认为国有股出售时可能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同时，国有股的出售也会导致国有资本对于上市公司控制权、乃至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控制力的削弱及考虑市场扩容对投资者心理的影响(苏梅、寇纪淞、陈富赞，2006)”而导致股权分置的产生。截至2004年底，我国上市公司总股本约7149亿股，其中非流通股份约4543亿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3．55％。2004年2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正式发布，正式提出“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矢酚，标志着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正式启动，历经近两年的改革，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在2007年底已经基本完成。在近三年的股权分置改革过度期内(非流通股全部正式流通前的限售期，国家规定最长36个月)，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如何处置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公司的治理状况是否会有显著改善等问题已经引起了投资者的极大关注。

　　自1999年LaPoaa．，etal(1999)首次提出终极控制权的概念后，对终极控制权的相关研究成为近年来国外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存在的许多不规范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终极控制权效应及其负面应用的反映，即由于终极控制权存在的隐秘性，加之法制建设严重滞后，使得拥有终极控制权的股东尽一切手段去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结果。因此，如何对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权结构和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学术性课题，又是证券监管部门判别股权分置改革成效的一个实践性问题。

　　一、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偏离与投资者保护

　　1．公司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的改变

　　BedeandMeans(I932)提出了股权分散的假设，他们认为公司的所有权大都分散在小股东之间，而控制权则掌握在管理者手中，因而造成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传统公司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的现象。目前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事实上已经成为公司治理主流研究的前提条件。

　　然而，自1980年以来的股权结构文献中，却显示出与BerleandMeans(1932)不同的观点，相关研究的实证结果发现，大部份国家的上市公司，其所有权与控制权并未完全分离。根据ShleiferandVishny(1986)与Morck，ShleifernadVishny(1988)的研究发现，即使是美国的许多大公司，也存在有一些所有权集中的现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集中于家族及富有投资者身上；另外在其它的富有经济体中也发现更多显著的所有权集中度，例如：德国、日本、意大利和七个OECD国家。其中，发达国家显示出有较高程度的所有权集中度LaPortaeta1．(1998)。这些研究显示出，在许多国家，其大公司不仅拥有大股东，而且这些股东也都积极从事公司的治理，而此观点和BedeandMeans(1932)认为管理者是无责任的想法是不同的。同时，研究表明，持有大宗股权的大股东往往会得到与他所持有股份比例不相称的、比一般StCg,多的额外收益(Fama,E．andMJensen，1983；JensenMichaeland RobertRubuak，1983；De Angelo，Harry and Linda DeAngelo，1985；Demsets，H．andK．Lehn，1985)。这不符合现代公司经营理念提倡的“同股同权”(oneshare—onevote)原则，这部分额外的收益就是大股东对小股东进行侵害所获得的收益。因此，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股权高度分散和“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公司治理问题不仅仅包括BedeandMeans式的公司外部投资者和经理人员之间的代理问题，还包括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外部小股东和几乎控制全部经理人员的终极控制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董秀良、薛丰慧，2003)。相对而言，后者是一个更值得公司治理研究的问题，而~BelfeandMeans所说的股东与经理层的代理问题(BelfeandMeans，1932)。于是，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发生了转变，从股东与经理层的代理问题转变到小股东和控制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在国内的证券市场上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2．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及应用研究

　　LaPortaeta1．，(1999)针对全世界27个富有经济体进行研究，并首次沿着所有权的链条而追索出谁拥有最大的投票权，结果发现，许多国家的上市公司都存在有唯一的终极控制股东，而且其控制形态大都集中在家族或手中。以东亚四个国家和地区而言，日本与韩国显示出有较高的股权分散比率，香港则大多由家族所控制，而新加坡则有半数以上是被所控制的。Claessenseta1．，(2000)参考LaPonaeta1．，(1999)的研究方法，探讨东亚九个国家总共2980家公开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结果也发现东亚公司中有超过半数的公司，其股权结构为家族控制形态，且多数公司其管理阶层同时为终极控制股东所参与和控制。Faccioeta1．，(2002)对欧洲的上市公司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发现欧洲除英国、爱尔兰等少数国家之外，上市公司最终控制者为家族的比例大多为50％。除了股权集中的情形之外，LaPortaeta1．，(1999)和Claessenseta1．，(2000)也进一步发现，有许多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会透过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与互为董事等方式达到控制公司的目的，并因此造成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一股一权的不合理现象，并使其所掌握的控制权超过其所拥有的现金流量权，在此情况下，终极控制股东即可能通过利益转移和掏空公司资产等方式，侵占小股东的财富，并产生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相关代理成本。

　　根据LaPortaeta1，(1999)、Claessenseta1，(2000)、JosephandWang(2002)与LemmonandLins(2003)等的研究发现，终极控制股东所持有的现金流量权与公司价值间成正向关系，但较的投票权却显示出会有较低的市场评价，且当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的幅度越大时，会显示出有较低的公司价值，也就是说终极控制股东对小股东进行财富侵占的幅度越大。另根据LaPortaeta1．，(1999)与Claessenseta1．，(2000)的研究也发现，家族控制是引起控制权与市场评价问呈负相关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少数股东被剥削的风险也因不同国家而有不同的程度，一般来说，在有少数较好股东保护(通常在富有的普通法系国家)的国家会显示出有较低程度的剥削风险。此外，Morcketa1．，(1988)也指出，当管理者也是终极控制股东时，利益掠夺的机率就会增大，则公司管理者就会有较多的诱因去从事自利的行为；ShleiferandVishny(1997)的研究也指出，当所有者几乎拥有公司的所有控制权时，比较而言他们更愿意去创造不会被少数股东分享的私有利益；LaPonaeta1．(1998)、Morcketa1．，(1999)研究大小股东问的利益冲突，也发现当大股东能有效控制一家公司时，终极控制股东会通过不支付股利或将利润移转给他们所能控制的其它公司的方式来达到自利的目的。ClaessensetaL，(2000)、JophenandWang(2002)、翁淑育(200O)和沈中华(2002)研究台湾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结果发现，台湾上市公司存在有明显的家族控制形态，且终极控制股东也普遍运用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与参与管理等方式来增强控制权。因此也引发了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同股同权的核心代理问题。叶勇、刘波、黄雷(2007)进一步将终极控制权分为显性终极控制权和隐性终极控制权，并结合中国上市公司进行分析。

　　综合上述结果，大多数国家的上市公司，其现代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大都倾向于具有终极控制股东，有时候这些终极控制股东还是，但最通常的是家族。此外，终极控制股东的最大特色就是控制权超过他们的现金流量权，因为他们通常通过金字塔股权与交叉持股的方式来取得一部份的控制权，及通过参与管理的方式来增强控制权。因此，在这样的结果下，终极控制股东在公司中显示出具有唯一的支配权，因此也使他有能力和诱惑去侵害小股东利益。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隐l生终极控制股东，并通过金字塔结构等方式使其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越大，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就越小，不同类型的终极控制股东控制的公司有显著差异(叶勇、刘波、黄雷，2007)。

　　二、法律制度体系与投资者保护

　　从目前世界各国现行的不同的司法体系中，投资者利益保护的规则有不同的来源，有些来源于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收购法和竞争法，也有些来自于证券交易规则和会计标准等等。但在不同的国家，即使对于相同的投资者保护规则，执行机制也可能存在差异(陈赤平，2006)。LaPo~a，eta1．，(1998)的研究表明，投资者保护的强弱很大程度上与一国的法律体系渊源、法律对投资者权利的规定以及法律的执行力度等法律制度环境有关。

　　为了分析各国对投资者保护的法律环境差异，LaPorta，eta1，(1998)利用民法法系(包括法国法系、德国法系和斯堪的纳维亚法系)和普通法系两大法系的49个国家的样本，主要根据反董事权利指数、债权人权利和执法质量等三个方面的数据，对这些国家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情况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法律法规对投资者保护的成效在法律渊源之间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普通法系国家对外部投资者——股东和债权人保护最强，而属民法法系的法国对投资者的保护最弱。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介于二者之问，虽然相对而言这些国家对于债权人的保护要强一些。同时他们还发现，采用何种法律体系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直接的联系。除法律架构外，法律执行情况也直接影响投资者的保护程度。比较而言，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执法力度最强，法国法系国家最差，而德国民法系和普通法系国家居中。尽管法规不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但执法质量与人均收入水平有关。即使剔除收入因素以外，法国法系国家的执法质量仍然是最低的，但普通法系国家的执法质量则显著上升。通过对股东权利保护、债权人权利保护和执法质量综合研究表明，尽管大陆法系内部各国家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普通法系国家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言，提供了较好的公司治理的法律环境(陈赤平，2006)。叶勇和黄雷(2007)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法系之间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及其偏离情况，并对其进行了整体比较(叶勇、胡培、黄登仕，2005)，见表1。

　　
从表1中也可以看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在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及其偏离几个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异，特别是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的偏离有可能诱导控制股东去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具体而言，不同法系的国家的平均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及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是有较大区别的。在现金流量权方面，英美法系为23．83％，是最低的，大陆法系平均为30．75％。其中法国法系最高，达~J135．46％，说明在英美法系国家上市公司控制股东平均持有23．83％的现金流量权就可以控制一家公司，而大陆法系中法国法系国家的上市公司需要投入35．46％的现金流。在控制权方面，英美法系为27．64％，仍然是最低的，大陆法系平均为36．06％，最高的法国法系达到39．99％，说明在英美法系国家上市公司控制股东平均持有27．64％的控制权就可以控制一家公司，而大陆法系中法国法系国家的上市公司需要拥有39．99％的控制权。在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方面，英美法系国家上市公司的偏离是最小的，比值为0．862，大陆法系平均为0．821，其中偏离最大的是德国法系，达到0．802。

　　从总体上看，不同法系的国家在平均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及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是有较大区别的。英美法系国家的上市公司控制股东需要最少的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就可以控制上市公司，控制权及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也是最小的，这些都说明，比较而言，英美法系的国家拥有较好的法律制定和执行环境，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更好，因为只有在拥有较好的法律制定和执行环境，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更好的国家的上市公司控制股东才有可能以较少的成本(投入较少的现金流)就可以控制一家上市公司，并且其偏离度也较小，因为法律保护较好，相对于那些对中小投资者保护不太好的国家而言，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更好的国家的上市公司控制股东通过控制上市公司获取私人收益的可能性要低得多(叶勇和黄雷，2007)。

　　三、限售期与投资者利益保护

　　为了保持市场稳定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2005年9月4目，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并实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股改后原非流通股股份的出售限制。该规则第27条规定，改革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份的出售，应当遵守下列规定：①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5％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12个月内不得超过5％，在24个月内不得超过10％(代东凯，2008)。

　　按照证监会的上述规定，股权分置改革前的非流通股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的上市时间是分阶段进行的。最长的期限是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36个月，当然，上市公司控制股东自愿增加解禁条件或延长限售期的除外。在正常的36个月限售期内，非流通股是逐渐达到流通标准的，这部分非流通股的持有人也就有可能在限售期结束后随时减持股份，而且减持的动机也是比较强的(即使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支付了部分对价，这些非流通股的获取成本仍然是相对低廉的)。随着大量的(总体占股改前的约2／3但不会全部减持)非流通股逐渐进入流通领域，在股权转让的过程中将会耗费巨量的流通资金，由于流通资金的总量减少，不可避免的是股票的市场价格也会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逐渐向下调整，如果遇上宏观经济的弱市则会下降得更快。在这种情况下，以很高的市场价格持有股改前流通股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将会受到很大的损害。如果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利用自己的控制地位从事一些关联交易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事情，则投资者的利益损害会更加巨大。因此，证券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限售期解禁流通股上市的监管，对控制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及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股份流通锁定承诺严格监督，规范限售股的流通方式和过程，防止持有限售股的股东通过各种方式逃避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系列承诺和责任，为了私利进行变相减持。从而避免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再次受到控制股东的侵害。只有加强对限售期持有限售股的股东行为进行严厉的监管，规范控制股东的行为，才能够使监管当局最初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初衷得以实现。

　　同时，在中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下，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仍然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离不开控制股东的积极参与。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在全部限售股可以上市的全流通市场环境下，终极控制股东的利益受股票市场价格的直接影响，迫使控制股东努力改善公司经营业绩，减少对上市公司的“掏空”，同时，证券市场监管部门也应该进一步加大对上市公司控制股东行为的监督，这样才有可能对投资者利益保护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