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鲍曼视角来看，后现代幸福观以享受即时性的幸福、不认可长远规划、长远利益或打算、不将幸福延迟享受等为征，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和求新求异等标志。在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现代教育者角色定位发生了‘改变，现代教育临困境．遭遇来自后现代幸福观的种种挑战。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1925一)是当今著名的波兰犹太裔英国社会学家，其理论以擅长研究后现代社会学而闻名。鲍曼认为，目前我们正处于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也即经历着具有后现代特征的现代社会。它具有多变性、流动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等等特征生活在具有后现代特征的现代社会里，人们的幸福观发生了改变，然而，现代教育却以其固着的稳定性特征表现出改变进程的缓慢，难以跟上时代观念的步伐。在这样的情况下，后现代幸福观对现代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挑战。

　　一、“后现代幸福观”阐释

　　鲍曼对后现代幸福观的解释，融入在对前现代和现代的幸福观的重新诠释和批判中。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幸福观崇尚即时享受，不延迟享乐，不为了将来不确定的幸福而牺牲现在的幸福，后现代的幸福观对财富的缓慢累积不再热烈，而崇尚即时消费：钱财只有用了才是自己的。攒积或囤积金钱在不确定的后现代消费化社会里是不理智之举，那样的人既不可能体验眼前每一次唾手可得的即时幸福，也不可能会拥有最终的幸福(他本人所期望的长久幸福)。后现代幸福观呈现的是一种追求“深度精神幸福”的终结，“即时享乐型幸福”的兴起。

　　后现代性的现代社会里，人我之间交往的浅层次性、表面性，以网络化社会为表征而成为一种新型的人际交往模式。以此，人们开始了认同一次性、即时了结、不拖泥带水，也即无须负任何责任、不会给后继生活带来任何麻烦的幸福观。鲍曼提到，“冲浪”是一个新流行的词汇，它准确地抓住了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新世界的新精神状况。在冲浪中，冲浪者同物质的联系仅仅是表面的，就如同一条小毛虫爬过就足以擦去溅在你身体上的少许水珠一样。在后现代性社会里，人们害怕的是黏性物质，对黏液的占有是有害的，恰恰是在我相信我拥有了它这样的时刻，它也拥有了我，我不再是控制占有进程的主人。这隐喻着后现代人际关系浅层次交往的特性和趋势。人我之间浅层次性、一次性的交往方式减少了人们对所需负的无限责任的担忧。这样，在现今的幸福观看来，各种深度似乎都显得是危险的，表面成为了唯一相对安全的地方。这种新型的表面关系，也即人们之间的网络式交往关系，显示出电子网络信息为人们创造了一种不联系或相互隔离的状态。今天的社会，真正强调的恰恰是人际联系纽带的易断性(人们之间纽带的断裂和它们的联结一样容易)。占有和存在在当前人们所理解的幸福生活中并不十分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使用——立即使用、当场使用、享受之后就没有了的使用、欢乐一结束就会得以终止的使用。

　　目前，在日本社会里出现了具有一定数量的自由职业青年，他们拒绝拥有固定而稳定的、可靠的职业生活，认为这样能够避免稳定的工作所带来的羞辱性的指责，他们否定稳定性和长期性。自由职业者(根据不同的估计，这种人在日本年轻人中大约有170—340万)宁愿随意地选择短暂的、临时的和瞬间的工作，他们宁愿去挣零钱。长期投资——不管是在物质财富方面，还是在生活伴侣方面——都被避免了。在当前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描绘中，暴富比稳定的利润更引人注目。世界每天都充斥着一夜之间就腰缠万贯的新闻——凭借幸运的偶然事件(如炒股、买彩票、电视节目中大奖等)。一次走运或一次灵感，而不是通过长期艰苦的工作和有计划的努力，愈来愈多的人轻易就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功，但这从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成功的脆弱性和短暂性。这个世界已经把创业的意义改变得面目全非了，在这个不稳定的世界中，正如鲍曼所提到的，真正的“创业者”不会考虑按部就班地创建一个“企业”，不会像建造一座房屋那样自始至终地“选择最不容易腐烂的材料”；相反，他们会考虑，在信用被取消和信用到期之前，能否把利润据为己有
这种典型的后现代幸福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赞同人际的浅层次交往，以免负责任；不把长期稳定的工作当做是一种幸福，反而认可随时可以开始，随时又可以被解雇的零散工作，否定长期性和稳定性；崇尚迅速致富，不再认可获取成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价值观；人们不再把踏实和诚信作为创业的座右铭，而是在信用上抢时间、打时间战。

　　二、遭遇后现代特性的现代教育

　　1．现代教育者角色定位的转变

　　鲍曼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长期以来对现实社会的教育问题也较为关注。早在华沙时期，他就一直很关心“科层制下青年一代的道德教育、大众行为与生活态度、党内管理与社会管理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问题”。2O世纪60年代，作为华沙大学的社会学教师，鲍曼就已经以英文写作的方式，发表了一些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如《对当代教育问题的三点评论》(1966)，《当代教育问题的一些问题》(1967)。在《对当代教育问题的三点评论》一文中，鲍曼给出了一个警醒式的提示：依附在国家意识形态上的道德教育，传授给学生们的是一元化的正统思想与道德观，然而，学生们进入了社会之后却发现多元的价值观与学校的一元论相冲突。鲍曼因而谴责“波兰的学校没有使年轻人作好准备去应付工业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邶。其次，鲍曼还论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学校教师如何帮助民众适应工业社会的复杂性的问题。最后，鲍曼提到“每个年轻人都应该对这样的事实有所准备，即他的一生由一系列决定和选择构成，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没有任何神圣的天意和历史的必然性，能使他摆脱对自己行为的责任”。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鲍曼认为具有知识分子身份的教育者，他们应负有热衷于教育民众的重任，帮助民众学会自我管理的技巧，学校教师有责任去传播他们的影响，并能积极地聚合社会的各种力量。

　　鲍曼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知识分子应该致力于了解青年一代的人生观及其他们的当代个性特征，并以知识分子自身所具有的力量去影响和改变青年一代，使他们变得更好，以至于最终会有这样一个“新人”出现——有社区公民感、友善、充满信心、值得信任，并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感，不怀疑他人，没有羞辱式的顺从的年轻一代。鲍曼认为：“如果我们不是寄托于在年轻一代那里寻求改变，那么我们如何指望，产生并发展出新的后改革(post—transforma—tion)社会是可能的呢?”

　　在贝尔哈兹看来，鲍曼传递的信息主要是知识分子(包括教育者)的角色问题，知识分子应该充分地解释有什么东西可以评价我们的环境，批判具有破坏性的东西。这表明，在具有后现代特性的社会里，现代教育者所具有的只是阐释者的角色，而不是立法者的身份了。在此情境下，现代教育者所能向学生作出的只是阐释某种东西的有害性，但却不能站在立法者身份的立场来禁令学生的行为。

　　2．应对不确定性世界，现代教育面临困境

　　迪尔登(R．F．Dearden)曾经提到，人们的某个追求实然就是人们的幸福。这实际上转换成了幸福有多重要的问题。学生有效学习的产生，幸福感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不幸福、不快乐的儿童将不能学到真正有价值的知识。

　　然而，鲍曼提醒我们，在具有无穷大容量的网络化信息时代，知识被界定为如同丢弃垃圾一样的容易，目前我们所处的现代性社会是具有流动性的(即后现代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那种具有确定性传统的现代性成为流体而变得模糊了。当人们聚敛财富达到一种饱和状态时。聚敛物的增加就不再成为财富的象征，反而会变成令人不快的东西。那时，每一样过剩的东西都必然地会被抛弃，这同样也包括知识在内。这种状况对教育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根据鲍曼的观点，人，卓越超群的学习动物，如果抛弃了传统的价值观，就会很难再继续依赖以往所获得的学习经验去行动。那么，一个人怎样能够为了不确定的流动的现代性而作准备呢?对于儿童的未来生活，我们应该怎样和应该教给他们什么，以至于他们能够继续很好地生活下去呢？面对后现代信息化社会，知识的产生与获得都是相对容易的，那什么样的知识和怎样获取知识的方式能让学生感到幸福，并能使学生能够通过获取知识从而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幸福呢?鲍曼所提出的这一系列现代教育如何应对不确定性世界的问题，正是后现代幸福观对现代教育所提出的挑战。

　　三、后现代幸福观对现代教育的种种挑战

　　后现代幸福观是在具有不确定性、流动性的现代社会中产生的，它以必然的趋势向以固定性为特征的现代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后现代幸福观对现代教育影响力的挑战

　　如前所述，现代教育者立法者身份的消失，而似显力弱的阐释者身份的凸显，在具有后现代性特征的现代性社会，使得学校教育在面对后现代幸福观时，其教育影响作用也相应变得软弱无力。尤其在对人们的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方面，学校教育的力量甚至有面临着落在公共媒介力量后面的危机趋势。后现代幸福观愈来愈多的是被媒体的力量所传播着，如互联网、电视、电影、广播、各种铺天盖地的广告等等。按照目前的现实观之，教育在此方面的作用与力量正逐渐让位于消费社会里的媒体力量，学校里教师对学生进行思想观念教育的影响力正在日渐式微，学校的教育功能在某些方面走向了下坡路，日益受到媒体作用的威胁。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方面的影响力上，媒体有代替学校而履行教育人们的功效，在后现代信息化消费社会，伊里奇的“非学校化社会”以新的形式扩散着。

　　2．后现代幸福观对现代理性教育的挑战

　　现代理性教育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已经持续了几百年，鲍曼认为，现代性发挥作用的关键机制是规训，在这一工作伦理下，人们高度顺从而没有思想，人们为现代性所付出的是以自由为代价而换取安全感。然而，时至今日，现代性的维持机制已被削弱，矛盾态度占据着各个角落一。

　　这种状况正如卡尔(WilfredCart)所指出的，后现代的出现是对自启蒙时代以来所创下的现代理性教育理想、教育价值与教育目的的挑战，它让启蒙时代的传统教育处于危机之中，并让教育理论者与研究者们面临着抉择的场面：或者干脆彻底抛弃自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理性教育理想，或者继承和发扬它。杜威曾经提到，启蒙时代公众能够轻而易举地信任，通过消除无知和迷信(它们是使得人类处于奴隶状态的根源，是苛政的支柱)，先进的科学将能够产生自由的体制，然而，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再有这种可能出现了。

　　面对当前后现代主义对教育价值及教育理想所提出的挑战，卡尔(WilfredCarr)反思了人们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就已经产生的“现代性”这个概念的信任。他认为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现代性”现在成为了一个被批判与引起注意的焦点，结果，启蒙运动许诺的自由教育价值正在被消解。后现代性概念的含糊性是众所周知的，但在现代性概念之中却含有这样一个非常能够说服人的观点：真正重要的不是它证明或显示了一个新的社会现实，而是它表明了一种新的对待社会现实的态度。现代理性教育教给学生的只能是启蒙时代的幸福理想，而面对后现代社会里出现的新型幸福观，却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无所适从。

　　3．后现代幸福观对具有风险性未来教育理想的挑战

　　人类的命运总是存在于未来。然而，人类的命运“一旦被流放到了未来，它注定是永远停留在那里。幸福注定依旧是一个假设和一个期待：它的实现总是离现实有一定距离的那个诺言。事实上，恰恰是幸福的这种位置，敏锐地解释了‘前’与‘后’的现代区别，导致了对‘所谓的’合法事物的责难和怨恨，导致了对‘未来’事物的兴趣”_l”。鲍曼的这一观点提醒我们看到，现代教育理想的未来同样也是具有风险性的。它曾经告诉我们为了将来的幸福，学生时代吃苦是值得的，然而，“这使得对幸福的追求成为了一种难以实现的、有时令人不安的、通常令人痛心的任务。它导致了永恒的风险。它涉及了抵押未来，承担了大量的责任，并面临着为这种责任付出沉重代价的前景”。

　　后现代性社会的现实状况表明，我们越来越不关心未来将给人类带来的幸福；对使我们获得幸福的科技进步，也越来越有更多的人持保留态度。“我们不再相信，未来是前所未闻的幸福的仓库，未来的幸福能使目前的欢乐相形见绌。我们不再确信，变化绝对是一件好事，或‘更好’是‘未来’的同义词。幸福已使自身失了业”。按照鲍曼的观点，未来是失控的，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进行长期规划了，所有的这一切使得人们在全新的背景下追求幸福。如果人们拥有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学习和工作呢?为什么还要使自身更加紧张呢?在这种观念之下，具有风险性的未来教育理想也同样地被消解了。