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集聚了全国较大比例的科技资源,但是对于全国科技和经济水平的提升起到多大的作用却常常受到质疑。本文在技术扩散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对以技术市场为代表的技术扩散与区域生产率的定量研究,肯定了以北京为源头的技术扩散确实推动了全国其它地区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对影响北京地区技术扩散效果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为如何实现更高的扩散效率提供了启示。
论文关键词:技术扩散;技术市场;生产率;北京地区
作为全国的科技、文化和教育中心,北京地区技术创新活动的发展表现出多重特性:既需要为北京地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也需要对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促进作用。这种特性也是与全国范围内北京地区科技资源的聚集特点相对应的,因为数量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及很多企业的总部或研究机构都设立在北京。
凭借众多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总部的优势,北京每年的科技投入在全国都占据了非常大的比例。根据2006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2005年北京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382.1亿元,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高达15.6%;而从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的研发支出来看,北京地区的支出比例也分别达到35.5%和15.1%。与显而易见的高比例科技投入不相匹配的是,北京地区的科技产出以及进而形成对于经济社会的推动力在全国范围内却没有如此突出的地位。单从数据上来看,2005年北京地区专利申请和专利授权数量分别仅占全国总数的5.98%和5.88%。北京地区的GDP占全国比重也不到4%。长期以来,人们批评北京的科技发展存在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北京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在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中处于中游水平;第二,北京得天独厚的科技优势并未转化为竞争优势,巨大的科技投入未能转化为新产品或新产业。
那么北京作为科技资源的集聚中心对全国的经济发展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和多大程度的作用单纯从北京地区自身的数据很难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技术扩散的视角来理解其对全国经济的作用本文尝试从技术市场交易的维度来度量技术扩散通过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的定量研究提供回答问题的启示。
1文献综述
技术扩散可以简单定义为技术通过一定渠道在潜在使用者之间的传播采用过程,由于涵盖了时间空间等多重维度,又与技术创新、产品营销等多个领域存在交叉,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商业意义。
国内学者如魏心镇认为,技术扩散是技术创新在空间传播或扩散的过程。从地理角度看,技术扩散是技术在空间上的流动和转移。因此从空间角度研究技术扩散及其效果成为技术扩散研究领域重要的研究内容。国内对于空间技术扩散的研究主要以宏观层次的居多,这些研究中又大多侧重于国际技术扩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如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成为近年来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有代表性的文献也很多如沈坤荣、江小涓等。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特点,很大程度上与技术扩散效果存在区域差异有关,因此从区域层次研究技术扩散现象也得到了相当多学者的关注。沈能通过运用动态脉冲函数模型与时间序列收敛模型分别测算了上海与北京的技术扩散能力,并分析了造成技术扩散能力差异的原因。曾刚在分析技术扩散对区域产业升级和更新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对浙江金昌模式的介绍提出了利用技术扩散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对策建议。窦丽琛以Fagerberg的模型为基础利用中国区域1991—2002年相关数据,对技术创新扩散对区域生产率增长差异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谷克鉴就开放中技术扩散对地区间生产率变动的影响也进行了分析研究。这类研究很大的共同点就是将经济增长或生产率作为区域技术扩散的效果进行比较和测算的。
由于技术扩散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技术扩散的测度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以往研究一个常用的做法是避免直接的测度,而是用地区间的技术差距来表征技术扩散过程。我们采取的测度方式是用技术市场合同交易来表示技术扩散,当然不可否认合同形式的技术交易并非地区间技术扩散过程的全部,但是考虑到地区间技术扩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技术市场来实现,而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也是较少能够直接度量扩散的数据;同时技术市场的统计数据均来自于科技统计年鉴,较好保证了统计口径和单位的一致性。
事实上许多学者也从技术市场扩散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刘凤朝和潘雄锋利用全国1987—2002年的统计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中Granger因果检验法和回归分析法对中国经济增长与技术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又如刘和东利用类似的方法采取了不同时间段的数据研究了技术市场发展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并进一步引申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然而他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家层次,我们从区域层次对技术市场扩散的研究可以说较好的填补了空白,研究方法上也通过面板数据增加了鲁棒性。
2模型、变量与数据
我们采用2001—2005年北京市技术市场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生产率(除北京外,不包括西藏以及港澳台)的面板数据,定量研究以北京市为源头的技术扩散对于我国各省市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首先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采用生产函数来进行增长的分解。假定生产函数符合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而且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那么一省市(自治区)在时间t分别对应产出(Yt)、使用劳动力(Lt)、实物资本(Kt)和知识资本(St)。根据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得,其中、JB、Y分别是生产函数中劳动力、实物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产出弹性。产出弹性的概念即表示要素如实物资本和劳动力增长一个单位能够带来产出增长的幅度。
借鉴Coe和Helpman的贸易溢出计量模型S分别表示本国的知识资本和国外的知识溢出。我们认为对于国内每一省市自治区(作为开放的经济体)来说,技术进步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本省市的研发投入,来自北京市的技术扩散,来自国内其它省市的技术扩散和来自国外的技术扩散。
可见。知识资本主要取决于以上四个方面的技术来源。在Coe和Helpman模型的基础上就可以直接导出了下面的生产函数模型:
令y=Y/L,k=K/L分别表示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如果设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达到规模报酬不变,由研发投入和外部技术扩散形成递增的规模收益的话,则有a1+a2=1,方程两边同时除去劳动力L原始模型转化为:
方程两边取对数得到回归模型①:
根据窦丽琛和曾刚的描述,空间距离和扩散双方的位势(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能力等)是影响扩散效果的两个重要因素。为了进一步弄清以北京为源头的技术市场扩散规律,我们选择了东中西部的划分、研发水平高低、距离远近和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四个因素对全国的各省市进行划分,进而研究北京对其他地区的技术扩散是否受这些因素影响而存在效果差异。
研究方法的处理为在模型①的基础上引入(0,1)虚拟变量,将虚拟变量与表征来自北京技术扩散的变量进行复合,通过该复合变量的系数确定因素的相对影响效果。比如如果将全国各省市区分为东中西部三组,那么采用两个虚拟变量(1,0)和(0,1)表示东部和中部并与北京技术扩散变量复合,两个复合变量回归得到的系数分别表示东部和中部相对于西部的影响效果差异。于是可以导致如下四个含虚拟变量的回归模型分别表示四个因素的影响:
模型②
变量的测度上我们选用各地区人均GDP表示生产率,人均资本存量由各地区资本存量与劳动人口的比值得到。关于资本存量的计算,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对样本省份的资本存量进行估计,但是折旧的处理与其有所不同,我们没有选择普遍采用的折旧率假设的做法,而是直接选取了GDP分解项中固定资产折旧的数据来表示资本的折旧项。即资本存量的估算可以写作:
基于张军所述,对当年投资I这一变量,我们采用固定资本形成额这一指标,并利用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投资I和折旧D都折算成2000年价格表示的实际值。而对基年2000年的资本存量K的估计,我们直接采用张军推算得到的用2000年价格表示的初始资本存量。各地区的研发活动情况由内部研发投人总额(即R&D投人)表示。限于数据,以北京市流入其它省市的技术合同金额来表示北京市向其他省市的技术扩散S。同样,通过从各省市技术市场技术引进合同的总金额中剔除出北京市的技术合同金额来表示除北京外其它省市对于该地区的技术扩散S,采用国外技术合同引进表示国外对于该地区的技术扩散S。选择采用合同金额而不是合同数,是因为各项合同的对于该地区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价值存在很大差异,合同金额是实际扩散效果更好的反映。
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计算采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于2002—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而研发投入的数据SRD来源于2002—2006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省市的技术合同引进额和国外技术合同引进额也来自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北京市技术合同引进额数据来源于北京市技术市场办公室2001—2005年技术流向的统计。
3结果与分析
由于既有各个省市的截面数据,又有从2001~~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因此我们采用计量经济学通常采用的面板数据回归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由于各个省市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所以回归模型的截距项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而由于数据覆盖了全国几乎所有省市的整体,通常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所有的回归数据中都排除了北京市的数据,选取了其它29个省市(不包括西藏以及港澳台)的样本数据。回归采用的是广义最小二乘方法,固定效应的截距项结果略去,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资本存量是生产率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其推动作用的程度达到了50—70%的水平。而各省市区本地研发的生产率推动作用也非常显著,基本达到了20~30%的水平,是除资本存量之外对于生产率增长最大的推动力。以北京为源头技术扩散对于各个省市的生产率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在模型①中北京市技术扩散的推动作用达到了0.05的水平,还高于其它各个省市区的扩散对于生产率的推动力。
我们对于全国的29个省市区按照地域、研发水平、与北京距离和技术市场活跃程度进行了划分。研究结果显示,东中西的划分、研发水平的差距、与北京距离的远近确实对于吸收北京技术扩散的成果并推动生产率增长造成了影响。相对于西部省市区,北京市技术扩散对于东部省市区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推动作用。相对于高研发水平省市区,北京市技术扩散对于低研发水平省市区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推动作用。相对于距离北京较远的省市区,北京市技术扩散对于距离北京较近的省市区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推动作用。而技术市场的活跃程度对于北京市技术扩散的生产率效应没有明显的作用。
4结论
本文通过定量研究的结果肯定了北京市作为全国科技文化中心,对于全国其它省市的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确存在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同时通过对于扩散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北京市如何实现更好的技术扩散效果提出了启示:由于北京市技术扩散的效果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对于那些技术扩散产出效应更低的区域投入更多的关注,实现以北京地区为源头的技术更高的扩散效率。而且也应该因地制宜,考虑不同类型的扩散方式,以适应不同区域的技术水平、吸收能力的现状和区域自身特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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