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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高质量发展与国家安全统筹推进的背景下,探究新质生产力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协同演进,是破解当前发展与安全双重挑战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基于“能力—状态—行为”三维财政分析框架,系统阐释新质生产力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双向赋能机制,并基于2011—2023年中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及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二者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空间溢出效应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新质生产力与财政可持续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耦合协调关系,协调度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区域不平衡问题突出,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梯度格局。第二,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干预对本地区协调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其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财政压力不仅对本地协调度产生抑制作用,还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体现了区域竞争中间的行为模仿与压力传导。第三,从驱动因素的非线性特征来看,干预对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效果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呈现“J型”递增特征,而财政压力的抑制作用则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呈现边际递减。第四,干预和财政压力的影响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与城市层级异质性。本文为统筹发展与安全目标下优化财政政策供给、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财政可持续性;耦合协调;空间溢出效应;“能力—状态—行为”三维框架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要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并强调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财政可持续性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发展新质生产力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然而,在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持续实施的背景下,部分地区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亟须稳定的财力保障与精准的政策支持。二者既存在相互赋能、协同共进的潜在机遇,也面临短期财政压力与长期动能培育的现实张力。因此,如何有效促进新质生产力与财政可持续性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成为新发展阶段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与现实课题。
现有文献围绕财政可持续性的测度与评价、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驱动因素展开了丰富讨论,但鲜有研究将二者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且对二者互动关系中的空间效应与非线性特征关注不足。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以下方面作出贡献:在理论层面,创新性构建“能力—状态—行为”三维财政分析框架,系统阐释新质生产力与财政可持续性双向赋能与动态耦合的内在机制;在实证层面,引入空间维度分析,识别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及驱动因素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并借助门槛模型揭示干预与财政压力作用的阶段性变化;在政策层面,提出构建双向赋能体系、实施差异化干预策略等具体举措,为各级提供可操作的决策参考。
本文基于财政能力、财政状态与财政行为三要素的矛盾运动,构建“能力—状态—行为”三维财政分析框架。财政能力是财政系统运行的基础条件,财政行为是能力转化为财政状态的实现路径,财政状态则通过风险累积与公共信用变化对能力和行为形成反馈,由此构成“能力约束行为、行为塑造状态、状态反馈能力与行为”的内生循环。财政可持续性作为财政状态的重要表征,反映短期财政行为与长期财政能力的协调程度。
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拓宽税基、优化产业结构等路径增强财政增收能力,进而改善财政状态;财政可持续性则通过调节财政行为——如优化支出结构、实施精准税收优惠与创新补贴——为新质生产力的孵化与成长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与资源保障。二者形成“新质生产力提升财政能力→财政可持续性改善→财政行为优化→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良性循环。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待检验的研究假说:
H1:新质生产力与财政可持续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耦合协调关系,且协调度随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
H2: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干预与财政压力的空间效应存在异质性。
H3:干预与财政压力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随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非线性门槛特征。
本文选取2011—2023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经匹配后获得3666个城市—年度观测值。新质生产力指标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和新质生产资料三个维度构建;财政可持续性指标从收入持续性、支出稳定性、赤字压力和债务风险四个维度评价。所有基础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及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耦合协调度模型。 采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分别测算新质生产力综合指数(N)与财政可持续性综合指数(F),进而构建耦合度C与耦合协调度D:
C=N+F2N×F,T=αN+βF,D=C×T
其中,T为综合协调指数,α和β为待定权重,本文取α=β=0.5。
空间杜宾模型(SDM)。 为识别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效应,构建双向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
Dit=ρj=1∑nWijDjt+β1Govit+β2Fpit+θ1j=1∑nWijGovjt+θ2j=1∑nWijFpjt+μi+λt+εit
其中,D为城市i在年份t的耦合协调度,Gov为干预程度,Fp为财政压力,W为空间权重矩阵(采用地理距离矩阵与经济距离矩阵),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μ和λ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
面板门槛模型。 以人均GDP为门槛变量,考察干预与财政压力对耦合协调度影响的非线性变化:
Dit=μi+β1Govit⋅I(qit≤γ)+β2Govit⋅I(qit>γ)+β3Fpit⋅I(qit≤γ)+β4Fpit⋅I(qit>γ)+εit
其中,q为门槛变量(人均GDP),γ为待估计门槛值,I(·)为指示函数。

测算结果显示,2011—2023年间新质生产力与财政可持续性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从0.312提升至0.417,但区域不平衡问题突出。空间上呈现显著的“东高西低”梯度差异:东部地区协调度均值最高(0.486),中部次之(0.392),西部最低(0.341)。莫兰指数检验表明,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p<0.01),为后续空间计量分析提供了依据。
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空间自回归系数ρ显著为正,表明城市间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具体而言:干预对本地区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其间接效应(空间溢出)不显著;财政压力不仅显著抑制本地区协调度,其间接效应也显著为负,说明财政压力在区域间存在竞争性的负向传导——地方在财政压力下倾向于缩减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持性支出,且周边城市的类似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区域整体的协调困境。
稳健性检验方面,本文通过调整样本期、替换空间权重矩阵(地理邻接矩阵与经济距离矩阵互换)、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测度方式、进行1%缩尾处理以及采用系统GMM—SDM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核心结论均保持稳健。
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干预对耦合协调度的促进作用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呈现“J型”递增特征:在经济发展初期,干预的边际收益较低甚至不显著;当人均GDP跨越第一门槛值后,干预效果开始显现;跨越第二门槛值后,促进作用显著增强。财政压力对耦合协调度的抑制作用则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呈现边际递减特征:经济越发达,财政压力的负面冲击越小,这得益于发达地区更强的税基弹性与财政缓冲能力。
从区域层面看,干预在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不显著;财政压力的抑制作用在西部最为突出。从城市层级看,中心城市的干预效果显著优于外围城市,而外围城市的财政压力负面效应更大,反映出中心城市在资源集聚与政策传导中的优势地位。
本文基于“能力—状态—行为”三维财政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新质生产力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协同演进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二者存在显著的耦合协调关系,协调度随时间波动上升,但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梯度失衡格局。第二,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干预的本地促进效应显著,但空间溢出不显著;财政压力对本地及邻近地区均产生抑制作用。第三,干预与财政压力的影响均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特征,分别表现为“J型”递增与边际递减。第四,两类驱动因素的影响在区域层面和城市层级上均呈现显著异质性。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构建双向赋能的财政—产业闭环体系。 一方面,应通过设立市场化运作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基金、优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政策,强化财政精准支持,覆盖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市场培育全链条;另一方面,建立财政贡献与支持力度挂钩的动态调节机制,激励企业将税收红利转化为持续研发投入,形成“财政支持—产业创新—税基扩大—财政改善”的良性循环。
第二,实施与发展阶段相适配的差异化干预策略。 各地应依据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干预的力度与方式,避免“一刀切”。经济发达地区可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引导创新资源,侧重于制度供给与基础设施;经济欠发达地区则需保持适度强度的财政干预,但应注重支出效率与精准性,防止财政压力过度累积。
第三,创新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以矫正空间失衡。 首先,鼓励东部与中西部城市建立跨区域税收分成与GDP核算分享机制,促进“东部研发、中西部制造”的产业链分工协作。其次,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将产业链协同与技术外溢纳入地方政绩考核体系,激励中心城市通过共建产业园区、技术转移中心等方式向外围地区释放发展红利,缩小区域间协调度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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