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诗创作的新潮流——诗序合一

　　“诗序合一”是指人们在进行诗歌创作时，有意识地在诗歌前附上一篇序文。这是一种在《诗经》《楚辞》甚至乐府时代都不曾有过的新型诗体。这种诗前的序文，不仅拓展了诗歌的形式领域，使诗歌所表现的内容更为丰富、更贴近现实，开创了诗歌创作的新格局，同时也体现了诗人们审美品位的提高与对美的形式追求的创新意识。

　　在唐代，最早涉足这种创作手法诗歌的诗人是唐太宗李世民，虽然作品只有一篇《帝京篇十首并序》，但在形式上骈散相兼，气势高昂，反映出唐太宗作为一个政治家对文学艺术的重视，这种诗和序的结合，鲜明地反映了李世民为一代创业君主的文学观点、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在唐太宗之后，武则天、唐德宗、南唐后主李煜等，亦创作了此类作品。

　　初唐时间，被称为“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旗手”的诗人陈子昂，堪称为大家。这不仅因为他集中收录的作品多，还在于他的创作独树一帜。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并序》，被公认为诗歌理论的一个纲领。

　　与初唐相比，盛唐时期更是群芳争艳，蔚为壮观。如我们所熟悉的高适、岑参、王维、李白、杜甫等。其中，高适的《燕歌行》，王维的《辋川集并序》，杜甫特意以序为标准创作的《假山》，都表明了诗序合一的创作在盛唐诗坛上的繁荣景象。

　　二、 唐诗的制题艺术——别具匠心

　　在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种形式的作品都是由题目与正文两部分组成，因此，题目便自然成为作品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时代有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特点，而一个时代文学作品的题目，在制题上也显示着其自身的特点与艺术的规律。

　　唐代诗人在对诗题的创作上可用16字进行概括，即方法多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千姿百态。这16个字，可以说既是唐代诗人们创造力的一种独特体现，又是使唐诗成为巅峰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般来说，唐代的诗题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正格”与“非正格”。“正格”是指诗题简洁明了，直切内容，读者一看便知其意，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杜甫的《登岳阳楼》。“非正格”是指前人所无或唐人在“正格”的基础上进行变化的一种诗题，其题或切内容，或与内容无关，如李商隐的《无题》。

　　诗歌史上，最早有“首句标其目”，自行去诗歌首二字为题，如王昌龄的《初月》、李白的《西施》、李商隐的《锦瑟》等。后又有以三四字为题，如李商隐的《晓起》、张籍的《患眼》。如此这些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种制题法虽然建立在“首句标其目”的基础上，但较之旧有的方法更为新颖。

　　唐代诗人表现在诗歌制题上的另一种艺术形式，就是着意于乐府古题的变革与创新。我们以李白的此类诗歌为例，对其表现在制题上的艺术作一具体分析，以展现出这一类制题的特点及成就。

　　1、 袭用乐府古题而内容一仍其旧。如《阳春歌》、《荆州歌》。

　　2、 题目不变而内容全新。如《丁都护歌》。

　　3、 诗题和内容与乐府诗全不相关。如《襄阳歌》、《怀仙歌》。

　　4、 在送人之作中冠“歌”于题前。如《白雪歌送刘十六归山》。

　　单就制题形式而言，李白集中的“歌”题诗是显然突破了乐府古题，从而成为一种激荡、意义全新的浩歌。 在唐代诗人林林总总的制题艺术中，还有一种“标体于题”的制题法，这种方法是指诗人制题时，将诗歌的体裁、句式乃至篇幅等都在诗题中明确标出。这种制题可以在创作前，对所咏之物进行结构布局，会有一个合理的安排。

　　三、 唐代诗人的审美雅好——清词丽句

　　唐代诗人中的“清词丽句”，既是一个审美概念，又属于诗学的范畴。“清词丽句”是“一种艺术特征，一种审美境界，一种诗歌风格” 。实际上，就是唐代诗人通过不断艺术实践而对其进行总结出的一种审美结果，而孟浩然、杜甫、韦庄则很好地将艺术实践和理性思考结合起来。

　　最早，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其五之“清丽词句必为邻”将清词和丽句结合起来。而正因为孟浩然的诗歌具有“清”的特点，所以在评价孟浩然的'诗歌时，多以“清”称誉。如李白《赠孟浩然》一诗中的“徒此挹清芬”，便足以说明。然而，除了“清”之外，孟浩然诗还具有“丽”的一面，但历代的诗论家都不多关注，只有胡应麟在《诗薮·内编》卷四中指出：“孟诗淡而不幽，时杂流丽。”孟浩然于诗歌创作中对“清”和“丽”的不断艺术实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清”“丽”之风，在唐诗史上不仅是独树一帜的，也属于一种创举。

　　尽管孟浩然独树一帜，但他却不曾着眼于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总结与归纳。将“清”和“丽”合二为一并正式提出“清丽词句”这一诗学概念的是具有“反潮流精神”的“诗圣”杜甫。杜甫的“清丽词句”一提出，便为时人和后人接受，因此，以其作为一种诗学法门并进行艺术实践者成为一时的风气，如大历诗坛的“清”诗创作。

　　四、 李唐山水的另一道风景——禅林兰若

　　历史上的李唐王朝，既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又是一个崇信佛教的国度，诗歌与佛教的相互融合、渗透，便构成了在唐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佛教诗。说其重要，是因为唐代佛教诗的数量之多乃数以千计，而佛境风物诗，则大约占其总数比例的三分之二。

　　佛境风物诗的关键虽然在“佛境”二字，但诗中之“佛境”则因佛教的传入中土而导致。以初唐诗坛为例，这一时期为各种文学史著所必论及的诗人，如王勃、卢照邻、杨炯、陈子昂等，都创作过数量不等的佛境风物诗。如卢照邻的《石镜寺》，采用以动衬静的手法，使佛寺的夜晚比白天更显幽寂。

　　在经历了安史战乱后的李唐王朝，于唐敬宗时期，虽然曾一度“毁佛”于当时，但人们对于佛教的崇信却并没有因此而收敛，反而是日渐增强。作为诗人的韩愈，则是这一时期崇佛的特殊代表。众所周知，韩愈是位反佛者，但却又与一些僧人打得火热，如《题秀禅师房》。不仅如此，韩愈还创作了《游青龙寺》、《游西林寺》等具有“佛经风物”特征的诗。韩愈这种既反佛又亲佛的行为，以及热衷于佛教诗创作的举措，对于中唐诗坛佛境风物诗的创作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晚唐社会是一个战争频发，社会动乱的时代， 三百年的唐诗创作过程，经历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过程，每个时期总会出现一批代表诗人对唐诗进行创新，从诗序合一、制题技术到清丽词句、佛境风物诗，无一不体现唐诗的成长过程，也正因此，为后代诗歌做出了强有力的铺垫。我们为此，也应感谢唐代诗人们在诗歌创作方面的不断钻研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