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呐，一方面，“学术造假”“学术腐败”这类烦心事屡屡被提及、被讨论，各种学术不端事件接连曝光。另一方面，学术泡沫仍在不断滋生，学术不端行为也时常被当场发现，却始终难以改正……我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中国学术此次被架上“测谎仪”，究竟谁心里最不是滋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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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必须撰写论文、开展研究，这真的有必要么？”

舞台乃表演艺术家们施展才华的唯一天地，著书立说、开展研究则是理论家们声名远扬的必经之路。这可是连孩童都知晓的常识！

改革开放之后，音乐学院的教师和其他大学教师、科研人员相同，都需要参加全国统一的职称评审。评审中有一个重要指标是“发表论文、论著”，这着实让音乐学院里那些自幼研习琴艺、唱歌、作曲，表演极为出众但不太擅长写作的年轻艺术家们苦恼万分。

这些年，大家有目共睹，倘若只知盲目指挥，既不了解音乐这门艺术的本质，也不清楚各个专业的差异，却执意逼迫每个人都去撰写论文、开展研究，如此做法不仅会埋没艺术家们的才华与能力，还显得极为不切实际，简直沦为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在音乐学院中，真正接受过严格学术训练、思维敏捷、逻辑能力超强的老师其实寥寥无几，他们便是音乐学系的那些人。对他们而言，撰写论文不过是日常之事，所以即便要求他们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甚至在国际顶级刊物上与同行交流，也是完全合理的。

然而，音乐学院里人数最多的其实是音乐表演专业的老师，像钢琴、管弦、国乐、声乐歌剧、作曲、指挥等系的老师，那可是一大群人。就拿管弦系来说，弦乐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管乐有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小号、圆号、中音号、长号，多得数都数不清。国乐系就更不用说了，吹管乐器、弓弦乐器、打击乐器应有尽有。

这些老师虽然不太擅长理论总结和逻辑推理，但他们在长期的专业训练和艺术实践中，积累了常人所没有的丰富情感、强大的形象思维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倘若以撰写论文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考核，不仅与他们的工作内容不相符，而且根本无法体现他们独特的艺术水平和价值。

说实在的，自70年代末恢复高考至今，国家早已洞悉艺术及艺术人才与普通文科的差异，故而给艺术生设定的文化课分数线比普通文科略低，这无疑是一项极具科学性的决策。然而，为何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无法应用于职称评审呢？说实话，有哪个国家会如此对待本国的中青年表演艺术家呢？即便考核是晋升的必要环节，也应当首先尊重艺术规律和音乐教学的特性，让从事表演艺术的中青年教师举办一场个人音乐会，再结合其日常教学表现进行综合评估，论文绝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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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这一事物，着实让本就稀缺的期刊资源变得更为紧张了！

咱们的音乐期刊目前总共仅有18种，但这些可都是实实在在的珍品啊！要知道，在1906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的音乐期刊多达133种。而如今的这18种，全部都是50年代之后创办的。

例如，1950年创刊的《人民音乐》、1958年创刊的《音乐研究》等。如今，除了《歌唱世界》（原名《歌唱艺术》）是后来新出现的，其他大部分期刊都已创办20多年了！

长久以来，这些期刊都有着清晰的办刊方向和明确的读者群体，读者能够根据自身的专业需求来选择杂志。对于日常阅读的刊物以及有研究成果时想要投稿发表的地方，早已形成了一套顺理成章、约定俗成的规则。

例如，从事音乐研究与教学工作的老师或研究人员，通常会订阅《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音乐艺术》《音乐学院学报》，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大多只投向这些刊物。专注于音乐评论和当代音乐作品评价的人士，一定会关注《人民音乐》。从事钢琴演奏与教学的人，则将《钢琴艺术》视为自己的主要阵地。从事声乐演唱与教学的人也是如此，能够在《歌唱世界》里尽情交流、分享演唱技巧。

至于各音乐学院的师生，自然对本校的《学报》情有独钟……

然而，从 1992 年开始，这种和国家颁布的学科分类标准（GB/T 13745-2009）完全一致的科研教学格局（艺术学为一级学科，音乐学为二级学科，音乐表演艺术为三级学科）一夜间突然被“核心期刊”完全打破了——教钢琴的、教声乐的，抑或是专门研究音乐教育的教师如果还在《钢琴艺术》、《歌唱世界》、《中国音乐教育》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则有可能饭碗不保。原因是它们都不属于“核心期刊”。要想获得职称评审的资格，必须抛开三级学科的思维定势并模仿二级学科的学术语言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可是“核心期刊”的英文原词“Nucleus Zone”本不是用来对学术进行评价的术语和分类。该词最早出现在英国文献学家塞缪尔•克莱门特•布拉德福（Samuel Clement Bradford，1878-1948）运用数学、统计学、情报学、图书馆学、目录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学术期刊中存在的文献离散现象规律研究的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之中。我们现在所说的“核心期刊”即是从布拉德福的“核心区”一词衍生而来。对此，我们可以尝试，可以参考，但不能强行推出，更不能强制执行。况且，近年来我国文献学界、情报学界、图书馆学界、科技期刊界，以及数字出版界都对“核心期刊”的“误译”和“在中国的异化”；对“核心期刊”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其对我国学术评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等都已遭到了的广泛质疑和激烈批评。而将“核心期刊”作为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也有了很多颇有价值的成果。

以“中文核心期刊”（又名“北大核心期刊”）和“CSSCI 来源核心期刊”（又名“南大C 刊”）2014 年公布的评价结果为例，《音乐研究》、《人民音乐》、《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黄钟》、《交响》、《音乐创作》等 9 种期刊虽然入选了“中文核心期刊”。但在“CSSCI 来源核心期刊”公布的 21 种艺术学核心期刊中，音乐期刊仅剩下了《音乐研究》、《音乐艺术》、《中国音乐学》、《音乐学院学报》4 种。《星海音乐学院学报》、《乐府新声》、《中国音乐教育》则又成了该体系的“扩展版来源期刊”。而《人民音乐》、《中国音乐》、《黄钟》、《交响》等却不见了踪影……对于这样的结果，有关人士或许能“圆满地”做出多种解释，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却清清楚楚地摆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核心期刊”：让中国音乐界本不富余的期刊资源更加紧缺，让有增无减日趋庞大的作者群体对屈指可数的期刊更加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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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如今被“测谎仪”盯上了，这究竟是谁的倒霉事呢？

要说啊，这“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英文叫“Academic  Misconduct  Literature  Check”，简称“AMLC”）为啥被戏称为“测谎仪”，那是有原因的。一来，它诞生于2008年那个“人人写论文个个做学问”的疯狂年代，学术泡沫吹得老大，学术诚信也掉到了谷底，真是挺那个的。二来，这系统还带着点韩非子当年讽刺楚国人“以子之矛陷子之盾”那股子滑稽劲儿，你说可笑不可笑！

要说啊，自 90 年代中期起，无论专业能力怎样，都被硬性要求发表论文。后来，这一要求进一步提升，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才行。如此一来，各类学术泡沫与垃圾文章肆意泛滥，不仅把学术圈搅得混乱不堪，还扭曲了人性。为了评定职称，作者们不得不四处托关系、花钱购买版面；而期刊方面，也只能硬着头皮对那些根本算不上论文的东西进行“加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刚问世时，在期刊初审稿件方面确实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咱们得谈谈那些论文了，就是那种看着似曾相识，但就是不标明引用出处的“论文”。对这些论文进行检测后，就能明确稿子与他人已发表内容的重合程度，例如“总文字复制比”“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单篇最大文字复制比”，以及“疑似段落最大重合字数”“疑似段落最小重合字数”这些数据。如此一来，编辑就能更迅速地识别出那些虚假学术，直接将他们的稿子拒于期刊门外。

不过话说回来，从理论层面来讲，一篇稿子在正式发表之前，倘若存在学术不端或不规范之处，实际上还算得上是个人的小秘密。所以，彼时的“查重系统”仅能在期刊编辑部内使用，外界人员根本无法接触到。技术公司颇为仗义，老是催促编辑部签订保密协议，而且还得专门创建账号方可使用。

最为关键的是，编辑收到稿子后，首要之事便是自行先审阅一遍，给出初步的学术评价——这可是编辑最为擅长的技能。所以，尽管他们会运用“查重系统”，但绝不会完全依赖它。即便系统显示“文字复制比”超过了 30%甚至更高，编辑也得拿出国家规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仔细核查，例如若干“国家标准”（GB）以及《著作权法》等文件。

例如“抄袭”这个词，我们日常或许觉得它就是“复制”的意思，但要是让那些资深编辑听到，他们定会说：“嘿，复制可并非等同于抄袭！”为何这样说呢？因为他们清楚，“抄袭”指的是复制、整合或阐释他人的想法与观点，却不注明出处，这在《著作权法实施细则（1991）》中有明确规定。

在正式的学术论文写作中，“复制”实际上就是“引用”的含义。简单而言，引用需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其一，你引用他人的内容，只能用于介绍、评价某一作品，或是为了阐明某个问题；其二，你所引用的部分内容不能构成你自己作品的主要部分或核心部分；其三，不能损害原作者的权益。这些要求均依据《著作权法实施细则（1991）》执行。

不过话说回来，列宁有句话讲得十分在理：“真理哪怕往前迈出一小步，哪怕仅仅一小步，都可能变成谬误”。此外，科学技术向来是把双刃剑。若运用得当，大家都能喜笑颜开；倘若运用不当，势必会招来麻烦。

当人们将“检测系统”应用于职称评定，专门核查已发表的论文时，这一举措的意义便完全背离了正轨。2011 年，南方有个省份率先开启了这种做法，利用“检测系统”对全省教师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职称论文进行审查，结果立刻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到了 2014 年，北方也有个省份跟风效仿，启动了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工作。然而，教育厅的领导们没想到，所有接受审查论文的“文字复制比”平均超过了 25%，与之前明确规定的“不得超过 10%”相差悬殊。更为荒谬的是，据说全省真正能够达到 10%标准的教师数量连总人数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所以如今，从领导到教师，没人知道这场闹剧何时能够结束。

但话说回来，解铃还须系铃人。无论何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都要为自己的糊涂决策付出代价。

事实证明，一个正确的结论必定对应一个正确的前提。事到如今，若仍孤注一掷地探讨10%或20%能否作为辨别抄袭的标准，已然毫无意义。就如同有人探讨职称论文学术不端检测报告的“技术修正”，同样是个伪命题。前提不正确，结论必然错误。况且演绎逻辑的结论通常都包含在前提之中，这是中学生都知晓的常识。但愿我们的官员在制定职称评价体系和机制时，也能领悟这一常识的深刻含义，尽快叫停利用“检测系统”评价学术成果这一荒谬行径，并认真反思我国20多年来因错误的职称评价体系和机制所引发的一系列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